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于光远、童大林、吴明瑜、张健、敢峰、王通讯等我们几个人一个小组，在学习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指示的时候，谈起人才学的问题，觉得应该建立一门人才学，来研究人才的发现、培养、发展、使用、管理等问题，促进我国人才队伍的建设。为此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人才学与教育学》，发表在《人民教育》1980年第4期上。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1年中国人才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挂靠在人事部。我参加过这个研究会，后来因为该研究会主要研究人才的使用、管理、政策等问题，讨论教育培养的问题较少，我就没有再参加了。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才，基础教育是为人才成长打基础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对他最有影响的是两个时期：一是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的六年，二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几年。可见，中小学对人才培养很重要。

大约是1994年，我忽然接到缪进鸿教授的来信，他说他退休后正在研究人才问题。他说，中国历史上人才最多的地区是太湖地区，英国苏格兰地区也出了许多人才。他问我能不能把这两个地区的人才比较一下，建立比较人才学。在这以前，他先后问过我国比较教育和科举史的老前辈王承绪先生和何炳棣先生，他们两位都说，这两者不能比较。于是，他又写信问我，我觉得，虽然不能一一对应比较，但是把这两个地区的历史、环境与人才辈出的关系弄清楚，找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极为有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

缪进鸿教授和我是同龄人。1951—1981年他在浙江大学任教，后来任浙江省高教局领导，退休以后有感于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开始从事比较人才学的研究。他从90年代初开始就对我国太湖地区和英国苏格兰地区300年来的杰出人物做比较，因为这两个地域都是这两个国家人才辈出的地方，后来又扩大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研究。他收集了大量史料，阅读了上千名中外各类杰出人物在百科全书上的有关条目，如他们的传记、年谱、回忆录等资料；归纳、设计出25个中外杰出人物群体，如思想家与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数学家、科学家、地学家与探险家、旅行家、医学家、农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与发明家、教育思想家与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与考古学家、音乐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建立了有300多项参数的数据库；归纳出大约100个需要和可以相互比较的项目；分析了影响杰出人物成长的各种因素，研究了杰出人物成长的经历，探索了人才成长的轨迹。他把这些材料寄给我。我看了以后非常惊讶。在学术界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研究过。我觉得他的研究方法很科学，收集的数据十分详细，这些材料很珍贵，整理归纳后可以汇成专著。后来他与他的助手编撰成两套丛书，一套是“中外杰出人物主题阅读丛书”，另一套是“中外杰出人物群体比较研究丛书”。前者是科普读物，主要由他的助手执笔，以面向中学生为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共有六册，分别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古英杰多磨难》《有志者事竟成》《贵在持之以恒》《勤奋是成功之母》《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后者属于学术专著性质，也是六册，分别是《人杰地灵？！——论美国等国人才辈出及近代中国数学落后的原因》《犹太民族之谜——启蒙运动以来犹太民族的人才辈出及其原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中外杰出人物的兴趣爱好比较》《终生难忘的帮助——谁对杰出人物的一生帮助最大？》《自古英杰多磨难——26个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磨难比较研究》《矛盾与冲突——略论不同群体杰出人物遭遇的矛盾与冲突》。

我认为这项研究非常有意义。我们天天喊要培养杰出人才，不断寻求破解“钱学森之问”，但至今还没有人认真研究杰出人才是怎么成长的、人才自身需要什么素质、外部需要什么条件。缪进鸿教授的研究还是第一家，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项研究运用了科学的大数据方法，分析归纳了不同人物群体成长的过程和因素。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性的规律，但给人们一种启示：理想、信念、兴趣和毅力是成功之母。

这项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对学术研究者来说，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比较人才学运用了比较教育学和人才学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值得继续研究下去。

这项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对青少年有重要的榜样和教育作用。青少年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功总是属于有理想、有兴趣、勇于战胜困难的人的。

最后，我还想说，缪进鸿教授开展这项研究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他退休以后已经没有权力和财力，既没有研究机构帮助，也没有经费支持，只依靠几位年青学者的业余支持，以及自己投入全部精力开展研究。他曾经和我商量，能否在比较教育学科里建立一个分支队伍。但他在杭州、我在北京，我们两人的学历背景也不同，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建立一支队伍实不容易。我虽然支持他的研究，并且特别佩服他的这种执着精神，但却无力帮助，心里未免有几分惆怅。

过去我和缪进鸿教授并不是太熟，80年代他在浙大任教务处长，后来到浙江省高教局工作，我在北京师大任副校长；他是学工科的，我是学教育的，所以只是在高教会上遇到过。自从他研究比较人才学后，我们的联系就紧密起来。我虽然不研究人才学，但教育本质就是培养人才，所以很关心他的研究。他不断地把研究成果寄给我，使我受益匪浅。特别使我钦佩的是，已是耄耋之年，他还情系人才，执着地克服种种困难，开展这项前无古人的研究。因此，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我无论如何要写几句话，以表达我的心情。

2014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