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瑛手里拿着笔记本，站在社长面前不住地点头微笑。那种心有灵犀的样子在我酸楚的心上又抽了一鞭子。我离开社长家的窗前扭头就走，怎么也想不到她——这个我多年信任的朋友竟会落井下石。在我最困难、最盼望得到她帮助的时候，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使我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我想，要不是在这碰上了她，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甚至还对她满怀希望呢。
离开社长的家，我走上大街，只觉得阳光刺眼。
好久以来，天都没有这么晴朗了。五一节金灿灿的阳光穿透林荫，洒满大街小巷。盛开的丁香花，一树一树，湛蓝、绛紫、洁白……
我曾经多么热切地盼望着这个季节呀，五月的鲜花应该是友谊的象征。然而今天，我却凄苦地望着它，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三三俩俩的行人嘲弄似的围绕着我，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心里烦乱极了，被一种友谊突然受到践踏的复杂情感煎熬着。仿佛在污水里漫游多年，早已窒息得不堪一击，直到把那沉重、郁闷的心从胸膛里挖出去才好。我避开人群，意气用事般的专走曲径幽森之处，像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茫然地撞来撞去。
生活在微笑。然而健美的精神却像中午的太阳一样，先是烘烤着我，又渐渐离我远去。
我不相信那就是我所深知、所欣赏的好友阿瑛。我俩上中学时就比较要好，那以后她无形中亦步亦趋地跟随我。我俩都从学校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先后都调到团部工作，又都先后离开了兵团，而且又都回到我们原来一起读书的这个城市里。因此，基本上是前后脚地走着同样一条人生路。她小我四岁，个头没我高，肤色很白，清秀的脸上总是挂满稚气的笑容。一双眼睛不大，却很深邃，好像能看穿地球。人们说我比她端庄，也比她内向。虽然我俩不同之处较多，但彼此之间总能心照不宣。
十多年来，我俩之间友谊的花朵一直在我心头开放。愉快的日子里，我饱尝它的謦香；痛苦的时刻，也能看到它的笑脸。然而今天它却开败了，没有留下一丝芬芳，只剩下一颗遭受鞭打的灵魂在躯壳里颤抖。
我不由自主地沿着江滨公路径直走去。迷茫中，阿瑛好像就在前面。我奔到江边，看见她在微笑。那是冷酷的一笑，她好像和我素不相识。然而，我却认识你呀——你这洒满阳光的两双脚印，你这烙在水面上的一对身影，还有你这弥漫着笑语欢歌的紫丁香，你这记载我们讨论美学问题的秋雨春风……
我站在明媚的春光里，忽然觉得那脚印和那身影都在缩窄，渐渐由两人变成了一个人……自己竟如此孤寂和可怜起来，那不尽的思索和回忆伴着一江春水涌到眼前……
那是196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清晨，我在烈火中奋战整整一夜了。伤痛、疲劳、饥饿、寒冷，一起向我袭来。这场烈火已经烧掉了一个连队所有的房屋，我们团部增援扑火的队伍正在撤出。在撤出火场必经的沼泽地上，我无力地走在最后边。忽然发现前边不远处的水面上匍匐着一个人。我急忙走了过去，原来是阿瑛。我大声喊道：
“阿瑛！啊瑛！”没有回音。
我想：糟了。我不敢再想下去，可是粗粗察看了她一下，又不见伤痕。哦，我突然想到可能是她的心脏又出了毛病。一种急迫的心情顿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一下子就把她背了起来，蹚着没过大腿的冰水艰难地向路边走去。脚下的“塔头墩”时隐时现，球鞋早已脱落了，光脚踩去，不时滑下来陷进泥水里。比人还高一头的芦苇草在寒风中抖擞，遮挡着我的视线。看不见大道，但还能隐约听见召集人的哨子声时断时续。
必须赶快出去，我想，否则就有被丢落在荒野里的危险。阿瑛那微弱的呼吸声鼓励着我，我接连走了几十步，便再也挪不动脚步了。
我开始呼喊，可是声音太小了，又是逆风，几乎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声音。
忽然，她的右手从我的肩上垂了下来，我分明地看到她那被水浸泡得发白的手里还死死地捏着红色语录本。当时，这本小红书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我们虔诚地信仰着它。于是，我不由自主地默念着：
“下定决心……”
好像真的感到了一丝温暖和力量。借此力量，我又蹒跚着走了十几步。当这种纯朴、崇高的力量用完之后，我感到疲乏极了，但还企图往前走，哪怕一步也好。忽然，我的右脚踩在一把刀子上，好像是镰刀。接下来一阵剧痛使我的心缩紧了。我下意识地站在那里，心里默念着：“不能倒下！一定要把阿瑛背出去！”我这样命令自己。于是，我又想到了我们长征中的“雪山草地”。我真的觉得自己也像红军战士一样，于是咬紧牙，努力要走出这沼泽地。
可是，没走多远，我的两脚由剧烈疼痛变得麻木无力，深深陷进泥沼里，实在拔不出来了。我想，拔不出来也好，索性陷得再深一点、再结实一点吧。这样，也许我就能像一棵树一样立在水中，容易被人们发现了……
没过多久，忽然听到一阵纷乱的喊叫声：
“水里有人！”
“水里有人！”
……
“啊，我们得救了。”这个念头刚一产生，我就无力地瘫了下去，一片鲜红的血水从脚下涌了上来，在眼前闪过……
