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抓不到天上的星，

你不要说抓不到希望；

你摘下路边的小花，

你不要说摘到了希望；

你的希望在无尽的路头，

你不要说它太遥远；

你必须走完这条路，

你不要说它太困苦、艰难。

在多少人的日记里、心坎上，这首诗滚热、发烫。是的，“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希望”（法﹒伏尔泰），谁说它可望而不可及！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文学青年友谊小组”的十二个年轻人，原来都是十年动乱中的中小学生，后来被命运安排在平凡的劳动岗位上，干着平凡的工作：包糖、堆煤、采石、翻砂……然而，他们并没有止步于这种“平凡”的现状，共同的爱好和理想，使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携手拼搏。三年来，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而且向人民捧出了140篇文学作品，有的还荣获了省、市文学创作奖。其中十个人不仅都是先进工作者，有的还被评为市劳模，而且五人已经成为市自学成才积极分子，还有五人被接受加入了市文学协会。

“我是只笨鸟”

“走上创作道路是个误会，我太笨了，是只笨鸟。”小说《赶大篷车的姑娘》在《小说林》发表后，又在省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七次，可是它的作者蒋炜敏却不止一次地向市文联的陈寅壬同志发问：“你看我行不行？”陈寅壬知道，这个倔强的小伙子又在寻找“笨鸟”奋飞的新途径了。

1983年春节前一天，在风雪扑面的郊外小路上，一个壮实的小伙子正在匆匆赶路。是回家团聚吗？不！“节日休息六天，起码可以转悠两个村子呀。”蒋炜敏要利用节日休息时间去乡下采风。十六年前，因家庭出身问题当不上红卫兵的蒋炜敏，曾经徒步前往新疆，那时他要去见见世面。他还记得那一路上，他心里多么委屈，提笔就想挖苦谁，可是带着情绪写了不下十万字，却没有一篇可以称为“文学作品”。

1979年，社会不正之风又在刺激着他的创作欲望，他动手写了一个被逼上犯罪道路的孤儿，可是一连写了好几年都没有写成。有一天陈寅壬看他还在写，就说：“你不要浮光掠影地总写这个了，生活并不全是这样的。”

生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自己总是拨开光明找黑暗、去钻牛角尖？不久，这个从小在农村姥姥家长大的孩子开始写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但小说里的“改革”是他假想出来的，陈寅壬又把小说退给了他。这时他犯愁了，“我不是搞创作的料，这条路我走不下去了。”

有一天在厂里干完活，这个壮实的小伙子无所事事地搓搓手，突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原来他搞恶作剧在门把手上抹了黄甘油，被车间书记摸了一手。不久，这位书记突然把他从树下闲扯的人群里拽了出来。“要找茬吗？”他想。

“你又没事儿干了？”不料这位书记一边说，一边递给小蒋一首诗歌。这是一位青年工人写的诗，一心向往写作的小将羞愧了。

听说市文联要组织文学青年去体验生活，小蒋急忙向厂里请假。可是厂长却说：“既然是业余创作，那就业余搞嘛。”这时小蒋想起了直接领导他的那位科长很爱学习，于是他就一天两遍上楼去给科长送开水。搞卫生时，有些人躲开了，他却对科长说：“这活儿我包了，但是文联办班你得让我去。”为了不耽误生产，他又去对工人说：“你们干完的件儿先放着，午休两小时我回来检查。”有一次，他骑车疾驶去学习，不料一下子扑到了飞奔而来的汽车上。二十多天病假，他一天也没舍得休息，带着伤痛去学习。人们开始体谅他了，以前曾说他“爱献殷勤”的同事对他说：“你去学吧，你的活儿我来干！”新上任的科长更干脆，小蒋的活儿他亲自干。小蒋过意不去，琢磨着请大家一顿饭，但人们却真诚地回答说：“拉倒吧。”撞到汽车上都没哭的小蒋，这时眼里却浸满了泪水。

如今，他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这条郊区小路了。在这条路上，生活以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在小蒋的面前。农民指着脱谷机对他说：“不要说政策十五年不变，五年不变我们就发了。”他走的路就像他此时的心境一样，该是何等宽敞呀！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那篇小说终于成功了。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一想起那些耐心的老编辑、自己任劳任怨的妻子还有工友们……“如果再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我对不起的不是一个两个。”

想到这些，他那坚实的脚步踩得冰雪“嚓嚓”直响。在这风雪无情的荒野上，他要给自己蹚出一条“笨鸟”之路来。这是一条探索的路。

为了体验生活，他去过很多工厂、农村、学校，甚至在流浪儿中生活了三个月。前不久，他又到消防队去当了三十天“兵”。除夕夜，消防战士刚煮熟饺子，就急忙奔上了火场。一个刚订婚的战士皮肤被烧焦了、嗓子呛哑了，女友告吹了。到医院看望他的人直哭，他却说：“唱一支《消防兵之歌》吧……”

