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啊，你的步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

——泰戈尔

音乐是生活的阳光。但在《阿西门的街》里，这阳光却笼罩着日本“阿西门”的苦闷和怅惘。而在中国牡丹江市的“仲夏家庭音乐会”上，这阳光正喷射着当代青年的热情和希望。

近六七年来，“仲夏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牡丹江市十八位老“知青”每年一度的音乐盛会。这十八位老“知青”从坎坷的经历中走来，从繁忙的劳动中走来。音乐声起，金鹏飞4岁的女儿忘记了嬉闹，行色匆匆的人们敛足倾听，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竟隐忍不住**，推门进屋，要求这些兄长们允许自己演唱几支歌。

唱吧，年轻人！音乐将洗尽你往昔的疲劳和烦恼，给你的生活注入欢乐，给你的进取以力量。

“十面埋伏”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韩信十路伏兵杀得楚霸王悲歌慷慨、呜咽唏嘘！

琵琶声声，十八位演奏者重弹古曲，是凭吊、怀古，还是“长歌当哭”？

不！垓下鏖兵，对于社会运转并不带有悲剧色彩。白居易热爱生活而唱“大珠小珠落玉盘”，邓士昌为驱赶心头的甲午风云才拨断琴弦。而今，这些“知青”们却有拨不断的琴弦。“十面埋伏”的厮杀声变成了这些“知青”对已逝年华的反省、对生活的认知和追求。一场争论正在热烈进行：

“历史可以有误会，但是人不能忘记这误会的价值。”刚从大学毕业的李斌说。

“我们没有伟人那种改造社会的力量，但是也决不能被社会所改造！”物理教师王维田补充道。

“有人说我们是‘做大梁不够料、削刀把又太费工的小松木杆’，难道不能做大梁就只配扔进垃圾堆吗？”在集体企业工作的曲明龙边说边气愤地站了起来。

……

这些“知青”们为什么这样义愤填膺？因为几年来，他们饱尝了生活的戏弄和冷落，加之新权贵的得意扬扬、同龄人的蝇营狗苟，远不是一句“尺短寸长，桃李不慕”所能了结的。

有一次，一个排队买馒头、买菜的小青年偷偷把两盘菜扣到一起想拿走。在场的陶国庆见状目光仅仅停滞了一秒钟，“什么东西！”他冲上去一把拽住这个小青年：“小兄弟，不能这么做！”不料，对方竟掏出刀来砍在陶国庆的手腕上，鲜血直流。

都是一样的社会“畸形儿”，有的丧失了理智，有的却保住了人格。

陶国庆，在花园农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一天到晚又唱又跳，半夜学一声鸡叫，也会引起全村鸡鸣。可是，返城后他却沉默寡言了。户口揣在口袋里，他贪馋地望着上下班的人群，甚至对扫大街、卖豆腐的也投去羡慕的眼光。望着望着，这个高大的小伙子竟脱口喊起了“卖豆腐！豆腐……”。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呀！然而，当他每月从邮局取回孙靖海从部队给他寄来的“救济”粮票时，他又希望这情景是假的，“戏”散后的生活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中阮和大提琴一时都无法驱散他心头的苦闷，他跑到火车道旁冥思苦想，暗自落泪。心想：火车尚有光滑的轨道，人生的道路却为什么这么不平？

此时，琵琶手孙靖海（陶国庆的连襟儿）深邃的目光里正苦乐交织、悲喜和鸣。儿时当英雄、当作家、当工程师的美妙幻想已化作雨雪纷飞。然而，也正是这纷飞的雨雪才使他以琵琶特有的煞弦、绞弦、拼双弦，热切地表达着远古“列营”、“点将”、“九里山大战”的磅礴气势。当年“十面埋伏”给楚霸王带来了四面楚歌，而今自强不息的“老知青”深知：要熨平被生活揉皱的这张白纸，必须靠生命的热度，来个十面出击。

