10年前，我的学生为我出版论文集，问我起什么名字好，我想了好久，就叫《我的教育探索》吧。我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教育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虽然多次提到要认识教育规律，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但是有哪些教育规律，至今并不明确。我几十年来好像在大海中游泳，有时隐约地看到前面有陆地，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但游到跟前一看，原来还是在老地方；有时又好像在森林中漫步，总想找一条捷径走出森林，但总是在里面打圈圈，走不出来。”一晃又过了10年，我似乎仍在森林中打圈圈，不知道出路何在！

我的教育生涯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结束以前27年，是一个教书匠的生涯，除了在大学学习7年外，就是在中学和大学教书。也发表过几篇小文章，主要是1958—1962年间在北师大附中做教导处副主任、负责班主任工作时遇到了问题有感而发的，如《从理论联系实际谈起》《纪律教育中的严格要求》《表扬与批判》等，说不上是论文。但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在中学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1958年“教育大革命”时期，我在师大附中开展九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等教改实验，做了许多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我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出现过许多失误，这都是我的反面经验。但同时我听了许多优秀教师的课，和许多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共同工作，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都是我后来从事教育研究的资本。“**”十年挨批判，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虽然心情不舒畅，但也使我了解了工人、农民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财富。

另一部分是“**”结束以后至今3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开始尝试着研究一些教育问题，发表了一些见解。但仍然只能说是对教育问题的探索，说不上是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什么思想体系。那么，这几十年来我探索了哪些问题呢？其实我并无计划，只是想到什么问题就摸索一番，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过后就掷掉了；过几天又遇到另外一些问题，我又尝试着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总之，越探索觉得问题越多，虽然发表了一些看法，但哪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作是教育的杂家，而不是专家，更不是什么教育理论家。最近，北京社科联要出版一套北京社科界同仁的文集丛书，我也忝列其中。虽然我的论文并无什么价值，而且多数已经发表，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捋一捋自己的思路，到底这几十年来探索了哪些问题。

1975年我在北师大担任教育革命组副组长兼文科组组长，“**”后改为文科处处长，1979年又任教育系主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以后拨乱反正，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压在教育战线上的两座大山》，发表在1977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当时不流行个人署名，所以署名为教育革命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实行改革开放。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两个重要论断：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二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一年我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陈元晖等召开的一些座谈会，讨论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的本质问题，使我的思想得以解放。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这本来也没有错，脱离政治的教育是不存在的。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的政治路线，教育就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那么，怎样从理论上来说明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如何服务？总应该从学理上有一个说法。我在研究教育发展史的时候发现，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先有小学，再有中学，然后才有大学。事实恰恰相反，先有大学，然后才有中学和小学。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学校是产生在中世纪的大学，那是少数学者聚集起来探讨学术的地方。贵族子女主要是在家庭中接受教育，没有现代意义的小学和中学。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为适应第三阶级的兴起出现了行会学校和中学。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大工业机器生产需要有一定文化的工人，再加上工人阶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斗争，于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普及义务教育，这个时候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小学。经过几十年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制度才得以建立。因此，可以说，现代教育制度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由于现代教育制度是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生和发展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摆脱了古代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状况，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这就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百科知识》1981年第5期）、《现代生产对教育提出的要求》（《红旗》1980年第19期）两篇文章的缘由。

“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这个论断似乎被大家接受了。但人们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这个观点却长期有争议。有些同志批评这个观点缺乏阶级性，他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是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不能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直到1992年还有一所大学的杂志批判我这个观点。但是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提到的生产劳动必须与教育相结合，培养体脑结合全面发展的人的论断是指关系到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并非只指社会主义的教育。

80年代我探索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发展问题。早在1958年我就翻译过苏联赞科夫《论教育与发展的问题》的论文，对学生如何在教育过程中发展的问题一直很关注。1980年我在编写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科书时，就把促进学生发展的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同时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主体”的论断，文章发表在《江苏教育》1981年第9期上。这个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教育界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反对者的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是主体，学生只能是教育的对象，是教师教育的客体。

第二种意见认为教师要起主导作用。从教育过程看，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学生只能是学习的主体。

第三种意见从哲学方面来论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在同一个事物中只能有一对主要矛盾，在一对矛盾中只能有一个主要方面。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这对矛盾中，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学过程中不能有两个主体。

为此，我在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发表了《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文，阐述了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互为主体、互为客体的辩证关系，阐明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不是矛盾的，相反，教师的主导作用恰恰在于启发学生的主体性。时至今日，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作用的提法似乎已经被广大教师接受了，而且主体性教育实验也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1964年我被师大党委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并负责筹备中宣部主办的《外国教育动态》杂志，于是我与外国教育、比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向苏联学习”一面倒的政策，除了介绍苏联教育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研究外国，要知己知彼。于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若干大学成立了约40个研究外国的机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美国经济四个研究室，1965年合并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由当时的党委副书记谢芳春任所长，我和另一个教师任副所长。《外国教育动态》在中宣部教育处领导下筹备了半年，出版了两期试刊，1965年夏天正式出版，但只出了3期就遇上“**”，被迫停办。1974年我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会议期间了解到各国教育发展的情况，参观了巴黎大学等学校，深感我国与外国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我最先想到的是要恢复《外国教育动态》这本杂志，于是1979年秋天我给当时负责教育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写信，希望恢复这本杂志，并能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没有想到方毅副总理很快就批准了。1980年就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我一直担任主编至今。

