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繁星》

“放羊娃”，你在想什么？

有人说，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你却说，在人的思维领域，习惯有时也会变成可贵的动力。

1983年6月，上海，本届联合国国际遗传学会的论文早已排满。突然，一篇关于TNT作业人员细胞染色体培养技术的文章从黑龙江寄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被破例接收了。

文章刚刚宣读，德国、瑞典、奥地利等国专家坐席上就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惊奇的赞许声。

接着，黑龙江华安机械厂就收到了有关专家的来函，希望该厂继续提供科研方便。不久，某工业部又为这一项目拨来一万元科研经费。

羡慕。多少自学者把一道道羡慕的目光投向杨永林。

可是，杨永林却摇了摇头。还不知足吗？别忘了你可是放羊娃出身啊！由目不识丁到医学检验师，到环保生物化学工程师，进而有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进而蜚声国际学术讲坛……

也有人想：拿到了文凭和职称不正是自学成才的标志吗？

“不！”这时的杨永林一边摇头，一边捧着刚出版的《新生儿黄疸》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孩子般的一口气跑到车间：“有了！既然蓝光照射可以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TNT中毒也一定会有明显的疗效！”

在他的心目中，成才必须有用，有用才算成才。如果学而无用，知识不能为人类造福，他早就另觅他途了。这，就是杨永林这个放羊娃的习惯思维。

一门心思

竹类植物用于利尿降压，是取其空腔形；爬藤类植物可以用来医治腰腿，也正因其形同经络；同样，核桃仁能医治脑部症候，因其太像人脑了。李时珍的形象用药法，说明古人早就看到了事物之间的某些联系。现代人呢？现代医学不仅重形，而且更重原理。正是为了给临床诊断和治疗找出最合理、最科学的理论根据，几十年来，杨永林走过了十分艰难的路程。

起步前，他还是一个孤独的放羊娃。猪舍旁那暖烘烘的草垛，庙堂供桌上那热腾腾的馒头，只有需要时他才想到它们。唯有村里那三间草屋的校舍，总是吸引着他那饥渴的目光。多少次，他赶着羊群在那里偷听老师讲课，他的头也曾被人狠狠地摁在墙壁上。看着校长那凶狠的眼神，他拎着牧羊鞭一步一步向后面退去，可是心里却在说“我也要学习！”……请不要小看这弱小的身影、这低微的心音吧，父母虽然没有给他留下衣食，却留给他一颗善良的心和一股坚韧的自信力。这颗心里的世界永远充满希望，而自信力不正是实现这希望的保障吗！终于，知识的大门被他叩响了，直到这大门向征服者彻底敞开。

人们往往都习惯用数字来计算学术著作的多少，而杨永林的医学著述却是用公斤来计量的。望着那足有十几公斤重的文稿，我愕然了。他究竟写了多少字？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只听说有三十多篇已经在一些医学年会和刊物上发表，而绝大多数至今还没来得及整理，何况他更没有非得发表不可的愿望。为什么不发表？

“我并不是为了发表它们才写的。”

只是在1958年，经人提议，他才拿出了《血清糖蛋白电泳分析》等四五篇论文，有的当时就获得了“医学技术革新奖”。

可是，他并没有忘记十年前投考部队那天的情景，那时他却只会唱三支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错！小鬼，那么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几？”

“等于四！”话刚出口，他就哭了起来。他知道说错了，他没有学过算术呀。可他却是饿着肚子扒火车老远赶来投考的，考不上怎么办？

还好，他被部队入取了。

十二岁的杨永林入伍时只能当个卫生员，洗洗绷带，涮涮药瓶……眼看着到部队里来工作的日本小林医生把一粒粒子弹从战士的血肉里取出来，一个个伤病员康复后重返前线，他多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小林医生那样……如果他能有小林医生的本事，他的爸爸、妈妈也许现在还能活着。可是，可是……他一定要做小林医生那样的人！于是，别人都在那里扫盲学文化，他却丢开笔记本，跑到小林医生身边看操作。政委剋他、罚他，他还敢犟嘴：“我也要学医……”

“学医也要先识字。”

似乎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边干边学，从东北野战军战场一直学到北京友谊医院。从他刚能看懂一张“反细菌战”传单，一直看到日本生岛隆治的《遗传细胞学的进步遗传》、美国的《光生物学》、英国的《光与生命》，以及其它一些法文版和俄文版的医学著作。此外，他还学习了世界语。哦，光是这么多种外语也够一般人学一阵子的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医学著述，还有他每年订阅的十几种报刊！