在刘玉珉简陋黑暗的住房里，聚集着从同一个农场回来的老“知青”们。他们热烈地探讨着：社会需要什么？人们渴望什么？为什么婆媳不睦、妯娌纷争？为什么同事间互相冷漠、夫妻整日哓哓不休？为什么有人只知酗酒、摔扑克牌、走向堕落，而书斋里的人又会因一记耳光去钻象牙之塔？甚至一碟菜能引起杀机、一首歌也能给人力量？

社会正常运转需要各方面力量的综合与平衡。人，在物质上可以丰吝不均，但在精神上却不能波动太大。当年被腰斩的“小松木杆”经过充分酝酿，决心以友谊为支点，以为祖国出力的朴素责任心为动力，用音乐调剂生活，去做促进精神平衡的一根杠杆。

谁知，当写有“我等年已及冠，当欣抒沁人心脾之音”的音乐会“通知书”刚一发出，有关部门即带着“阶级斗争观念”四处调查。也有人瞧不起他们，说：“要饭的唱戏，能欢乐几天！”

但是，老“知青”们没有被这些问题难住，因为他们记得：“萤火虫也曾对天上的星星说过：‘学者说你的光明总有一天会熄灭的。’天上的星不回答它。”

1979年8月，十八位老“知青”纷纷携带纸砚乐器，从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四面八方汇聚拢来，在曲明龙家如期举行了“仲夏家庭音乐会”，十八颗“不安分”的灵魂一起演奏了第一支希望奏鸣曲。

前不久，他们又走上社会，应邀到一些工厂和学校参加国庆音乐会。在充满精神阳光的天地里，他们一面“苦为规矩谋生涯”，一面耕耘着自己青春年华的一片新绿。

“敖包相会”

“十五的月亮升上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到来……”

于厚晔笛声悠扬，张党生、包克沈歌喉嘹亮。他们歌唱幸福，也歌唱为幸福付出的劳动。从1979年开始，这些几经流离的年轻人就相约：“等大伙都有了孩子，我们十八个家庭一定要合照一张‘全家福’。”

可是，生活现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乐观而减少矛盾。最后一个完婚的于厚晔妻子流产了，张党生也离婚了，包克沈夫妇之间又产生了矛盾。30岁才从农村返回城市，又像刚出生一样落上户口。何况，入党、晋级、分房子，又都以他们不具备的条件为条件。生活怎能风平浪静？于是有人嘲笑他们说：“还大家庭呢？维持好小家庭，少给别人添麻烦就不错了。”……第三届音乐会开不下去了。

“不争气！”

“不是不争气，是过于争气了。”

……

经过冷静的分析之后，他们的头脑更加清醒了。

是的，北大荒蚊虫多得无法解手，一心要在那里“扎根”的包克沈却能在蚊子堆里不动声色地埋头编写文艺节目，甚至对姑娘的追求也无动于衷。上中医学院读书时，他又因为“学朝农”，非要下乡当农民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眼下，他们十八个人合起来才分到三室两厨，包克沈还要腾出半间给妹妹，加之妻子要念大学，自己又想考研究生，家务活谁干？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众多家庭安宁了，才能促进社会稳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要互相适应才能共同生存。”

“现实无暇顾及我们，我们决不能再自我抛弃，应该学习当个模范丈夫。”

……

坎坷的道路培养了他们别样思维，他们学会了在寒冬里感受温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他们深知如果要生活下去，就必须让自己的生命爆发出热能。

此外，他们还就教育子女、孝敬父母、互相调节家庭纠纷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82年末，第三届音乐会虽然没有开成，但是这届“仲夏之音”却别具一格。

30年的风风雨雨，锤炼了他们的神经，他们要以最适当的灵敏度在生活的大海里畅游。

在大家的帮助下，张党生重新建立了家庭。他们又把精力投向包克沈。下班后，天已经很黑了，李斌忘记了去托儿所接孩子。妻子分娩住院了，陶国庆却放下了正准备送去的饭菜。饱尝离婚之苦的张党生抱起幼小的孩子……

