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动人的六弦琴，你为什么这样沉静？静得连鸟儿都在屏息，树叶也不摇曳。是爱情不够甜蜜、还是生活的节奏太急？

“不！”第六琴弦说，“那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特有的情意。”

希望之火一经点燃

今年“七一”前夕，当有人要发展65岁的袁忠淮加入民主党派的时候，这位高级工程师、省政协委员却在共产党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一位目睹了旧上海种种民族耻辱的知识分子，新中国的春风点燃了他的希望之火。他，心头的信念整整珍存了35年。35年里，他步履从容，坚如磐石。

1979年，曾与他一道参加国民党抗日义演的赵浩生从美国回国观光，约他在北京见面。昔日的情谊顿时涌上心头，他像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驱车前往。他知道，作为美国华裔教授、国家座上宾的赵浩生早已今非昔比。而自己却在“文革”中被禁锢了15年，俩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但他却毫不窘迫地走进赵浩生的房间。他们亲切地回忆着当年在川云贵等地演“草台戏”时的情景，诉说着此后各自的际遇和沧桑。

有人说，此时这位“文革”中的“臭老九”一定想了很多：羡慕、遗憾、出走……。可是，袁忠淮对这些一点儿都没想。真的，当初他的哥哥、他的乡邻以及好友赵浩生分赴国外的时候，这一切他都想过了。他认为，留下来，是治理祖国满目疮痍的最好渠道。有了这样的决心，其它一切都无需再多想。

那以后，抗美援朝、当翻译、搞建筑，他的每一滴汗水都洒在祖国的大地上，他那颗爱国之心曾何等快慰呀：“人生的道路各有不同，我就喜欢和祖国风雨同舟。”

有人不解地问他：“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受“文革”之害，未免……”

他却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席卷旧世界的风暴，“哪儿还不揉进点泥沙。”

“你打算今后……”

“浪费的时光不好再后悔、再弥补，今后我还会和以前一样。”

他常说：“发愁多了会长癌。”在那种精神癌症蔓延的日子里，他正是高举希望之火独辟蹊径，在心灵的瀚海里铺筑了一条洒满阳光的道路。

党了解他，正如他了解党一样。

1982年，组织派他只身赴美参加第二届国际地基冻结学术会议。他有三个侄子在美国搞科研，临行前他风趣地对组织说：“我溜了怎么办？”

“你呀，打也打不走。”

当年挂牌子、蹲牛棚……面对重重危难都滴泪未洒的袁忠淮，听了这种信任的话语，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的兄嫂专程从台赴美与他团聚，带他观看了那些他最感兴趣的豪华建筑和高级科研设施。哥哥说：“怎么样？还是出来吧，这里是搞事业的天地呀！”嫂子则关切地询问他在国内的生活状况，并仔细地察看了他的着装衣料。然后问道：“你哥哥业余打打高尔夫，你的娱乐是什么？”侄子们则指着各种高档家用电器让他挑选。亲人相见，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一句责难，可袁忠淮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临行，他只拿了一些技术资料和一台小型英文打字机。侄子逗他：“看样子，您一定是共产党了？”“我还不够格，”他诚恳地说道，“但我爱国。爱国，咱们总还一致吧！”亲人们都赞同地开怀大笑。

爱国，救国，治国，此外他还求什么？

“共产党并不欠我什么！”他常这样说。虽然他蒙冤十多年，相反，他却总觉得自己好像对不住谁似的。老伴和小孙子在无锡对他的亲切呼唤，老同事劝他离休安度晚年的贴心话语，统统被他放在脑后了。他只感到那些以往他无权过问的技术问题在向他挑战。他恳求组织：“三中全会给了我重新工作的机会，还是让我继续做技术工作，拿掉我的科研所长职务吧。”有情仙鹤不南飞，他要留在熟悉的冻土建筑战线上，尽一位工程师的天职。

“总想搞点新东西”