那么他一定有一个可观的书房了。可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书房兼卧室竟是一个抬不起头、伸不直腿的小“阁楼”。而这间“阁楼”就搭在他家厨房的锅台上边，每当他爬上“阁楼”就得马上撤掉梯子，否则厨房的通道就被堵塞了。他那六口之家只有12平方米住室呀。在这间“阁楼”上，急用的书被他铺在身下，刚写完的笔记、论文他只能枕在头下，其它的书都只好和劈柴、煤炭一起堆放在小仓房里。“阁楼”下面的饭锅烧开了，他也只能在“阁楼”的蒸汽浴中学习，而这一学就是十六年。十六年后，大名鼎鼎的华安机械厂职工医院的杨副院长，人们却不知道他住何处，要找他，得打听老赵家，因为他爱人姓赵。由于业余时间他总是独居“阁楼”，足不出户，而且房门还常常锁着，知情的人只好到后窗户去喊。妻子有时跟他赌气，明明自己闲着，也要喊他下来扫地。他就一手翻着书，一手拿着笤帚东扫一下、西扫一下，气得妻子再也不用他。不用，可并不完全是生气，也含有多少体贴呀！有一次杨永林出差了，妻子赶紧找木料，请人帮着搬家打家具。说起这个，杨永林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就像当年感激连长收他入伍、感激小林医生教他学化验一样，他感谢妻子独挑重担。只有一次，这对和睦夫妻吵翻了，而且妻子还找到了厂党委书记狠狠告了他一状，他那经过十几天才总结出来的三张化学反应方程式也被烧掉了，虽然妻子并不是有意烧的。但是，那一次妻子也确实被气坏了，因为杨永林只忙着搞医学研究，眼看着大女儿当知青下乡十几年回不来、儿子毕业分配不理想、妻子二十多年没涨工资也不吭一声……积怨成怒，能怪妻子吗？

如今虽然搬进了宽敞的住宅，可是那间“阁楼”仍旧温暖着他的心。他的学业主要是在那里完成的。在那里，他重温了热带病专家钟惠兰教授、血液病专家李天璜教授的著作。1960年，他进北京友谊医院实习时还没来得及弄懂。后来，钟教授带他去郊外采样，蓝天下给他讲细胞和人；李教授教他提取凝血酶，灯光下帮他补写听课笔记……那景、那情，多少次涌进他的“阁楼”。“阁楼”就是他的课堂，他再也不用赶着羊群、扒窗户偷听小学讲课了。

1969年，他满怀“阁楼”里的温暖，带着当年在北京几位教授那里学到的知识，奔赴毛里塔尼亚进行医疗援非。

人们说他长了一双医学慧眼，即擅长透视，又精于扫描，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医学难题。

这话不假。那年，毛里塔尼亚腹泻流行。一张张痛苦的面孔、一个个衰竭的孩子、一具具发臭的尸体……目睹这一惨状的外国医生早已有之，可是这种传染性腹泻却依旧年年发生。中国医疗队来了。身为医学检验师的杨永林越过漫天黄沙，来到临近马里边界的重灾区内马。他一眼就看到了那悬挂在木杆上的干牛肉：日晒雨淋，蚊虫叮咬，在当地却还被当作主食……警觉告诉他：这，恐怕就是传染源。

于是他立即走家串户，访问了近千名患者，采集了几百个标本。其他国家的医生采完样都乘坐飞机回“营”了，只有他还坐在荒野里检验。

突然，他笑了。1970年，杨永林代表中国医疗队，第一个把关于兰氏贾滴虫腹泻的调查报告交给毛里塔尼亚卫生部……

由此，这一凶猛的流行病终于止住了。该国政府设宴感谢中国，频频举起的酒杯里充满了兄弟般的美好情谊，更充满了杨永林的智慧和执着。可是此时的杨永林却面容严峻，因为他深知非洲地区缺医少药，各种热带病流行，医疗援非不能就此止步。于是，一个新的医疗计划又在他心里诞生了。

他找来了两位当地医学研究生，找出了当年花12块钱买下的《秦氏细菌学》，找出了钟惠兰、李天璜教授的著述……。1972年回国时，他向中国卫生部递交了《非洲地区睡眠病的调查报告》、《非洲地区血液RH因子的分布》等三篇珍贵的医学论文。

可惜，中国正在动乱……回忆起来，人们都为他的论文下落不明感到惋惜，可是杨永林却来不及姑息感叹。他知道，酒是甜的，人们的心愿是美的，医学检验师的责任和目标永远不会泯灭。

二次攀登

杨永林苦苦钻研，就是为了让酒更甜、让人们的生活像心愿一样美。文章虽然弄没了，但是他脑海里的知识却越积累越多。

有人说，作为万人大厂医院的副院长、副书记、检验师，如今又载誉回国，老杨今后什么都不用愁了。哪知道，他的愁事比以前还要多。

人们看到他整天伏在桌子上头也不抬地看、唰唰地写，以为一定又是医学论述了。不料，他拿出的竟是《怎样做好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致癌物质的化学分析方法》等环保论文。在中国，当时这可是很具前瞻性的。因为又过了整整一年，有些大楼才挂起了“环保局”的招牌，可是还有人不解地说这是“因人设机构，又搞什么名堂？”某些似乎内行的人则俏皮地说道：“中国的环保是第一流的，因为工业落后，环境还来不及污染呢！”