1980年教育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专家华裔教授胡昌度来北师大讲学，教育部组织了10所大学的教师来听讲进修。我作为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负责组织了这次教师进修班，同时也同堂听课，学习比较教育理论。三个月进修班学习结束后我们就开始编教材。经过两年的努力，在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王承绪、朱勃等教授指导下，新中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于198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9年我开始招收比较教育硕士研究生，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担任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理事长。从此，比较教育就成了我的第一专业。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我大概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应该对世界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特别是战后的教育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脉络，吸取他们的经验。于是我在制定教育科学“六五”规划时提议把“战后教育研究”列为国家重点课题。我的意见得到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我就负责苏联战后教育研究。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以苏联为师，介绍学习了许多苏联教育的经验，但是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对苏联教育开始持批判的态度，并未真正客观地研究过苏联教育的发展和经验。这项研究持续了7年，其成果就是《战后苏联教育研究》一书，出书的时候正值苏联解体，该书刚好为苏联70多年的教育画上了一个句号。该书1994年获得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二，不断捕捉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动向。我写了多篇类似的文章，如《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世界教育发展的新形势》（1987年）、《90年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展望》（《中国教育报》1990年3月24日）、《高等教育改革的国际动向》（《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1999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

第三，关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我认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还比较年轻，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忙于介绍外国教育的经验，顾不上学科建设的问题。但到90年代，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比较教育界的重视。于是我在1986年比较教育研究会第五次学术年会上发言——《谈谈我国比较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990年在比较教育研究会第六次学术年会上做了一个报告，题为《比较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两次会议都提到：一是比较教育要改变以往的研究重点，将单纯研究外国教育转移到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外教育的比较上；二是拓宽研究领域，不能只限于研究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至少对我们临近的、国情相似的几个亚洲国家的教育要有突破性的研究；三是加强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特别是方法论的研究；四是加强比较教育队伍建设，包括研究生的培养。

第四，提出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我在研究各国教育的时候发现，过去我们在研究中分析影响教育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较多，分析影响教育的文化因素较少，而各国教育制度和事实单单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分析仍难以理解。例如，美国、法国、德国等都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他们的教育制度和处理教育事实的方法又大不相同；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的教育传统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于是我觉得应该把教育放在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教育科学“八五”“九五”规划时，我都选择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作为研究课题。经过团队的努力，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一书中，该书199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提倡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我又写了《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一文（《比较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1979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我是当时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因此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特别关注。当然，教育学实际上从它产生之日起主要也是研究儿童的教育。基础教育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素质教育和教育公平问题。关于素质教育，这个问题的起因说来话长，早在50年代后期，由于中等教育的较快发展，出现过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升入高等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8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许多学校把升学率作为成绩的指标，忽视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这种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老教育家叶圣陶就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我呼吁》，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的问题，结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为此，1989年国家教委在张承先、王明达同志主持下成立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对策小组”，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当时还组成了一个调查班子，准备做系列调查研究并提出对策，由于特殊原因，只写了一篇文章即草草收兵，未有结果。关于教育公平问题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本来素质教育与教育公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引起了教育的竞争。大家都争着考大学，而为了能考上大学，就要争上重点中学；为了能上重点中学，就要选择重点小学。层层竞争，越演越烈，素质教育就难以推行。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写了多篇文章，如《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育思想的转变》（《教育研究》1986年第4期）、《提高民族素质，迎接21世纪挑战》（《中国教育学刊》1996年第6期）、《漫谈教育现代化与素质教育》（《中国教育学刊》1998年第3期）、《教育公平与素质教育》（《教育发展研究》2002年第1期）等。

教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我觉得要想成为一名好教师，就要学习教育理论，懂得一点教育规律；同时对教育要有点悟性和创造性，要热爱孩子，理解孩子，因材施教。要想上好一堂课不仅要熟悉教材，还要研究学生，针对不同的对象、场合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法。我对教育教学没有深入的研究，只是凭我在中小学工作几年的经验，有一点点体会，因而写了一些教育随笔性的小文章，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只有了解学生，才能教育学生》《只有尊重学生，才能要求学生》《我赞成“愉快教育”》等，均收入《杂草集——顾明远教育随笔》一书中。近年又出版了一本《野花集》。

我特别强调要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我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巨大的教育力量。我特别反对教师不尊重学生，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的态度。为此，我认为现在不应该再评选“三好学生”。因为它不符合儿童成长的规律，不符合教育的规律，会伤害大部分学生。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争论。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写了《不要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杂草集》）、《我为什么呼吁废除“三好学生”的评选》《从“十佳少年”评审谈起》（《野花集》）等。