醒来之后，我已经躺在团部医院的**了。阿瑛见我终于睁开了眼睛，高兴得哭了起来。团政治处协理员也站在旁边，风趣地说道：
“阿瑛一哭，就更像个洋娃娃了。”说得阿瑛又笑了起来。
到兵团之后，我和阿瑛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她那削瘦的面颊稍微胖了一点，依然目光炯炯，配上那副紫檀色的细框眼镜，显得格外有神。说起话来，总是一脸的庄重。此时，我发现她的嘴角上神秘地笑纹里略添了一丝忧愁，和她16岁的年龄不太相称。我知道，那是在为她狱中的母亲担心。她父亲已经荣任市革委会主任，没有时间照料家，她的弟弟还在中学读书，因此不能不令人惦记。
协理员嘱咐了一些事情之后就走出了房间。这时阿瑛朝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然后高兴地告诉我说：
“首长刚才来过了，调我到宣传股报到后的第一个任务，你猜是什么？”
看她那高兴的样子，我想了想说：“让你回家？”
“才不呢，你再猜。”
我想了想，说：“是写剧本。”
“是护理你……”
“啊？这真太好了。可是，你的心脏？还有，你刚从连队调上来，要工作呀。”
“我那都是老毛病了，吃点药就好。这不，首长说护理你第一，我在医院也可以吃点药治治，但这是第二。”
我知道，阿瑛只要掰着手指头说到“第二”，就一定还有“第三”。果然，她又神气地说道：“第三，就是由我来采访报道你的事迹，因为是你救了我一命。”
好长时间没看到她那调皮的样子了，我为能重新和她在一起工作而感到高兴。但我忽然又想到了别的，便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当然愿意让你护理了，但是你却不能写我。因为我没什么可写的，不然……”我刚伸出手，不由得疼得我“哎呀”地喊叫了一声。
她急忙扶住我的胳膊说：“不能动，你两臂还有烧伤呢。”
原来，除了脚上的刀伤和腰椎扭伤，我的两臂还被火烧伤了。我躺在**不能动弹，一切活动都得靠阿瑛了。她虽然没有受伤，但过度劳累加上她心脏不好，使她非常虚弱。但是，她却忘记了自己，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我身上。
每次换药都像揭皮一样，使她搀扶我的手都颤抖了。她恳求医生：“轻一点”，“能再轻一点吗？”
医生只是对她笑一笑。她看这已是最轻的动作了，便不再言语。事后，她跑去找医生商量办法。
以后，每逢换药，她都千方百计转移我的注意力，不是给我念诗，就是唱歌、讲故事。那本我俩共有的《朗诵诗选》已经破损得换了几次书皮，她还像宝贝似的带在身边，一有空就念给我听，有时还让我和她一起背诵。就在那段时间，我俩背熟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还背了一些没发表过的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我们早就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了。在医院期间，只是时不时地背一段来鼓励自己，经常是我刚背头一句，她就接着背下去，于是我俩一阵“哈哈哈”大笑，疼痛也随之消散了许多。
阿瑛有很动听的嗓音，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她的故事多极了，有书本上的，也有生活中的。那次扑火也被她编成了美丽、动听的故事。那些人人都能讲的传统故事，一通过她的嘴，就被镀上了一层浓郁、鲜美的文学色彩，吸引得医生几次忘记了缠绷带。
我打趣道：“你这半年是不是光练嘴了？”
“才不是呢。”她不好意思起来，像以前一样，在我面前撒着娇，逗得医生和我都笑了起来。这种幸福感大大减轻了我的伤痛。
我俩之间从不说那种互相感激的话，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用尽心思报答我。面对她那异常聪敏的头脑，我简直不敢流露一点不适或倦意。
有一天夜里，她端着橘汁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奇怪地看着她。她说：
“你不是喊‘喝水’吗？”
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她几乎一刻也不离开我。只有一次，那是被我从烈火中救出来的两个孩子的父母来看我，临走，她送她们出门，一去竟待了两个小时。原来，这两个孩子的父母也被她列入采访提纲，她利用这个机会采访了他们，在她已经写好的我的事迹报道中又加上了一段。
终于伤愈能回机关工作了，而且政治处女“知青”只有我们俩，于是我俩就被安排在同一间寝室，真是高兴极了。只要我俩在屋，说笑声就在四壁之间碰撞，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那时我家住在市郊，我在城里读高中，住宿舍。阿瑛家住市委大院，她读初中。我俩刚刚认识不久，我们班是她们班的辅导班，我负责培养她入团。她妈妈是革命干部，有一次去她家，她妈妈看我比她成熟稳重，就让她认我为姐姐，并说如果以后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希望我能照顾她。
阿瑛的妈妈好像有什么先见之明一样，“文革”中阿瑛的父母果真都被打成反革命进了监狱。我顿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加重了，几乎每天都要抽时间去她家看看我能帮着做点什么。因此，我俩也就能经常在一起啃书本了。什么《政治经济学》、《列宁哲学笔记》、《中国文学史》、《鲁迅杂文集》、还有一些大学课本以及我小学二年级时买的《东周列国志》等等，都是那个时期我们反复读的书，反正弄到什么我俩就读什么。偶尔也能偷偷地借到一两本外国小说，像《红与黑》了、《简·爱》啦，于是便像发疯了一样躲到她家里去，我看一本，她看一本。只要两天两夜就能读完，因为说好了必须尽快归还。