有人说建筑工业是一项美化伊甸园的事业。其实，在中国，或者目前的中国并非如此，我们的建筑业像一个背不动、扔不掉的包袱一样。作为非商品房，盖一栋、国家就赔进一栋。因此，西方经济不景气时首先上建筑；而我们则首先砍建筑。砍建筑，就像砍建筑工作者的心一样。机械费用高于人工费用所造成的保护落后、以及由于文化水平低而忽视应用科学等问题，带给袁忠淮的精神压力并不亚于建筑业这个包袱自身的重量。

可是，你想改革吗？改革就要涉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繁琐体制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何况当时的袁忠淮又是一个“反动技术权威”。

然而，风浪只能掀翻那些颤抖的小船，袁忠淮可是一位谙熟水性的“老艄公”。

向下投放吧，那一斗斗沙、一车车石；往上垒砌吧，那一块块砖、一铲铲泥。日久天长，这些无不一层层压在袁忠淮的心头，几次从梦中惊醒。于是，像大庆铁人当初看到北京背煤气包的公共汽车时一样，袁忠怀的心里萌动着开拓者的希望和力量。他暗想：传统的槽型基础和秦砖汉瓦式的结构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种子说：有了春风，我就能发芽。

袁忠淮说：“好！我愿化为春风，去吹绿那片冻土！”

收工回到劳改棚，看管他的工人们自动向他围拢过来，聆听这位“犯人”讲解“爆扩短桩”的实施和改革。这是他在1964年提出的新设想，虽然已在大庆地区成功使用近两万桩，但他仍不满足。他再一次详细分析了爆扩方法的局限性后，肯定地说：“只有机械扩桩才是解决冻土地基浪费问题的根本出路。”

有人来揪斗他，看管他的工人则说：“不行，他是我们队的。”

批斗会上，工人问他：“是不是反革命？”

“是！”

“滚蛋！”

于是改批别人。

不是偏袒，更非不耐烦，而是工人舍不得扑灭他那股执意技术改革的烈火啊！工人们早就与他心照不宣，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让袁工得以喘息，才能让袁工坐下来专心思考技术改革的问题。

在他的启发下，青年工人王玉吉提出在钻头上安刀片，钻孔后使之自动散开，把桩基底部切削成蒜头型的机扩设想。袁忠淮听后兴奋得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王玉吉只有小学文化，袁忠淮就帮他绘图、选材、进行科学计算。技术改革的愿望把他和工人紧紧连结在一起。在那种“政治吃香、技术受难”的年代，他和工人们一起躲在工地的角落里试验，只有满天星斗对他们微笑。

不料，正在关键的时候，袁忠淮被调走了。离开工地怎么试验？工人们有些失望。没想到，他人虽然走了，心却还留在工地上，还和工人们在一起。他那一封封书信、一个个指点、一次次关怀，无不在已患肝癌的王玉吉心里激发起改革到底的信心和力量。前不久，当这项“ZK-3型步履式钻扩机”被作为全省专利通过技术鉴定的时候，要求冠名者蜂拥而上，袁忠淮却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相反，他千方百计地为患肝癌病故的工人王玉吉争得了第一名。

他的谦让精神令工人感动，令科技人员敬佩，虽然也有许多人不理解，但是他理解自己。他说：“改革，就是改革者的目的。”除了技术攻关项目之外，在他的脑海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位置。

人们说，在大庆搞装配式房屋，他是头一个。当时也是困难重重，从材料、设备、模板，到预制场地，甚至开辟运输道路，都要他亲自奔波。日晒雨淋还好说，可他要和人打交道。既要劝说有关领导认识这项新工艺，又要争取那些视芝麻权力如大象的人多行方便。

看他做得那么辛苦，工人们于心不忍地劝他：“算了吧。”

“不！做人有时就得大大乎乎。”

说穿了，在权力和私欲联姻的日子里，干事业反倒得靠厚脸皮。

可是，脸皮的威力能有多大？虽然他为自己争得了编撰技术资料、推广新工艺、用科学方法组织技术施工以及进行技术改革的种种机会；虽然在葫芦岛船厂、在大庆化肥厂、在联合泵站、在35公里输油管线等工地上，他都充当了技术上哪用哪到的“千斤顶”、不可或缺的技术挂帅者。可是，作为“反动技术权威”，他却始终无权过问技术成果。对此，他能一笑了之，毫不在乎。但是，当那些浇灌了他的血汗的科技成果由于得不到妥善管理而被废止时，他坐不住了，就像他的心被人捣碎了一样，痛得他大声疾呼：给我点“权力”吧。