笨鸟的翅膀练硬了，他一口气完成了五个短篇小说，一个中篇小说也已经动笔开了头。

最有灵气儿的一个

“我的第一篇作品总是成功的。”栾殿湖自豪地告诉人们。

栾殿湖，笔名电弧。人，和他的笔名差不多，总是透着一股灵气儿。“我压根儿没想搞创作，以前也从不爱看书学习。”在剧团，这个一心只顾吹长笛的小伙子，后来提笔创作的时候，无论写小说、诗歌、广播剧，还是报告文学，第一篇作品总是成功的，现在他已经是市文化局的创作员了。

成功的奥秘何在？蒋炜敏除了个人勤奋，还有外力的推动。栾殿湖呢？

栾殿湖身材瘦小，瓜子儿脸，两条浓眉下目光炯炯，身着西装领带，别有一股精神头。和他七岁的儿子在一起时，人们往往以为是小哥俩。一支长笛爱不释手，十年功夫小有名气，可剧团团长却偏偏看不上他。

“别吹了，”团长说，“没看见别人在办公吗？”

乐队解散了，他听说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就去求团长。团长讥讽地看着他：“你想去？”

何必这样低三下四的，命运也有一半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小就爱编故事的小栾，写出来的第一个广播剧《失踪的新娘》就被电台采用了。团长知道后，非但不高兴，反而说：“他就能编搞对象的事。”

不巧，一天他突然来了创作灵感，就走进团长办公室：“我想要几张稿纸……”

“你搞业余创作，我给你稿纸算怎么回事！”气得他脸煞白，二话没说。不久，团长调走了，他买来两大包“喜糖”分发给同志们。是想驱赶心头的不快吗？“不！”他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团长，是他激发我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打那以后，他开始写小说、报告文学，写诗歌、电视剧，谱曲……都获得了成功。有一支九分钟的赫哲族舞曲《情歌》，还获得省歌舞团作曲比赛二等奖。人们说他是“小才子”，“小才子”自己也自鸣得意。一天，一个朋友拿给他一个剧本，他却挥挥手说：“我不看别人写的，我是写给别人看的。”于是，他铺开纸，一口气写完小说《重逢》。“一定能获奖”，他心想。谁知，连投三处，均被退了回来：“没深度”、“构思欠佳”……他只好搁置这篇，又用三天三夜写了一个电视剧本，投到省电视台，却很长时间没有回音，原来剧本被废弃了。于是，一向只靠“灵气儿”创作的小栾陷入了困境，他拿着自己编写的剧本来到《牡丹江文艺》编辑部请教，几位老编辑耐心地帮他总结了经验教训。

“吹长笛，谁敢跟你比。可是搞文学，你敢跟谁比？”这是几年前一位乐队老同事对他说的语重心长的话。如今想想的确如此，“音乐和文学分不开，你应该多学点文学。”可小栾就是不肯下功夫。结果仅靠剧团艺术工作的熏陶和灵气儿编故事，能编出多少来呢？团长的话说对了：灵气儿、聪明，老本儿吃光了，再不学习提高，就没法前进了。

说小栾聪明，就聪明在他一旦发现自己有弱点，能马上弥补。那以后一到晚上，爱人和孩子看电视，他就在厨房看书。音乐界的朋友常来找他，他就躲到母亲屋里。心爱的长笛好久没动了，他拿起来欣赏一会儿，却舍不得给它时间。小闹钟被他定时在凌晨三点半，那是催促他必须睡觉了。不久，省艺校招生进修，月薪只有50元的小栾凑了600元学费，决心集中精力学一年。在艺校，时间自主了，他一宿一宿地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不挪窝地学。

“知识，不管你以什么手段学起，一旦进去了，知识自身的力量就将对你进行批判，从而占有你，献给你。”现在，旧日羡慕他的好友，看他像个苦行僧似的，都在他面前吹嘘自己的摩托车、存款。他想，在物质方面自己虽然没啥好吹的，只有一支长笛，还不让吹。但是他并不空虚，有了知识，他更要穿西服、系领带，让伙伴们看看自己的精神头儿。

有一次，他看到江边七八个十几岁的流浪儿捡食剩饭、露宿工地，他那颗单纯的心灵被刺痛了。他回家拿了衣服和食物来到孩子们中间。整整三个月，他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读书识字，带着他们看工人劳动。终于，孩子们对他说了心里话。原来，有的孩子爱画画，可是爸爸撕了他的画册，逼他下矿井；有的因为作业没完成，被关进黑屋里……教育方法不当，使孩子们走出家门跑野了。他根据这个题材，写了《妈妈，把心留下》和《大篷车来了》。他呼吁社会“要担负起教育任务”。接着，他又到从南方来的修鞋工中间体验生活，写了《修鞋姑娘》等作品。他还和蒋炜敏合作，完成了电视剧本《生命的小河》，获得了省电视台的国庆征文奖。

“月亮也有红色的”