我俩在一起时间长了，我便真成了她的姐姐。她因父母问题不能当红卫兵，我也跟着借了光，于是我俩都成了保守派组织“八八红卫团”的成员。直到她的爸爸因为揭发别人“有功”而被提前释放，后来还被“结合”进了革委会。否则，我俩根本就没有资格报名上兵团。
到兵团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俩拿着刚借到的《世界通史》从一位老同志家出来，她突然感到一阵心慌，便对我说：“我心慌得很，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我听了后先是一愣，接着也担心地反问道：“不会吧？可不要再出什么事儿了。”
果然，没过几天，我俩就收到了她妈妈的来信。她妈妈说自己身体不太好，虽然已经保外就医，但是哪都不能去，而且关于“叛徒”的问题还在审查中。信中说了很多感谢我照顾阿瑛的话，并说阿瑛还小，遇到什么事儿要多听听我的意见。
看完来信，我俩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心情十分沉重，好半天谁都没有讲一句话。
阿瑛他们宣传股办公室是团部“知青”经常聚集的地方。因为司令部和后勤部的“知青”们都不愿意到我们干部股办公室里来，说我们这的“人事”秘密太多。因此我们经常在宣传股争论问题，吵嚷不休，气得她们的股长直往外轰我们。
“算了算了，你们的问题啥时候能吵完？”
我们干部股股长的耳朵似乎特别的灵，每当这时候，他总是出现在走廊里对我们说：
“你们都到我们办公室来吧，我们今晚没有工作。”
只有这时候，大伙才会一窝蜂似的拥进来，继续争吵。当时争吵的问题面很广，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问题、辩证唯物主义问题、毛主席诗词里的美学问题，以及珍宝岛历史上的归属问题、苏修究竟能不能打我们，等等。我们的股长也常常参与辩论，但是作为军人，他和我们这些“知青”的看法难免不一致。对股长的观点别人都不好讲什么，参谋股的小徐他们常常偷偷地笑，只有阿瑛毫不胆怯地予以点破，弄得股长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未免难堪。
股长越是惧阿瑛，阿瑛就越不示弱。不仅如此，每当股长用一种莫名的眼光盯看我们女青年看时，她总要“哼”的一声，还做出一个鄙夷的鬼脸气他，逗得大伙“嘿嘿”直笑，我便担心地扯扯她的衣角。
一个节日的下午，阿瑛下连队采访还没有回来。我一个人从收发室拿到报纸，边看边上楼梯，一直往办公室走去。我不记得是怎样开的门，好像一切都很顺当、很平静。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刚一抬头时，忽然看到一个可怕的场面：在那张值班用的**，我们股长正拥抱着一个女青年……当时吓得我回头就跑。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心里很不平静。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好，心想：是不是应该向组织汇报？可是股长不承认怎么办？我拿不定主意，非常盼着阿瑛回来。
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一阵儿脚步声，开门一看，是政治处的秘书来找我。秘书也是现役，人很精明。他说组织要了解我最近的思想情况，好考虑对我的“纳新”问题。
那时还非常单纯的我，一想到当时的“整党”可以解决机关的风气问题，就高兴地把什么都说了，当然也说了白天见到的股长的问题。秘书听后先是故作吃惊，接着又故作镇静，然后又严肃地叮嘱我：
“事实真相还有待组织进一步了解，我代表组织要求你不许再对任何人讲！”
我答应了。可我不能不对阿瑛讲。
阿瑛回来听说后非常愤怒：“我早就看出你们股长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秘书也一样，都是一路货色。”
后来的事实证明，秘书果然和股长一样，两人互相包庇，都和那个急于返城的女青年发生过关系。
可是，我没想到股长的事儿很快就在机关青年中传开了，阿瑛得知后很得意，可是我却有点担心。果然，那以后不久我的“纳新”资格就被取消了，培养对象的名单里添上了阿瑛的名字。
阿瑛气得晚饭也没吃，手一甩就跑去找政治部主任讲理。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因此，我怕阿瑛把事情搞僵了，急忙去追她。政治部主任是阿瑛父亲战友的部下，曾受委托关照阿瑛。
我刚走到政治部门口，就听阿瑛在里边大声嚷道：
“做得不对就不能怕人说！再说，他们股长的事情是我传出去的，与她无关，为什么要取消她的入党资格？”
“怎么能说‘无关’呢？你不是听她讲的吗？”这是主任的声音，“何况原因也不只这一个，据说她还鼓动你争取上大学，这可是不安心边疆的表现啊。这事儿总有吧？”
“我个人也有这个想法，再说上大学又不是什么坏事儿？”
“好，你还小，我不和你争论。她的问题你就不要管了，而且据说她的政审外调材料至今也没有来，所以入党问题得放放再说了……”
听到这，我突然想起前几天阿瑛对我说，她到干部股找我时，我们股长正在看我的外调材料，怎么又说是没有来呢？我思索着，没听清后面的讲话，也打消了进去叫阿瑛的念头，转身走回宿舍。
不大会儿工夫，阿瑛回来了，两眼红红的，见面就说：
“姐，我对不起你！”