就这样，在包克沈夫妇双方的三个家庭里，前来说和调节矛盾的老“知青”们常常不期而遇，比办自己的事情还认真。

有一天，刘玉珉前脚刚走出家门，妻子随后“哗啦”一声赌气地把门闩插上了。又有一天，6岁的女儿见爸爸晚饭后又拿起了自行车钥匙，便委屈地哭了起来：“今晚不让爸爸走，我都发烧了……”刘玉珉俯下身去亲亲孩子的额头，说：“爸爸知道你生病了，可是……”

“可是”什么呢？能跟孩子说“爸爸有比照料女儿还重要的事”吗？

就这样，一天，一个月，一年，他们劝说着、盼望着、等待着。终于，他们等来了一对都好强的夫妇重新言归于好。应该由社会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他们主动承担了。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

缺少什么呢？

包克沈简陋的居室以及双方亲属的意见，留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衣柜、缝纫机、自行车等“几大件”不是他们这一代人成婚的必备条件，但是物质因素也不应忽视。他们想：为什么有人不理解我们？啊，重要的一点是在人们看得见的物质生活方面，我们还没有改变什么。

于是，月薪只有五六十元的刘玉珉，一下子拿出八十元庆贺包克沈夫妻破镜重圆。音乐会全体成员前去赋诗作画，并为这个家庭重铺地板，新打家具。随之，刘玉珉又带头给六七个家庭做了家具，郭玉君、王维田等人盖的新房，也由他们集体包干。

“宁叫身受苦，不让脸发热”。他们的行动不仅赢得了七八个家庭的敬重，也赢得了街坊同事们的赞美。生活若是个三角形，“音乐会”使它变成了四边形，更加稳定而又丰富多彩了。小草终于占有了自己足下的土地。

1983年，他们一下子办了两届“音乐会”。曲子弹完了，歌也唱足了，可他们意犹未尽。陶国庆80多岁的岳母开玩笑地说：“我看你们能唱到什么时候？”他们则愉快地回答道：“就唱到您这个年龄。”

不是哥们儿义气，也并非有君子之交，这伙快乐的年轻人在寻找属于华夏民族的“中和之美”。

“昆仲即知音，妯娌为德馨，仲夏聚一堂，楷模鉴后人。”1984年9月9日，这十八对中青年夫妇携带子女，在牡丹江公园拍摄59人的“全家福”。蒙、回、满、汉四个民族的十八位青年人个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全不像心灵上曾烙有伤痕的人。他们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游园的上千名群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是谁的家庭？人口这么多。”

“是哪的学校、幼儿园吧？”

……

人们驻足围观，议论纷纷。

男人们举杯，女人们欢笑，孩子们歌舞。仲夏的草坪上泛起仲夏人由衷的笑声。应该说：这，才是这一代人应有的快乐家庭。这，才是真正的“敖包相会”。

“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投射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路上，因为我有一盏还未点燃的明灯。”

三中全会之后，十八位快活的老“知青”又经受了一次新的洗礼。

以前，他们是那么渴望和美的家庭。现在，家庭的和美已经拴不住他们的心了。他们懂得生活，但并非只懂生活。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人都已陆续退休离职了，他们这些当年的临时工也已经陆续成为各单位的骨干。有的当了厂长、技术员，有的任科长、秘书。“小松木杆”被立起来使用了。

立木可要顶千斤哪，能行吗？他们问自己。

“祖辈没有一个读书人”的时代已经过去，《牛虻》一书所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太多了。立木要顶千斤，必须保证每一道年轮都富有生机，每一根纤维都充满活力。

“分几个学习小组吧。”

“或者来一个‘百日读书’活动。”

“不！搞活动容易走过场。”

“……”

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之后，他们确定了新的人生坐标。那就是：三五年内使本职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达到大专水平，个人工作进入先进行列。