五十年代，日本的“狂猫跳海”事件，六十年代西欧爱尔兰海域上空飞翔的十万只海鸟突然死亡，此后美国又测得一个湖泊中的鱼每公斤脂肪里含有2500克DDT。但是，当时这些环保事件都没有引起中国人多大的震动。直到发现我国美丽的漓江水域含汞量超过饮用水标准的258倍时，人们才惊恐不安了。然而，杨永林回国后，自荐到本厂工业卫生办公室（环保科前身）就职，还不仅仅因为这些。那是因为一个周身黑乎乎的青年工人工作时满脸沮丧的神情，至今还不时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是TNT使他的血液细胞发生了严重病变，使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虽然那已经是1965年的事了，可是多少年来，这种事情还在不断发生，它折磨着杨永林的心。十四岁时，他可以满足自己当上了模范护士，可是现在他却不能满足仅仅当个检验师。

为什么TNT接触者中会有那么多人患上肝炎、贫血、白内障？为什么对这些患者始终找不出一个特异检测指标？为什么自己只能到病人身上寻找病菌，而不能及早防止病菌入侵人体？为什么只能生了病再医治，而不能尽可能减少患病甚至不患病？

原来，一颗热得发烫的红心、一股难以遏制的深情早就在这个沉静的医生胸膛里激**了。

不久，他当上了环保科长。科长，应该搞行政管理，而他只希望能够搞环境医学。搞普通医学，他熟悉遗传、生化、血液学；而环境医学却必须研究污染、污染的背景值和环境变化，还有工程学等等，涉及环境生物学、化学，以及食品、毒理、气象等十几门学科。这些对他来说全是陌生的。1956年他报考武汉医学院时，微生物学虽然考了个第一，可是化学却只有20分，差距太大了。他行吗？

既然他决定给自己加压，当然也勇于二次攀登。

幸好，儿子是学理化专业的，杨永林忘记了父道尊严经常向儿子请教。可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有一天儿子终于不耐烦了，不仅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而一甩手走掉了。无奈，他只好去请教一位新来的大学生，可是找了四次也没找到。于是他跑遍全厂，去拜访工程师、技术员甚至学徒工……

不久，针对本厂二十多个污染项目，他写出了第一本《环境基础知识参考》。这本六万字、在厂内印了一千册的小册子，字字句句无不浸透着他的血汗，而这血汗之果不正是TNT接触者的福音吗！

但是，当时人们对环保毕竟太陌生了，何况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污染中度过，甚至被环境污染夺去了生命都不觉得奇怪。因此，还在怀疑这环保知识究竟是不是福音的大有人在。当杨永林在大会上刚讲完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时，有人就当众递上来一幅漫画，画的是列宁冲着电话说：“爱吹牛的沙皇，失败就是下场！”

可是杨永林不在乎，他想：这更说明尽快普及环保知识太重要了。可是环保科活儿多、人少怎么办？他去找领导。领导却冷冷地说：“先干出点儿眉目来再来要人吧。”对此，有些同事也有了怨气：“谁拿咱这环保单位当回事……”杨永林明白：普及环保需要一个过程，同事们的怨气中不也有期待吗！

用力挤压吧，憋足气儿的气球，压力越大，反弹就会越强。杨永林提出要加紧学习，他自己更是先学在前头。每逢年节，他给来访的客人备好糖果茶水后，便一个人捧着书坐到一边看起来。每逢出差，他在火车上翻阅读书卡，白云和山野纷纷远去，而知识却留在他的脑海。他聚集着时间上的“边角废料”，日久天长，终于形成了一条知识的长河。1981年，他顺利通过了市里组织的技术答辩，被定为环境生物化学工程师。

不料，他刚一回到家，就有人找上门来：“老杨，你怎么搞的？厂里的轧道机就是刮破了树皮，也不该你去小题大做呀！”

“老杨，你看着办吧。市里决定削减咱厂的煤炭供应量，而根据就是你的揭发信。”

“撤掉他的环保科长！”……

听到这些，一向沉静的杨永林愕然了。

刮树皮、冒黑烟的事人人都知道，怎么偏偏怀疑老杨？据说根据是他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分析了56棵树皮的吸氧量和滚滚浓烟中的含煤量，而且还都写得一清二楚，人们说这类知识只有老杨最明白。若单从知识角度讲，当然杨永林最了解。可是，杨永林并不是只会把知识用于揭发问题、向市里写举报信的人。这不是他的习惯。

