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报这个信访接待室太小了，小得只能同时容纳四个人。

叫它“信访接待室”，是因为它被用作报社的群众信访接待工作。其实它不过是报社老楼的楼梯下面的一个角落，外面加了一层木板墙和一个门而已。门上边挂着一块小木牌，上写：信访接待室。从一楼上二楼的脚步声就敲响在它的“房顶”上。

接待室里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周围堆满了待修理的破桌椅。靠近楼梯的地方还堆满了废稿纸和作废的报纸“大样”。门边儿上虽然开了一扇很小的窗户，但是窗外边悬挂着报社卫生评比大黑板，不用挂窗帘已经一丝光线都不透了。门口正对着报社的大门，人来人往，十分嘈杂。只有门锁被拿掉后留下的一个小孔可以里外通气。

可能是因为光线太暗的关系，走进报社大门如果不定睛细看，根本看不见“信访接待室”字样，因此经常弄得“上访者”楼上楼下地四处打听。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连库房都不如的暗室，会是他们寄予很大希望的申冤诉苦的“衙门”口呢。

一次，一位抽暇前来看望我的大学同学吃惊地问我：“一个堂堂省报记者就在这里办公？”

是的，这就是我接待群众上访的地方，当时我的工作时间相当一部分就在这个暗室里度过。

可是，就是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暗室，却装满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诉求和冤屈。

起初我还能借着头脑里特有的光线看清上访者的心理，与他们一起感受人间的种种遭遇，把用尽一生恐怕都难以消化掉的那些诉求硬塞进脑瓜里。虽然，我也经常抽空咀嚼它们，可越是细嚼慢咽，就越觉得心里涨满。由于光“吃”不“吐”，只能聆听上访者宣泄，却不能为他们做点儿什么，有时竟涨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时间一久，这点怜悯之情也就有些麻木了。何况，部里是两个人轮流接待群众上访，一个人一周只接待一次。

也许就是这样的缘故吧，长期以来都没有人动议认真清理一下这个小“房间”。遇到我“值班”时，面对上访者虽然还有些汗颜，但渐渐地也能和其他人一样将就着把事情做完。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因为是一周两次接待的最后一次，从外地远道而来的上访者一大早就排队挤在报社大门口。他们不愿意再蹲火车站等上三夜，更不愿意失去到这个“清水衙门”说话的机会。

我翻开“信访笔录”，也不看看对面坐下来的是谁，便习惯地顺口问道：“你有什么事儿？”

“我……”

“等一下，”我说，“钢笔里没水了。”我急忙从抽屉里的废纸堆里找出墨水瓶，吸了半天都画不出道道来，原来墨水瓶干了。

“我上办公室去吸点墨水。”说完，我走出门外，“唉！……”只听里面坐下的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在乎，因为已经习惯了。叹气算什么，哭的、骂的、闹的、磕头的……，我见多了。

可我毕竟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良心未泯，何况自身的经历已经在我的心上种下了同情弱者的种子。

抽完墨水走下楼时，我不由得扫了一眼门前排队上访的“蛇阵”。只见人们担心的眼神闪了一下亮光，对我投来一丝“讨好”的微笑。

这微笑使我的责任感很快复苏。于是我加快了脚步，急忙走进接待室，顺手虚掩上房门，向坐在我面前的人歉意地点了点头。他本来急于述说的嘴此时竟不知怎么了，张了半天都没有发出声音来。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道：“怎么了？是不是还没有想好？如果没想好就先换别人进来吧。”

“啊？不！不！不！我、我在想从哪说起好呢？”

我打量了他一下：啊，结实的身材，额头棱角分明，看年龄不过三十几岁，还穿着一身褪色的军装。可是浓眉下的眼睛里却一点精气神儿都没有，好像几天没睡觉了，面色苍白。他先是把手放到桌子上，然后又移到膝盖上，开始下意识地揉搓膝盖并低下头去。

就在我打量他的空档，只听“扑通”一声，他突然一下子跪到了地上。“求求你了，记者，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更不需要你报道我。我只希望你能耐心地听我诉诉苦，我就知足了。我心里实在憋得慌，都快把我憋疯了……”