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提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问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但是，什么是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有什么标准？大家并不太清楚。这促使我探讨教育现代化的问题。要想弄清什么是教育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现代化。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在60年代的西方曾风靡一时。但西方现代化理论并不适用于我们中国。我提出了自己对现代化的看法。我认为：“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空前提高的历史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其目标是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于现代化是何时开始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冲破了神的束缚，人得到解放，从而使人类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工业革命开始，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为标志。我倾向第二种观点。因为文艺复兴固然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但它只是现代化开始的先兆，是思想准备阶段，只有产业革命把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起来，使大工业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小生产，人类认识、利用、控制自然的能力才有了空前的提高。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阶段。有人说是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现代化。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但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因而教育现代化在我国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社会现代化首先包括人的现代化。怎样理解教育现代化？我认为，就是指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很广泛，包括教育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教育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教育方法的现代化、教育管理的现代化等。但我认为，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转化的是教育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因此，我并不关心现代化的硬件指标，我最关心的是现代教育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对于这个问题我探索了许多年，写过多篇文章，最近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一文中总结了八个特征，即：（1）受教育者的广泛性和平等性；（2）教育的终身性和全时空性；（3）教育的生产性和社会性；（4）教育的个性性和创造性；（5）教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6）教育的信息性和创新性；（7）教育的国际性和开放性；（8）教育的科学性和法制性。这种概括是否科学和全面，需要研究者来讨论。

我长期在师范大学工作，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系主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文科处处长、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又担任过几届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所以对师范教育特别关注。我认为办好学校、培养学生，归根到底要落到课堂上。因此，教师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办教育必须重视师范教育。我在这方面写的文章多一些，如《加强师范教育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教育研究》1982年第11期）、《论教师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光明日报》1989年4月12日）等。

为了培养优质教师，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师范教育必须改革。在师范教育界，长期存在着师范性和学术性之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仍在争论之中。我认为师范性和学术性是不矛盾的。一名优秀的教师要掌握所教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知识和发展前沿，同时要懂得教育规律，具有教育能力。因此，师范性本身就包含着学术性。近几十年来，教师专业化的呼声很高。什么是教师的专业化？师范教育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化？师范教育如何改革？这是从事师范教育的工作者应该回答的问题。我也曾经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为此，在不同的时期发表了多篇文章，如《论高等师范教育的改革》（《教育科学》1988年第1期）、《师范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改革方向》（《光明日报》1997年9月12日）、《师范教育的传统与变革》（《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等。这几年我又感到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所谓在教师教育转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又写了《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反思》（《教师教育研究》2006年第6期）和《谈谈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和走向》（《求是》2008年第7期）两篇文章。

教师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的职业。世界著名教育家把教师职业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应该受到全社会尊敬。我在1985年曾和教育工会方明等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出倡议书，呼吁全社会都来尊重教师。但是，教师要想得到社会尊重，教师本身就要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和业务水平。所以，1989年我曾在《瞭望周刊》杂志上撰文《必须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1989年第22～23期）。为了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我们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议设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该学位于1996年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7年开始招生。我开始担任教育硕士专业专家组组长，后又担任教育硕士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我写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一文。

由于我长期在大学工作，1984年开始担任北京师大副校长，1987年又兼任研究生院院长，所以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很关心，也探讨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些文章，如《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我国高教改革》（《高等教育研究》1983年第2期）、《试论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特点》（《高等教育学报》1985年第1期）、《大学的理想和市场经济》（《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等。1994年发生这样一件事，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校研究生竟然做出砸玻璃、扔瓶子等不文明行为，使我感到有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必要。于是我写了《亟需加强研究生的人文科学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5年第4期）、《人文科学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4期）。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我在研究比较教育时总感到离开了一国的文化传统，很难理解他们的教育。所以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萌发了研究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同时，我深感我国教育现代化受到许多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优秀的传统是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陈旧落后的东西，影响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例如，前面讲到的素质教育的推行就遇到许多陈旧观念的阻挠。因此，在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候，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吸收外来文化，是值得在理论上深入研究的问题。1987年我写了《教育的传统与变革》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7年第4期上。同时，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

90年代初我就酝酿着写一本《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但是我对中国文化不熟悉，我的文化底蕴很差，写这样的书真是自不量力。但总觉得应该写这样的书，把影响中国教育的传统文化因素梳理一下。于是我开始学习，阅读一些文化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著作，收集资料，边学习边写作，经过十年的努力，在2004年才完成。该书只是通俗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教育受到哪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展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统的途径。

新世纪我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攻关课题《学习型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是十六大提出的任务，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是最早接触到“终身教育”这个概念的中国学者之一。1974年我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当时就见到“终身教育”的文件，但对终身教育并不理解，直到“**”结束以后，读到《学会生存》一书，同时在研究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时，才感受到它的深刻含义。2003年我写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一文，发表在《求是》2003年第4期上。最近，作为攻关课题的成果，又写了《终身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一文。

以上就是我一生探索教育的历程。从上面简要的介绍可以看出，我确确实实探讨了许多问题，但都没有深入地研究，更谈不上在理论上有什么建树。为了出这本自选集，我就对自己做以上的介绍，以求得同仁的指教。

2008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