蜗牛越冬，离不开信念的阳光。袁忠淮度过被控制使用的十五年，并不是靠权力的**。

1979年，他被重新起用了。启用后他唯一的心愿还是要“搞点新东西”。他说：“不一定要发明什么，但首先必须注重引进、消化先进的东西。只要吸收营养，就能提高自己，就能改变落后。”

因此，他一到黑龙江省低温建筑科研所当所长，便全力以赴于组织新的科研上马，增添新设备，派人出国学习、考察。对那些能拿专题的科研人员，他也总要“伸出手去拔一拔”。今年年初，他累得晕倒在暖气片上，脑瓜磕破缝了15针，可是他仍然没有放下工作。他殷切地希望祖国的科技发展，就像渴望父母健康、妻子忠贞、儿女积极向上一样。

“我只能不让自己闲着”

他不善高谈阔论，甚至可以说，他一生也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却生活得那么充实，充实得像流动的时间一样没有一丝间隙。

几年来，他夜以继日，做了许多以前他想做而不让他做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技术总结。那项他最早参与研制、填补了我国建筑工业空白的“ZK-3型液压步履式钻扩机”，在他的参与下通过了技术鉴定，并编写了操作规程。

第二件是组织所内科技人员大搞应用科学研究。诸如可以提高混凝土性能的外加剂——“铭渣”的试验、能改变传统楼墙结构的“轻骨料”的研制等等。总之，需要什么，他就研制开发什么。

第三件是打开对外科技交流渠道。他从国外买入急需的“X光染色仪”等重要仪器设备，引进了国外普遍采用的“强夯”技术，还多次派科技人员分赴日、美、西欧、南北极等地考察。

第四件是改变旧式楼房结构，实现装配式房屋建筑。他组织人员日夜兼程地进行设计、试验，自己主抓施工。

第五件是为了实施冻土建筑新工艺，他亲自起草了严密的技术文件，并到现场把关。当工艺要求在不动土（不被脚踩到的土）上搞基础时，国外用机械解决，他就采用吊篮的办法，即：人在吊起的筐里用锹取土。当挖基础遇到流沙的时候，他又想出了“沉箱”的办法：一边在水泥预制筒里取沙，一边使筒下沉。

……

他的智慧和实践经验多得有如万花筒里的星星。他的人品呢？

他被借调到大庆化肥厂工程指挥部任技术室主任时，也曾当过“甲方”。因为他总是及时果断地处理现场问题，而深受“乙方”的赞扬。

为了确保35公里输油管线顺利施工，他每天在沼泽地上徒步往返，逐个解决打口、修复、打压等工序中的难题，半年磨破了两双鞋。当库存材料紧缺影响施工的时候，他又亲自跑料、清库并抓具体分配……

后来，每当施工受阻的时候，人们总要愉快地回忆起袁忠淮抓的这几项工程，认为无论质量还是速度，都是建筑工程史上的光荣。

15年，对一个被控制使用的人来说是漫长的，但是用袁忠淮的工作成果来衡量，15年又太短了。他要劳动，又要组织施工、进行技术攻关、研究推广新工艺，还要撰写技术著述。15年里，他写下了《爆破短桩基础》、《季节性地基与基础研究》等著述十几种，还有一本厚厚的英文技术讲义。

他出差，自己排队买车票；他出门开会，徒步或挤公共汽车；他因公出国处处节约外汇，归来缴回一大笔差旅费。

他操劳的事情，有些甚至显得过于琐碎。工地上工人渴了，他顶着烈日去担水；老同志离休后照顾不周的，他按月为他们取、寄工资和粮票。他找思想苦闷的青年促膝谈心，替科技人员校改译文。会议室里忘熄的灯火、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甚至路边跌倒的顽童……，无不牵扯着他的视线和神经。他不惜把心掏出来揉碎了当泥使，只要社会主义大厦需要他。尤其当他看到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一些人长时间沉迷于打牌、酗酒、闲聊时，便无限感慨地对自己说：“可惜，我只能不让自己闲着。”吟诵唐诗和研习书法是他唯一的闲情逸致，此外他还自习了一套强身健体的好拳。