在栾殿湖心中，生活永远是快乐的，他不会想到同龄人中也有不幸者，也有自行车轮子里缺少内胎的，甚至买一碗豆腐脑也要算算价钱的年轻人，而他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孟繁英，这个从小被卖过三次的女孩子；刘长军，这个为了多买一本书，好几天都舍不得吃菜的男子汉，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像小栾那样无形中走上了创作道路，而是在坎坷的现实生活中孕育了真善美的情感，苦乐交织中萌生了创作的幼芽。

有人问孟繁英：“你从小失去温饱，怎么会想起写小说？”她说：“当我又重新获得生活中的母爱时，就想告诉那些妈妈们，不要扔掉孩子。”

孟繁英，三十年前在山东出生不久就被送了人……后来的后来，不走正道的养母带着她东奔西走，她刚刚十几岁时，又被养母卖到一个偏远的农村与人定亲。刚强的孟繁英誓死不从，养母捆绑她、抽打她，把她锁在黑屋里。那时候，她多想一死了之呀，但是，从门缝里透进来的阳光强烈地吸引着她。终于她逃了出来，在牡丹江市郊八达村一个农民家里落了户。房东老大娘流着泪给她烧炕，房东的女儿冒雨给她送水靴……她失去了一个母亲，可是生活又给了她许多母爱，这个没念过几天书的女孩子多想写写她们呀！“我要报恩”，她说。她提笔写下的第一篇“作品”虽然谁也看不懂，可她自己却挺满意，因为她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她想，我不会写，还不会照着写呀。她把《青春之歌》、《金光大道》拿来，大段、大段地抄下来，学着构思自己的人物。就这样，她终于有了自己的“作品”，拿着到处找人看，人们被这个热情的姑娘感动了。一位业余作者一句、一句地帮她改写，市文联的陈寅壬逐字逐句地给她抄。1979年，她的第一篇小说《秋菊队长》在牡丹江日报上发表了。这对她是个多大的鼓舞呀！从此，她一边学习，一边创作。几年下来已经发表了十几篇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十年动乱中上小学的刘长军，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候，正是崇拜英雄的年龄。他多想当一名当代的保尔呀。

可是，六七年的部队生活，一度给了他不曾想到过的冷漠和无聊，他失望过、消沉过。看到从农村来的一个班长，为了女友那句“等你穿上四个兜的衣服时再来见我”的话，拼命干了四年都没能如愿以偿，而在一个晚上用枪打穿了自己的太阳穴。他还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指导员，由于喜新厌旧而改制军装，把一个呱呱叫的连队带垮时，他痛苦极了。他不想再当什么英雄了，更不想把文学变成对这种痛苦的呼号。“完了”，他想。可是，海城地震发生后，这些平日里普普通通的战士竟那么英勇顽强。一个从倒塌的房屋里被救出来的老太太摸到战友的领章时，含泪喃喃道：“啊，解放军，亲人……”看到此情此景，他那冷却了的热情又复苏了。什么是英雄？英雄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种种境遇。但是，英雄在关键时候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人民的幸福。自此，他好像突然明白了许多，也坚强了许多。生活重新给了他创作欲望，他要把这些都告诉人们，要向社会呼吁：不要再用旧眼光去看待这些兵，不要把社会压力再强加在他们身上了。

于是，他捧起了书，拿起了笔。为了换取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他给邻居扫院子、挑水。为了买回《丹纳的艺术哲学》，他每顿少吃一个馒头。工闲时间领导不让看书，为了抗议，他宁可当个“刺儿头”。他骑上没有内胎的自行车飞奔图书馆时，活像当年的唐·吉诃德，可他是为了开拓新生活。他生活着，感受着，思考着……他看到了大街上那些漂亮姑娘，只知仰头欣赏他们建筑的大楼，而对他们这些衣衫不整的建筑工人却不屑一顾。他也看到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像他自己的女朋友一样，敢于带着他这样的建筑工人去会见知识圈子里的人。他靠自己特有的思想品格征服了生活，也征服了自己的怯懦。“生活里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他要把美与丑都揭示出来，献给社会。他写的小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发表后，牡丹江文艺编辑部又催他继续写稿、交稿，没想到他一下子拿出了好几篇。

……

一头挑着大海，

一头挑着天空，

走进雷电，

走进风云，

走进不安的岁月。

每一步，

都创造着路和流动的太阳。

世界在草帽下凝聚，

即使脚印有些倾斜，

但绿色的现实就在那里诞生。

一头挑着过去，

一头挑着未来。

这是一个青年人写的诗，虽然他不是写给这十二个文学青年的，但诗里却清晰地映现出了他们的身影。

这个文学小组从1981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十一个人建立了家庭，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激发出了更大的热情，成功的作品越来越多。1983年5月，《文艺报》报道了他们的创作活动，进一步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江苏、内蒙古等许多地方的文学团体和文学青年，不断来信和他们交流体会。正如这个小组成员黄瑞在一首诗里唱的：“洁白的柳絮，飘飞中寻求他的希冀。”正是在这条寻找希冀的路上，他们给每一个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年轻人做出了样子，留下了奋斗的歌。

（原载1985年第十期《学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