这是我第二次见她哭，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我。我忙拿毛巾给她擦脸，不让她再说下去。其实我为什么被取消“纳新”资格，原因不是很清楚吗！
这一夜，我俩谈了很多、很久，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仿佛看到一条缝隙，横亘在我们与我们多年来所向往、所热爱的社会之间，幼小的心灵上那个像万花筒一样万紫千红的生活画面模糊不清了。
因为无法入睡，我就拿出了还没写完的《向祖国致敬》一诗，把最后两段写完。这时，阿瑛走到我身后，提笔在后面又加了一段：
祖国——
您用乳汁把我们哺养，
您用枪支把我们武装。
是战斗的时候了，
请您调兵遣将！
“好，这几句针对性更强一些！”
“我真想手里能有一杆枪……”
夜很深了，我俩还都没有睡意。阿瑛突然感到孤单般的问我：
“姐，你能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那表情就跟四年前一样。那时她父母刚被红卫兵隔离审查，她家被查封，她弟弟又去了姥姥家，她就住到我家来了。
我家是普通教师家庭，生活比较简单。我妈妈怕她睡不惯硬板床，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块棉毯折叠成四层，放在阿瑛的新褥子底下。妈妈走后，我则把我铺的那条棉絮也铺到阿瑛的褥子底下，换出薄棉毯来我自己铺。阿瑛不肯，我说：“没关系，睡木板床对我的腰有好处。”
我俩重新躺下，躺在那张简陋的木板**，想着连日来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阿瑛不安地问我：“姐，你能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如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多，可是那情景还宛如昨天，宛如眼前一样真切。当时，我俩都觉得，什么人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被一种爱祖国、爱人民、爱理想的力量连接着，那是一种纯洁的、真挚无私的爱。那应该是不可征服的。
然而……
阿英文笔很好，在她父亲老战友的关怀下，不久就被调到师部宣传科去了。我也很快被派到一个基层学校。临走，股长挖苦地对我说：
“你在这干得不错嘛！到基层锻炼锻炼会更有发展。”
“我一定会好好干给你看看！”我不服气得这样想着。
果真，我在学校干出了成绩，使一个全校闻名的后进班变成了先进班，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普遍提高。这其中也有阿瑛的一份功劳。
因为师部离我们学校不远，比到团部还近呢。因此，那段时间阿瑛总想方设法到我们学校来。她很赞赏我的事业心，每次来也总能提出一些别具一格的好主意，而且带一些中学生喜欢的课外学习资料，让我发给学生，学生都很喜欢。有时阿瑛还帮我组织主题班会，而且，她总是那么兴致勃勃，简直有十二分的热情和干劲儿，对学生影响很大。
她一来，我俩还要抽空去划划船、游游泳。伴着碧波白帆和落日余晖，听她讲述师里的见闻。她那滔滔不绝的谈吐，使我分明地感觉到了一种新的思想脉搏、一束闪烁的火花在她的头脑里长大。看来，她正生活在很合适她的政治环境中，我为她高兴。
我们学校也很快在师里出了名，她又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采访。不用说，她对一切几乎都了如指掌。而且下笔千言，二三十页的“事迹材料”两天就弄出来了。但在几个具体问题上，我俩发生了争执。我说：
“阿瑛，这不是过于夸大我个人的作用了吗？”
“不能这么讲。党的领导不就是通过每个人的作用体现出来的吗？”
“可我总觉得‘拔’得太高了，调子还是低一点好。”
“低一点思想性就不强了，总得给人以启发呀。”
“可是，有些做法还仅仅是一种尝试，还需要……”
“那没关系，”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接了过去，“尝试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写这第一步。”
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她都不改变观点，并且对我说：
“教学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你这一炮打得好，有超前意识，因此必须站在新的高度上来认识才行。而且，如果没有新高度，那还有什么新闻性！”
阿瑛这些年越来越能说了，理论上总是一套一套的。我说不过她，也就只好作罢了。
刚过去不久，她又匆忙跑来。一见面就告诉我：
“姐，形势变了，首长说需要你们这块教育革命的样板在全师带个头。”
我已经听过广播了，并且对批判教学质量问题很有想法。便有点不高兴地对她说：
“算了，既然形势颠了个个儿，我心甘情愿跟在后边。”
“那怎么行！”她说，“大势所趋，人人都得上阵呀。再说，你们本来就是师里的典型。我替你想过了，可以把那个‘小淘气’再说成是批‘师道尊严’的典型。”
“小淘气”是我和阿瑛一起帮他成为三好学生的，现在阿瑛又说这话，真叫我生气。可她却强辩道：
“这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嘛。”
“那不行，我不能今天风、明天雨的。”
阿瑛不喜欢恳求，我也不爱让步，其他老师心里也都有情绪。就这样，我们第一次不欢而散了。