祖国啊，请相信这些眼睛望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横幅长大的孩子们吧。

在希望的田野上，40岁的郭玉君、有6年部队文艺生涯的孙靖海、从高等院校毕业的胡懿范……，又全都捧起了书本。年龄最小的范丛斌，伏在市郊自家小草房的土炕上学习，白皙的面孔上，眼睛总是熬得红红的。他一个人弄了两个借书证还嫌不够，又扮作买书人到书店去看书，惹得营业员对这个小书生直瞪眼睛，他只好等走出门时才悄悄掏出本子做笔记。

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们正在逐渐走近目标。十八个人先后成为各级先进工作者，其中有十一个人加入了共产党，十人被提升为科级干部，四人读完大专课程，还有八人正在学习中。以范丛斌为主创作的70多篇文艺作品已有20多篇被报刊采用发表。

“小松木杆”们真的立起来了。

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许算不得什么。

算什么呢？早年，这些当过团支部书记、班长的人，学习上获得的奖品曾装满了书箱，文艺创作天才也曾燃起姑娘们青春的烈焰。

可今天，心情不同呀。那时只有单纯向上的劲头，现在却增加了对生活的反思。而更大、更扎实的力量不正在这“反思”之中吗！

他们自己也奇怪，这些年来他们失去了那么多，可唯独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丢，那就是奔流在血液里的忠勇和追求精神。

年轮一转，顶用的还是“小松木杆”。

现在，不知那些曾经盘查他们“参加了什么组织”，那些以为世界是自己从娘胎里带来的人又怎样想呢？

那些人曾找茬说他们：“哪里的锅炉由你们烧，水就不开；哪里的房间归你们打扫，地上就总有灰尘。”

也许那些“左”面神经发达、那些对谁都看不上、得到多少都不满足的人，面对老“知青”的成长变化，连想一想的责任感都没有。而这些得到一点温暖都要感到自己回报太少的“知青”们，此时却想了很多。

看到七八百人的学校没人教外语，孙博岩说：“不开外语课怎么行！就让我来承担吧。”

陶国庆家的玻璃窗坏了，有人建议他“身边有公家的玻璃，就用一块呗”。陶国庆却果断地说：“这可不行。”他宁可绕很多路，也要上街花自己的钱去买。

在市体委工作的李斌破例给一位农村教师拨发溜冰鞋，他说：“领导要处分就处分我自己吧。”

有人提着一大包礼物送给当医生的包克沈，要求开一张“去北京治疗”的转院单。有人找到担任厂长的刘玉珉说：“你若能给我安排一个人工作，我就给你弄一个转干指标。”还有人以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金鹏飞放弃检察院的工作，跟他去经商。……

满足这些要求，对这些老“知青”来说已不再是什么难办的事了。可是，他们却不能不为社会的发展担忧：如此下去，心里不安哪。

他们想得很笨拙，但却很实在，很有社会责任感。因为时代造就了他们长于思索的大脑，前辈传给他们勇于创造的双手，两代人的血液并成一股流。

刘玉珉担任了硬质合金模具厂厂长，按照他的想法，应该组织青年人多学点知识。有人却说：“还学什么，能开出工资就行呗。”可是，当有的青年人问他“厂长，青岛离山东有多远”时、当有些青年人由于技术水平低而反对实行责任制时，个头细高、面庞清癯的刘玉珉，责任心被深深刺痛了。于是，他一下子给工厂订了几十种报刊，又买进数百元图书，要求青年人多学习学习。可有些青年只拣恋爱和侦探小说看。对此，刘玉珉想：也好，开篇有益嘛。为了加强引导，他亲自组织学习班，第一讲就是：“青春的价值——在于创造具有永久价值的青春”。他还让工厂购进了几台新设备，给工人讲解“机器的维护和使用”，并选送四人到外地学习新技术，搞起了定型产品。接下来，又对内部管理进行了改革，按技术水平高低分配工种和奖金，一下子吸住了年轻人。

