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虽然是一种文艺理论创作，但它却不是文艺家或理论家的专利，影评也应该属于每一个影片欣赏者，属于人民群众，当然也属于报刊通讯员。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作为报刊通讯员，不仅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而且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要反映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得好不好，而且要反映群众对文艺的需求和爱好。写好影评，就是这种反映的一个方面。

怎样写好影评，早已有许多文章剖析过了。比较集中的说法是：对一部影片各有各的看法，影评就是要各抒己见。这个意见对不对呢？我认为也对也不对。因为要写好影评，不仅有个写法问题，还有一个出发点，即写作的目的性问题。

请看下面的影评：

黑龙江日报11月13日，题为“各抒己见——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细节的欣赏”一文说，杜十娘“不是怒沉百宝箱，倒像是怒显百宝箱。”认为李甲、孙富见利忘义的本性，说明他俩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杜十娘把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白白葬入江中，而是会耍尽手腕争夺杜十娘。这可谓“己见”之一种了。但是这样的“己见”是不是有点偏执呢？我认为，作者似乎在就事论事地推论人物，而不是从整个影片的需要来审视这个情节。结果，杜十娘似乎是因为找不到归宿才扔掉百宝。事实并不是这样。李甲虽然贪图钱财而舍弃杜十娘，但孙富却是贪其色的。杜十娘掷百宝于流水，实际上是在怒斥灭绝人性的社会，是在蔑视李甲、孙富这些恶徒的薄情寡义，其怒气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二是作者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的镜头太多，因此好像是在夸耀富有。作者是不是忘了电影是一种艺术，艺术是允许夸张和渲染的。否则，简单地把百宝一下子丢入水中虽可见其“怒”，却无助于深化人物性格和主题。相反，《成功的细节描写》一文就认为：一件件投掷百宝的细节具有丰富的含量，它深刻地表现了人物性格。该文还列举了以下几点作说明：一是突出了杜十娘作为京城名妓、八年卖笑生涯的残酷经历。二是突出了杜十娘求生不能，决心一死的悲惨命运。三则展示了人物独特的性格：早年从良，外柔内刚，虽镇定从容，但又有悔恨、有嘲讽，也有绝望和反抗的复杂心理。四揭示了美好的内心世界：她视金如土，唯重生活本身，重视人的真情，与李甲、孙富之流恰成鲜明对比。

以上，在影片的艺术手法方面确属“各抒己见”了。但是，这两种见解的区别很大，恰好反映了艺术鉴赏上的是非标准之不同。影评不仅要表达个人的是非标准，而且要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是非标准。各抒己见也是百家争鸣，倘若仅是私下议论还无关大局，一旦形成文字，见诸报端，影响就大了。百家争鸣的目的，应该有利于指导人们的艺术欣赏，促进文艺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别的。这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要，也是对报刊通讯员的要求。当然，作为一个通讯员，个人的文艺素质和鉴赏力会有不同，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文艺修养的深浅，只能影响影评的水准，而不至于有是非曲直之别。结论是否正确，将取决于作者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报刊通讯员和影评作者，不仅要“各抒己见”，而且还应该立足于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作为报刊编辑，似乎更有必要立足于读者的需要了。

对于一部影片，当前人们评价较多的往往是思想意义问题。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被称为文艺的三大功能。一部影片有无教育意义，并不是单由一个镜头或情节来决定的，必须进行全面衡量。黑龙江日报11月22日又一篇题为“《勿忘我》缺乏教育意义”的文章，说“青年人理解不透其中的奥妙，老年人欣赏不了戏中的爱情”，如此说来作者似乎认为这部影片是“阳春白雪”了。但是，文章接下去又说该影片仍旧沿用“俗”套子，只是加了一点工，用“叔叔”、“老师”作装潢，实际上仍旧让相差二十来岁的两代人大谈恋爱，只不过爱到热烈时独出心裁，主观上使其不能团圆而已。照影评作者的说法，这部影片又似乎俗不可耐了。同一部影片，怎会又雅、又俗呢？这篇影评大谈影片的整体意义，却又始终没有深入进去，没有看到作品的艺术底蕴，对内容概括简单，流于表面化。文章甚至认为“周虹是个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生活安排，令人生疑，因此没有教育意义。其实，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互相之间不可能完全了解甚至适应。但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就没有意义。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帮助人们了解影片也正是影评的功能之一。何况，影片中的周虹正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和美好心灵，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怎能说不了解呢！影评作者不应该完全囿于自己的思想意识来衡量影片，而应该以民族精神、以人民群众的共同需要来品评。有些枝节问题，人们不习惯、不适应是极可能的，但无关大局。何况艺术自有艺术独到的教育手段和思想表达方式，不应当标语口号似的直白，也不能强求一律。二十世纪的人，不应该用中世纪的眼光看待艺术。这一点，相信有志于反映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通讯员都注意到了，深信应该以人民群众的需要来挖掘影片的思想意义。