这一晚，杨永林没有合眼。他在含泪沉思，许许多多的往事一下子都涌现在他的脑海。他想起了厂里必须改造的污染源，想起了那些遭受毒害的工人和当地居民，他也想起了过去那些负伤、牺牲的战士……。这个从小就失去了家庭温暖的人，对战士、对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至今他还像小学生一样喜欢观看战斗影片。子弟兵的热血曾使他当年敢于和敌人较量，敢于和细菌战较量，可眼下……。末了他想：受点冤枉没关系，关键是要把环保工作搞上去，让人们从实践中看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那么，路子只有一条……

古人云：“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他反复研究了几十种国内外有关资料，并对TNT作业人员的身体、嗜好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结果发现：多年来，人们对毒理学和临床诊断已有许多分析，而对这些人从血液细胞遗传学角度的研究，及其可能造成的遗传效应问题的探讨却没有。于是他又进一步请教了有关专家，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这，恰恰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疑点越大，他的决心也越大，解决它，一定要解决它！

设想初步形成了。

元旦刚过，他就带着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启程了。某工业部十分重视他的项目，派专人协助他到上海和杭州等地去调研。上海第一医学院和杭州医学院的专家听了他的项目十分高兴，他们停下手头的课程帮他查资料、做实验，并介绍了各种细菌的培养方式，以及微粒体酶的制作方法。临别还送给他两种珍贵的菌种。他的视野开阔了、知识面拓宽了，仅仅二十天，比他暗自摸索的几年还要长。根据人尿代谢毒理分析，他为解决环境毒理问题找出了一条通道，他的心该是多么敞亮啊！二十天，虽然他没有去南京路和外滩领略繁华，也没有去西湖和灵隐寺观赏清幽。可是，他在他自己的思维园地里另辟了一处五光十色美景，那里既有汹涌澎湃的浪潮，也有绮丽无比的阳光和蓝天，还有鸟语和花香，更有矫健俊美的人群以及唱着歌的孩子们……

那一天，他怀着无比的喜悦，直奔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找到多次帮扶过他的齐齐哈尔医专血液学讲师郑丽芳和哈医大遗传学教授刘权章。在他们的帮助下，“TNT作业人员外周血淋巴细胞姊妹染色单体交换的研究”获得初步成果。今年初，在厂党委的支持下，他又把这一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厂环保工作，为车间设计了一间蓝光照射室，工人浴后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接受光疗，侵入人体内的TNT病毒将变成降解物由肾脏排出。他的方案全部实施后，TNT污染将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他还给工人们设计了一套美味科学食谱，采用这样的饮食，人体素质也会明显提高。于是，原来要求调离的工人不再要求调出，已经调出的人员也纷纷要求重返车间，环保科一下子成为最眼热的单位。工厂领导对他说：“你干吧，要什么我都给！”

环保工作不仅改变了环境，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体质和思想，科学和政治原来竟有手足情！

就在他完成这一重大科技项目的同时，他那“科研是为人类造福”的心愿也在其它许多方面结出了硕果。

根据丰富的病理知识，他用“土”办法使几十个疑难病患者恢复了健康。

他不断从《国外科技动态》上找到最新信息，改革了细菌培养基的传统做法，并为临床诊断找出了快速指示纸片生化鉴定法，以及采用“微生物分解TNT法”，为因地制宜解决北方水土污染找到了捷径。近十年里，华安机械厂治理污染而上马的十几项毒害物质回收，仅创造的经济价值就达数百万元，成为部里同行业中的环保先进企业。

他写的《环境化学致癌机理探讨》、《环境致癌物快速筛选法》等十几篇论文都受到有关专家一致好评，他本人也被提任部里某研究室的技术顾问和某研究组的组长等多种职务。

采访中，他翻开笔记本，让我看了一下计划中的项目。啊，什么“人的抗衰老”等一些崭新的课题还正在排队等着他。

望着这位当初只会回答“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四”的放羊娃，感慨之余，我不由得想到：你的文章可以用公斤来计量，那么，又该用什么来计量你脑海里的知识，还有你那敏捷的思考和博大的情怀？

你说你最爱唱歌，现在虽然不唱了，可是我却仿佛听到了那歌声，那些跳动在五线谱上的小蝌蚪，不正是你歪歪扭扭写下来的那些生机盎然的科学知识吗！

巴尔扎克说过：一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但是三年才能培养一个贵族。而你这个放羊娃自学成才却经历了三十多年！

你用三十多年的血汗铺筑了一条放羊娃的成功之路。在这条不寻常的路上，理想是基石，勤奋是油彩，实用是路标，而新的科技知识正是那一块一块闪闪发光的里程碑！

（原载1985年《学友》月刊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