阿瑛走后，我心里很郁闷，觉得应该和她好好谈谈。没想到还没等我找她，那天傍晚她突然出现在我们学校的门口，对我说：
“姐，上午是我自己要来的，态度不坚决，回去后挨了批评。这不，首长又派我来了。你看怎么办？”
听她这么一说，我反倒犹豫了，只好退让了一步：
“说两句应付一下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假的不能说。”
“行！”她高兴起来，“你们说个大框框就行，其它的话用记者的口吻讲。”
就这样，我满足了她的要求，由强调知识、强**学质量的重要，转而又换了一副嘴脸，把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摆在了前面。因为心里不情愿，所以感到难过。不过，阿瑛倒挺满意，这使我觉得我们俩之间似乎有了距离。
临走，我送她到湖边，有意引她回忆我们去狱中和她母亲道别后，一起踏上列车来北大荒时的情景。我说：
“你还记得那时你对伯母说过的话吗？你说‘当年你和爸爸去延安，今天我和姐姐去兵团，都是干革命。’”她听我话里有话，就说：
“当然记得。今天我也在革命呀。”
“是在革命，可是你好像太革命了。我觉得革命应该始终如一，不能今天‘左’、明天‘右’的，还把这些都叫‘革命’。阿瑛，说真的，我真担心咱们这样顺杆爬，总有一天要摔下来的。”
“呵呵呵！姐，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放心吧，我不会那么傻的。在上边这一年多，我看出了许多门道。我要利用这些，发展自己的东西——笔杆子。再说，新闻是党的喉舌，不紧跟怎么行呢？”
是啊，不紧跟怎么行呢？仔细想想，阿瑛的话似乎也没错。“革命”，毕竟是领导者手中高高举起的大旗，这面旗帜指向哪里，群众就应该跟向哪里。
我这样想着，迷茫地望着阿瑛乘帆远去的背影，顺手折下一枝丁香花挥动着。这时，随着湖水的涨落，一下子涌起好多感慨。我想：你这时涨时落的潮汐呀，曾使多少沉渣泛起，又在这湖岸上留下多少残迹，也带给人们多少哑谜……
暮色悄悄淹没了她的背影，我渐渐觉得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正如我和她的背影一样，越来越大了。
转眼又过去两年，我得到了一个读师范学校的机会。虽然高中毕业生再读中专，有点走回头路的感觉，但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机会上学。而且，就是这次师范学校毕业后，被留在我向往已久的报社工作。阿瑛也借助她爸爸的力量，被调回市委宣传部。我俩阴差阳错地又都回到了同一座城市，而且，又迎来了一个丁香花盛开的季节。
我捏着“新闻机关必须整顿”的意见书和我的检查材料向阿瑛家走去。
长时间与社会碰撞，使我刚直的个性多少有点变化，容易激怒，又易于伤感，似乎对什么问题都清楚，但一遇到问题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怨恨自己，却又感到委屈。想不到报社的“整顿”结果，竟是让我这样一个刚来不久的青年记者做“检讨”。“检讨”什么呢？不就是无意中得罪了领导的一个熟人吗。何况，我又立过功，又当过先进。这些刚过去半年，怎么一下子都变样了呢？我弄不明白，只觉得有点本末倒置，我苦笑着。
也巧，阿瑛刚调到宣传部来就被上级借去搞“讲师宣讲团”去了，而且一去就是好几个月，现在刚好回来。而且最想不到的是，她又成了来验收报社“整顿”工作的宣传部验收组成员，负责跟我谈话。要不是为了配合她的工作，我才不写这“检讨”呢。
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急切地走进阿瑛住的房间。她不在，小弟弟说她刚出去，马上就会回来的。我坐在**，看到阿瑛用的床单还是在兵团时用的那条旧的，上面蓝色的花纹都被磨得发白了。床边码放着一排排整齐的书籍。别看她不爱料理家务，对书可是从不乱放的。只是理论书籍多了一些。也难怪，她妈妈保存的文学书籍早被查抄一空了。
我顺手翻开阿瑛的一个笔记本，扉页上留着她那刚劲秀美的笔迹：
光辉的生命在牺牲中，
艳丽的景色在奇峰中，
无限的温暖在冷酷中，
……
果断、敏锐，有着独特的观察力，既继承了她妈妈的才智，又带有她爸爸的冷峻，这就是阿瑛。
说来也有意思，多少年来，不管我们之间有过多少次争吵，也不管我是多么不喜欢她爱利用别人这一缺点，可她在我心目中总是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对我总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是什么原因呢？是她那闪光的文采吧？
“姐！”我正在出神地想着，冷不防，阿瑛一下子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什么时候来的？我正想你呢！”
我不好意思地掰开她的手，握住她的两只胳膊，说：
“得了，‘想’我，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要不是我到部里去，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我说的是真话，阿瑛近期的情况，我几乎都是从宣传部老同学李玲那里得知的，都是“二手”消息。
阿瑛被我说中了，一时语塞，“啊……”了半天，才说：“我错了，还不行？”
她一旦找不到别的词儿时，总是“狡猾”地道歉，以此做缓兵之计。“事缓则圆”吗，她学会了变通，也带有领导干部子女独有的特点，这方面可比我强多了。我已经不止一次产生这种感觉了。这时，只见她调皮地眨着眼睛，眼镜片上的光圈一闪一闪的。
“不是你错，是我错了。阿瑛！”