相反，黑龙江日报11月30日又一篇题为“‘十二个动作’与‘很简单’”的影评，说影片《牧马人》中的宋蕉英邀许灵均跳迪斯科舞时，把原剧本中的“十二个动作”改为“我教你，很简单”。一个不大的改动，却堵塞了学摇摆者的求师之门。评论者意在赞扬艺术家的责任感，实则表达了本文作者的思想准则，代表了人们的共同意愿。这样探讨影片的思想性就毫无牵强之感。

此外，在对影片中艺术形象好恶的评价上，出发点也很不相同。8月8日黑龙江日报又一篇文章“一个引人深思的艺术形象”，说影片《天山行》中李倩的形象“引人深思”。可是，究竟怎样引人深思？文章一直没有说，更没有人物的性格探讨和心理分析。只是笼而统之地把人物的言行浓缩在一些形容词里，淹没了人物的血肉，而人物形象的内在意义也被搁浅在描述的岸边，最后只是主观地给人物找出了“堕落”或者“自拔”这样两个归宿。但是人物究竟能走那条路？从影评中又难以洞见，而在艺术上究竟如何能掀动读者的心扉，文章更是不甚了然。读者真是越看越糊涂，弄不明白影评作者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

同样，9月28日《情场上的强者》一文，盛赞《天山行》中的郑志桐是“强者”，到底强在何处也没有说清楚。文章只是在一些概念上兜圈子，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因此，说影片对这位“强者”塑造得“入情入理”，也就更加缺乏佐证了。而同一时代的郑志桐就没有《高山下的花环》中的大兵气息，究竟谁更入情入理呢？这篇影评倒真有点臆断了。

而10月5日“‘断情’并不美”一文，说《勿忘我》中的周虹断情不合自己的性格。因为他十几年来能著书立说，说明他并未背上“政治包袱”，因此他不该拒绝美好的爱情。影评作者这样按照人物性格评述形象的思想性，路子不错，但结论不对。因为作者对性格的理解有悖于生活真实，未免失之于浅和俗了。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周虹尚能坚持著书立说，并不意味着其内心多么不平静。正相反，这是一种政治压力激发出来的力量，这种压力深不可测，其所激发出来的力量就大不可比。这正说明他是一个有着特殊性格和独特心理气质的人。因此，他对待生活才不会顺水推舟，看问题才高人一筹。他不会轻易动情，更不会把政治情绪随意发泄在生活和工作上。他沉勇、实际、果断，显示着丰富、深邃的人性美。作家抓住了这一点，实在是抓到现代人的心理深处去了。同时，他并非无情，但其情不浮、不滥。因此，他的断情并非绝情。正如10月5日“别是一种艺术魅力”一文所讲，“这是艺术构思上的翻新之处”，“周虹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割爱，这是影片在更高的思想深度上反映了生活真实”。

综上所述，评价一个电影人物形象，必须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从性格见思想的逻辑进行，决不能臆测、浮泛，甚至玩弄文字。这是人们欣赏一个艺术形象的必然过程。影评作者如果仅从个人好恶出发分析形象，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也不能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影片、掌握艺术形象，更不用说充分发挥影评的教育和引导作用了。

此外，全面评价一部影片的，如10月26日“看《勿忘我》札记”：重点评价某镜头、某情节或某一手段的，如“这句话骂得好”，还有评价影片中的音乐、插曲的文章等，文章不分大小，各有特点，但中心始终未脱离引导群众欣赏、促进艺术发展的原则，都尽量摆脱了个人偏见。不论其具体写法怎样，人民群众追求艺术真善美的这个基本要求、基本出发点是不应该改变的。

通过上述个人的一点粗浅分析，我想说的是，报刊通讯员的影评是否应该为大众影评蹚出一条路子来呢？我以为是这样。

198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