他这一举动把我吓了一跳，急忙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先坐下，有话慢慢说……”

“呜呜呜，呜呜呜……”

没想到他竟失声痛哭起来。我不知所措地搓着手，想去扶他起来，又不敢。只好说：

“先坐下，先坐下。你这样跪着，我怎么听你说话呀？”

“那你可一定要听我说完……”

“好的，你尽管说，说多长时间我都听。”

他这才站起来，掏出手绢把眼泪擦干，重新坐回椅子上。

“喝口水，慢慢说，姓名、单位、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我想按照程序，把必须记录的内容都一一记下来。不料，他看着我手中的笔，十分恳切地央求道：“我的话你听过就行了，不要记录，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否则，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当我得知他的身份后，问道：“哦，听说你来过好几次了，不是让你向省里反映吗？”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们内部都通气了，谁都不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哦，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知道你去没去省里？”

“去了，该去的都去了。可是，结果都一样，都说不好办而不听我把话说完……我也知道这问题不好解决，但是不说完我心里憋得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求求你，今天就听我说完吧。你解决不了也没关系，我只想找组织倾诉一下心声！”说着，他又伤心地流下眼泪。

“好，好，我知道了，你说吧。”

原来，他两年前从部队转业来到市委担任处长工作。没想到“文革”后有人混进了组织部，带着“文革”中的派性任用一些人、打击一些人。他直接向市委反映了这一问题后，遭到打击报复，被停职反省。他不服，又无奈，因无处诉说，这才把报社当成了“知音”。我心想：报社也并非人人都是“知音”的……

他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我一次也没打断他。因为他言语流畅，逻辑性很强，前因后果说得很清楚，不需要重说，完全不像我们经常接待的那些来自农村的上访者。

这时我又仔细看了他一下，想判断他那些话的可信度。也许因为他那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形象端正、体面，不像会说假话、做坏事的人，因此我心里还稍微踏实一些。

说实话，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惊！没想到，这么大个城市，又是这么重要的组织部门，还是一位大处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冤情要向我这个年轻编辑倾诉呢？

他很敏感，可能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就说：

“你代表的是省报啊，不相信你们还相信谁？要求解决的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组织工作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

“咚、咚、咚！”

“请进！”

门开了，两位编辑大姐站在门口，以为我遇到了难题，来为我解围。一看来访者果然是她俩接待过的这个人，就对我说：

“都开中午饭了，咋还没说完呢？下午再说吧。”

“好的，再有一会儿就差不多了。你俩别等我了，先去吧。”

我站起来去关门时她俩悄悄对我说：

“他的事不好办，差不多就让他走吧。”

“好，这就快了。”

然后我问他：

“我去给你打点饭，你吃完再说？”

“不用，我一会儿就说完了，说完我就走。”

……

他临走，我突然想到两件事情必须得跟他交待清楚。赶忙说道：

“我们读者来信部的编辑人手少，任务很重，因此都很忙，加上很多来访者的问题都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这种情况下，往往都建议他们直接去向有关部门反映，也是为了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这一点还希望你能理解。再就是你反映的问题涉及党的组织工作，最好只对组织上说。”

“当然，我明白，我不会到处乱讲的。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很谢谢你！终于把话都说完了，我这心里也就轻松了。你们能解决更好，实在解决不了我也没有怨言了……”他很通情达理。

可是，我在这本“信访笔录”上却破天荒地只记了一个日期，连上访者的单位和姓名都没有。

合起“信访笔录”，我突然感到这个小小的信访接待室是如此庞大，庞大得能装下整个世界。如此值得珍惜，它的价值难以用它这简陋的外表来衡量。就在这里，就在我新闻工作的头几步，我听到和了解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们就像这个破败不堪的信访接待室一样，被一层光明的薄幕包裹着。

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吧，我对每一位上访者的接待都更加认真仔细了。他们反映的问题即使解决不了，我也总要千方百计给他们一个答复，来为平复他们的心情洒点细雨。

……

后来，他的问题还真解决了。除了我们给中央发了内参之外，政治气候的改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再后来，我被调离了信访接待室，专职公开批评报道工作。每每进行调查采访时，接待室里所发生的这一幕都会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83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