我意味深长地、几乎没容她多问，便把“检讨”材料递给她。同时，愤怒的洪水就再也刹不住闸了，把所受的委屈毫无保留地全部向她倾诉出来。
报社，我本来是熟悉的。因为阿瑛的妈妈曾在这工作过，“文革”中我也曾参与过对它的“接管”，虽然只待了一个多月。但是，这次来这工作却觉得格外陌生，不知是谁在改变？
我历数着自己到报社以来所做的工作、所见的不平事儿、所受的委屈。我说我在两年多时间里，写了二十多万字的新闻报道，先后立了三次功，两次被评为年度先进记者。后来，还被抽到“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下乡半年多。脚崴了，肿得穿不上鞋，还带伤在乡下工作。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的表现吗？难道就仅仅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儿，就让我写检讨，还要把我调出报社吗？！
这点小事儿是什么呢？我一五一十地对阿瑛讲了事情的经过。我说我是怎么对同宿舍的一个客人总是深夜才回来，回来后还又洗又涮的影响休息一事不满，而且乱动我的东西。给她说了她又不理睬，因此不愿意跟她多讲话，使我俩的关系越来越僵，以至于她到处给我造谣，等等。而这个客人仅仅因为是社长的朋友的孩子，就借宿在报社，而且就在我下乡期间擅自把我的行李打开，留男孩子过夜。我几次回宿舍她都不给我开门，却反咬一口，给我编了那么多的谎言。社长就以这些谎话为准，拿我是问，还不许我反驳。我仅仅说了一句“请社长调查调查”，社长没等我说完就火冒三丈地拍着桌子喊道：
“我不会调查，你会调查。你来当社长，我让给你怎么样？嘿嘿！还反了你了。”
社长这样没水平，让我很瞧不起他。当时我心里想道：我虽然干不了社长，但是起码我不会像你这样官僚！……
阿瑛听到这，抬头看了我一眼，从眼神里我看得出来，我这想法被她猜到了。于是我改口说：我真后悔我这样努力地工作，结果自讨苦吃。我怨恨过去的生活留给我的“认真”劲儿，结果碰了这样的钉子。
因为跟社长闹僵了，于是社长就让政工科在报社给我罗织“黑”材料。实在凑不出来，就把我坚信阿瑛的妈妈不是叛徒也列为一大“罪状”。因为社长和她是两派，我自然就被说成是带着阿瑛妈妈这一派的派性在从事工作。因此，我就成了报社这次“整顿”的对象了。
终于有机会让我诉诉苦了，就这样，我实话实说地说了半天，当然也带着个人的情绪色彩。因为眼前坐着的是阿瑛，我用不着担心什么，甚至还加进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看法。
我这充满哀怨的倾诉把小弟弟也吸引过来。他气愤地帮我说道：
“我看你们社长就不像个好人。他常来我家对我爸爸说你们的坏话，还说你崇拜我妈妈就是崇拜叛徒……”
“不许你多嘴！”阿瑛斥责道。小弟弟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和阿瑛感情不深，他不服气地做了个怪模样走出房间。这时阿瑛的父亲也回来了，他见我在这，就走进来把一叠纸递给阿瑛说：
“报社给你的，叫你回来后先看看这个。”
我瞭了一眼：是我打给宣传部的报告，上面有社长的批语。阿瑛很快就看完了批语，不解地问我：
“姐，你经常不下乡采访吗？”
“什么？”我吃惊地问道，“没有的事，一次也没有。我很乐意下乡采访。”我想了想，又补充说：“有两回我和别人一起下乡采访，走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哪里招待得好，就报道哪里；招待不好的就不报道，我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是不是指的这回事儿？”
阿瑛听我说后摇了摇头，没有言语。
“再就是，”我想了一下接着说，“有一次对中央会议连夜锣鼓喧天的庆祝，派我去找几个工农兵表表态。你也知道对这一套许多人已经腻了，于是我就做了如实报道，而没有进行“拔高”。结果领导审稿时就说‘热情不够’。从那以后有好几次不让我采制‘重要新闻’。这是不是也算‘不下乡采访’？”
听到这话，阿瑛紧蹙双眉，连说了两个“难怪！难怪！”
我一时没弄明白她说的“难怪”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她在帮我说话呢，就指着我写的那份“报告”对她说：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就要把我调出报社，我也不会给上级打这份‘报告’。可我没有想到，这份报告又被打回了报社。现在看来是要由你来调查此事了？”
阿瑛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把材料翻到最后一页时又问我：
“姐，我再问你一点，你经常不回宿舍住吗？”
“你信吗？”我气得不知该怎样回答，就反问道。
“我不信。”
“你不信就好！这就是我宿舍那个客人造的谣言。”说完之后，我又觉得这种诽谤太无耻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一个女孩子难堪的呢？我愤怒地站了起来，说道：
“阿瑛，你不要再问了，我去找社长。”
阿瑛一把拽住我说：“那可不好，这是咱俩的谈话呀！”
阿瑛的父亲听说我要去找社长，就走进来说道：
“不光社长这么说吧？你的事儿他可都是听群众说的。”
“哪来的群众？不就是社长那个朋友的孩子吗？她纯粹就是倒打一耙！我上‘社教工作队’半年多，怎么回来住？”我气呼呼地反问阿瑛的爸爸。
我知道阿瑛爱爸爸，也爱妈妈。父母离婚时，妈妈为了不影响阿瑛的前途，而劝她跟随爸爸。阿瑛知道她爸爸对不起她妈妈，可是又不喜欢别人不尊重她的爸爸。她见我这样对她爸爸说话，一缕沉思般的笑容掠过她的脸庞，在本子上略记了一点什么，就收起材料对我说：