为什么他不愿闲着，难道他还想改变现实吗？当然想。他已经想了几十年，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时，“做人不能没有标准”，他只好约束自己了。其实，各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只是其间区别太大了。

有一幅漫画，画着一位深陷“便签”之海的老干部在高呼“救命！”袁忠淮看了后感慨地说：“我也写过很多‘条子’。”可是袁忠淮呼叫的却是：

“××：王（玉吉）家属若要（用）钱，可预支200元，以后由我处理。”

“×经理：我建议，因王玉吉在病中，最好不要调动，关系在科研所（由我们科研所）给照顾。请斟酌。”

……

他容不得生活的不合理，哪怕自己只能为之改变一丝一毫，他也绝不放弃。

当王玉吉的儿子得知千方百计照顾父亲的就是袁忠淮时，写来一信。信中语重心长地说道：“若九泉下的父亲得知，也会泪雨倾盆的。这就是您的为人，这不仅仅是帮助，这分明是您在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一个病人，让我看到了一个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对党的事业的拳拳之心啊！”

也许是建筑者的积习吧，袁忠淮光忙于给别人垒窝，却从没想到他自己。搞了三十多年建筑，亲手竖起的高楼也该如林了。可是，却没有一片叶子属于他自己。作为技术支柱，当他被搬来东面挡风、西面遮雨的时候，他夹着行李卷，从自己建筑的楼群下走过。他抬头看看它们：有人在上面品茶，“吱啦啦”的烹调声钻入耳孔，他却欣慰地走了过去，向着最低矮、最破旧、多年无人问津的小黑屋走去。那里没有窗户，一位和他处境相仿的中学教师收留了他。他幽默地说道：“原子弹也找不到我呀！”

难道他只能住这样的“防空洞”吗？

并非落难之人不敢奢望。如今他已经是一所之长、高级工程师了，却依旧栖身于极简陋的独身宿舍。当他面对与自己患难与共多年的一只40度的小灯泡、一只布满尘垢的煤油炉时，他也想起过海外亲人要送他的高档家用电器，想到他远在江南的温顺的老伴和舒适的家。但眼下，“暴风雨”已经过去，他能抽空想想也就满足了。

人哪，为什么？为什么一天两包的40年烟龄被他一下子斩断，为什么一个南方人要努力习惯北方的粗粮和葱蒜，为什么他只能把自己的情趣和欲望压缩到最低点？难道他就不可以像许多人那样张口则令、出门则车吗？对现实的风风雨雨，他心里就不曾泛起一点点涟漪吗？

不！他也是人，他也有许多自己的心愿。不过，他的心愿却与众不同。

他不愿意当所长，因为他不想让行政工作浪费自己太多的精力。他厌恶那些不把技术工作当技术问题处理的事情，因为他对祖国的科技发展太痴情了。就说这次整改吧，他为了不能让年轻有为的同志领导科研工作而大伤脑筋。

但他还尽量宽慰自己说：“总有些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作为个人，只能尽力争取，而不能激化矛盾。”他容忍人，谅解组织，唯独不能原谅他自己。他常说：“被否定的只有缺点。”其实，正是为了调整这不协调的种种关系，他才不惜割舍个人爱好，不断把自己分解开来，用自己的筋骨和满腔热血去构筑那座普通然而坚实的人格大厦。有人说“他是一只贪恋雪原的丹顶鹤”，其实他更像一颗甘居瓦砾的沙金。在社会主义通衢上，那一颗颗坚实、闪光的沙金，肩负着多大的重量啊！

如果生活是一把六弦琴，每一根琴弦都能演奏独特的心音。那么，疏朗、宽厚的第六琴弦呀，那可是知识分子赤诚的心弦。敞开你的心怀尽情歌唱吧——袁忠淮，向着坎坷的人生，向着希望的彼岸，捧出你对党、对同志、对事业的一片深情！

198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