不仅刘玉珉的厂长工作得到了上级的重视，以刘玉珉为自然“领袖”的“仲夏家庭音乐会”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文艺演出活动纷纷邀请他们去伴奏。

“走向社会？”他们想，“这固然可以增加个人收入，也可以把精神力量带给更多的人。可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他们思考啊。

他们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

在生活中游泳，相信他们的认知一定能够长出新的羽翼。

1985年的“仲夏家庭音乐会”成为他们青春力量的阅兵式。他们用《喜洋洋》倾吐心曲，用《斗牛士》抒发斗志，用《步步高》描绘前程。曲明龙精雕细刻的《锲而不舍》、刘玉珉笔墨酣畅的《一抒豪情》、包克沈雄浑奔放的《奔马图》，还有那厚厚的文史经哲学习心得和试题，无不展示了他们几年来丰硕的思考成果。

他们在风暴中汲取的是力量，在磨难中增长的是智慧，他们受的教育最扎实，历尽坎坷后的腾飞也最有力量。

放心吧，祖国，在新的起跑线上，老“知青”们依然会冲锋在前！

写在后面

现在，我的心里还常常涌起“仲夏家庭音乐会”的声浪。每逢仲夏，十八位老“知青”都要聚在一起演奏，手持琴、阮、笛、胡、琵琶……“仲夏”，既是音乐会的时间，也是他们人生的重要年龄段。

他们是一些最普通的人，普通得连生活都忘了他们。

1968年，他们分别从牡丹江市的几个中学“上山下乡”，一起成了黑龙江省花园农场的“知识青年”，并先后被抽到场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奏各种乐器，并陆续成为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1976年根据政策规定，他们又陆续回到下乡之前所在的牡丹江市。1978年和1979年，他们先后结婚，当时平均年龄28.9岁，其中有八对夫妻是一起从农场回城的。回城后，他们当中有的接了父母的“班”算是有了工作，有的找机会上了学，也有人根本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当临时工“混碗饭吃”，还有人手里拿着户口经过很长时间才落上。面对走后门、拉关系、买工作等种种不正之风，加之收入低、负担重、家庭矛盾多等问题，他们的身边已有许多“知青”悲观失望，有的甚至变得十分颓废。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他们担忧。于是他们之中有人率先站了出来，表示决不能自甘暴弃，要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因此，他们的共同爱好——音乐就成为连接他们的自然纽带。

起初，他们只是在一起玩玩，用音乐抒发抒**感。逐渐地，他们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成为互相鼓舞的一种力量，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于是，他们决心把音乐会做大，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身边的社会问题，与不良风气做斗争，促进同事团结、邻里相助、婆媳互敬、家庭和睦、社会稳定……

1979年6月24日的演奏被确定为“第一届仲夏家庭音乐会”。从那开始，每年不断。

我得知上述情况后，一种对“知青”们特有的情感吸引我前去采访了他们。

可是，我的这篇报道却一直没有发出，两年前我曾经试过一次。为什么？

据说是政治气候上不合“时宜”。

可是，我认为我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因为我曾经和他们一样，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经过这两年的思考，使我进一步明白：人，并非都只停留在咀嚼过去，何况他们更多地是在直面现实，走向未来。

我也曾经以为，这十八位老“知青”和我一样，是无愧为时代的优秀青年。现在，我进一步确认，往昔的岁月和经历虽然相同，但留下的烙印却不尽一样。区别就在一个“爱”字上。这心境，他们特有的这种“爱”的心境，就是力量的源泉、希望的象征。

他们热爱生活，热爱人类创造的一切，包括人本身。应该说，没有什么不能发表的“政治气候”问题。可是，我却没有别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没能把它发表出去，没有为社会了解他们尽一份力量，总觉得亏欠了他们，心里很不好过。今天，我终于重新提起笔来稍作改动，希望以这笨拙的文字做我的忏悔，找个机会公开发表，也算是我对这一代“老知青”的祝福吧！

1985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