“姐，等我再问问别人，然后我再找你。”
“也好。伯父不是说到‘群众’反映吗？你去报社一问就知道了，群众对我是有些议论，不过都不是我的问题。比如：会计因我出差没坐卧铺给我补贴我没要，使她不好结账，她不理解；有人投稿时送礼，别人都收了我不收，因此也有人不理解；有人劝我送个礼、认个错，跟社长缓和关系，我没听从，因此说我倔。但这都是善意的，他们同情我。何况，我三次立功、两次被评为先进，那并不是假的。当然，我也有做错的时候，可总不至于把我调出报社吧？”
“同情你，这次为什么没有人帮你说话呢？你不要……”看来，阿瑛的爸爸对我成见还挺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爸爸，您……”
“阿瑛，还是听伯父把话说完吧。”
“算了。我也不用多说，阿瑛是清楚的。你也掂量掂量自己吧。”说完，他一摔门走了出去。
这时，阿瑛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随手又在本子上写了点儿什么。
我知道，阿瑛的爸爸不满意我。可我没法使他满意，我甚至也不想让阿瑛使他满意。我不理解这个在妻子被打成“叛徒”时而自己还能升官的人。他说“阿瑛清楚”，“清楚”什么呢？当然，和他们那些有权势的人相比，我算什么呢？父母都是普通教师，没有能力帮我保住这个记者岗位。有权势的人谁肯为我这样一个对他们没有用途的人说句公道话呢？何况派性又这样严重，都怕站错了队，躲避还怕来不及呢。
我越想越生气，就悄悄把报社闹派性的事也对阿瑛说了一些。并说：“社长这派势力大，受打击的当然是你妈妈他们那些‘学问’派的人。上级要报社整顿主要就是要整顿派性，可报社是以派性来整顿派性，很多人受到了打击。为了在上报整顿结果中掩盖派性，拿我当了替罪羊。如果不是我得罪了社长也不会如此。这些年，我在兵团、在报社，工作上都是先进，从来不喜欢搬弄是非，这你知道，你要是也在报社就好了。你知道我多么盼着你回来呀！”说到这我再也说不下去，难过地哭了起来。
阿瑛停下笔，深表同情地对我说：
“姐，你不要哭了，我明白。不过，生气踢石头，疼的是自己的脚。我明天就去反映你的意见，相信组织会妥善处理的。”
阿瑛的冷静和清醒使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知道她不喜欢当面许诺，但我确信她会帮我说话的。
但是，我错了。
假如我当时稍微看一眼她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假如我仔细观察一下她那少有的镇定情绪，我也不会听任自己的情绪一泄无余，说什么派性的事，甚至对阿瑛满怀希望呀。人心可畏，可惜一切都晚了。
那天说完后从阿瑛家出来，我像卸掉了一个包袱、等着升起一颗启明星一样轻松愉快。哼着久已不唱的歌：“生活好像逆水来行舟，留下了记忆在心头。……，亲爱的朋友可记得，……”
可是，接连过了好几天，阿瑛都没有找我。我有时能看见她从报社出来进去的，但是为了“避嫌”，为了让她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我没主动前去跟她搭话。因为当时不仅我的工作被停了，就连会议也不让我参加。我莫名其妙地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趁‘五一’节放假跑到阿瑛的家里去找她。不料，阿瑛不在。小弟弟对我说，阿瑛被叫到社长家去了。
我实在忍无可忍，就来到了从来没有来过的社长家。
我在门外徘徊了很久，迟疑着不敢进去。忽然传来一阵笑声，是阿瑛在笑。笑得那么开心，那笑声敲打着我的耳鼓，弹弄着我的神经。看来不是在说我的事，否则不会这么高兴。可是，我又侥幸地想：也说不定社长又同意我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所以阿瑛才这么开心。本来就是我有理嘛，谁能想到事情竟会如此本末倒置：社长打击报复我有理，而我求社长留我继续工作反倒没理。真是其有此理！
于是，我慢慢走近窗前。这时只听社长说：
“阿瑛的意见很好，就这么办！部长说你们宣传部那边由你汇报就行了。结论就你刚才说的那一条：她刚到报社不久就参与派性问题，不适合在喉舌部门工作，让她自己找单位调出吧。其余几个人先放放，以后再说。……啊！没想到阿瑛这几年进步不小啊，很像你父亲。到底是老战友的孩子，有发展，肯定有发展！啊，哈哈哈！……”
听到这，我知道“糟了”，心也“砰砰砰”地跳个不停。我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拐了个弯儿，走到旁边的丁香树下。这时，我看到阿瑛走了出来。
等她走到岔道口，我迎了上去。我想听她怎么说，我想知道社长最后说的那几句结论性的话不是阿瑛的意见。可是，我失望了。
“让我调出报社，是吧？”
“啊？你知道了？”阿瑛有点措手不及。
“是的，我在窗口听到的。还听到了你的……”
“姐，没办法。我妈的事情还没有结论，组织上要我和她划清界限。而你又公开推崇她，我得回避……”我从没见到阿瑛像今天这样尴尬过。
我没听她讲完，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内心里留给她的那块“友谊”的位置，好像被塞上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我失去了，什么都没有剩下。我屈服了，这是崭新的屈从，不甘心的屈从，它带有时代的印记。
其实，我应该明白：整个宇宙都在运动，为什么人性就只能静止不动呢？
但是，我当时就是想不通。我擦干眼泪，收起笑容，埋掉哀怨。一切都不要了，偌大个世界就剩下一个无奈的“我”。
我奔跑着：寻求、探索、回忆、追击。
我呼叫着：铺开来吧，真理的阶梯。
我渴求着：太阳之神，不要枯槁了，生命还有一汪新绿！
……
从那以后，多少天来，我都是一个最清闲的人。每天只需要到收发室里取送报纸和信件，迎送骄傲和冷淡，迎送同情和怜悯。
不久，连这一点事儿也无须做了，我成了天底下最自由的一个人。
又过了不久，我被一个政府部门借去帮助工作。据说，要看我在借用期间的表现如何，才能决定是否调我过去。我一如既往地“表现”自己，很快就得到认可，并办理了调转手续。于是，我又忙了起来。
新单位的同事们对我很好，很看重我的为人和文字能力。但我却觉得心里好像被掏空了一样，对什么事都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
幸好，高考救了我。得知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有入睡。虽然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但我仍以高分考取了大学。只是学校不太理想，因为我曾经读过中师，因此只能录取本省“师”字类的大学。
入学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坐在丁香花树下想心事。班里的学习委员突然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一看信封我就认出了阿瑛的笔迹。我知道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她也考上了大学，而且是考上了我们都共同盼望的北京的一所大学。
我们之间不联系已经快一年了，只是偶尔打听一下彼此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够打开心结呢？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自己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受了伤的心经不起再碰钉子了。或许她会主动给我来信？虽然在期待之中，却又不敢相信。而且，我还没有准备好，还不知道该怎样和她交流。
我踟蹰着，半天没有拆信，我害怕见到我不想见到的内容。
晚饭后来到图书馆，我终于忍不住打开了信封。
来信很长，写了整整六大页，第一页上还有泪滴的痕迹。看到她的眼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她第三次因我而哭了。我有点动心。
她照例称我“姐姐”，告诉我她妈妈已经被平反了，现在又回到报社上班，而且主持报社工作。社长已经退休。
接下来，她先是向我道歉，并说她妈妈上班后过问了我的事情。信中写道：
我们当时就知道你没有错，但是作为一社之长认定的事情是轻易不会改变的，作为下属只能顺着来，宁可当时吃点亏。可是你太认真了，使社长下不了台。报社鼓动你站出来讲话的那一派很想乘机搞垮社长，我们部长是社长的老朋友，为了化解一些派性，部长说只好委屈你了。部长说，他会帮着你调转工作的，所以你很快就被调到政府机关去了。因为你在兵团时曾做过先进事迹报告，当时部长也在座，他对你的印象很好。他也是我妈妈的老朋友，他一直在为妈妈的平反做努力。只是，我为我在这个事情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而感到难过和不安，我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你。妈妈说，她来晚了，没能及时阻止对你的伤害。妈妈狠狠地批了我一顿，以至于我一直没有脸跟你说及此事。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到了我们化解心结的时候，也不知道姐姐能否还像以前那样，原谅你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妹妹？……
后面，她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写她对美学问题的看法，针对的都是以前我们议论过多次的话题。她学的是新闻专业，我读的是中文，美学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从她的一些美学观点中可以看出，她对政治问题已经逐渐淡化，学术问题重新占据了她的思维，这也正是我愿意原谅她的唯一原因。我不想再回忆自己的痛苦经历，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好了。我在回信中对她说：
“毕竟，我们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而且，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谁的生活能像我们这样：经历了痛苦之后又重新充满阳光！因此，让我们向前走，和伯母一起，和小弟弟一起，去创造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封好信，看着窗前盛开的紫丁香，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
五月的鲜花，也有开败的时候。
然而，五月还会再来……
1979年6月25日于哈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