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志摩的人生观和思想品行影响最大的哲人智者，非罗素莫属。志摩在美国读书时，就已开始读罗素政治社会方面的文章，待他读了《战争中的公理问题》、《社会改造的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我们对外界的认识》之后，就下定决心，非要到英国去师从罗素不可。他骨子里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当他从罗素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中获得期盼已久的滋养时，才不去管什么博士学位，怀了一颗热腾腾的心，急匆匆来到伦敦。

罗素当时不在英国，到中国讲学去了。当志摩了解到罗素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和平，反对英国参战，早在欧战结束以前的1916年就被剑桥三一学院除了名，并取消了他的研究员资格；罗素的言论及他的离婚案，在当时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志摩失望之余，对罗素在困境中不卑躬屈节，不向外界势力妥协低头的叛逆性格和勇敢精神，产生了深深的敬仰。

志摩只得百无聊赖地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混日子，跟着导师著名教授拉斯基(Harold　Laski），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21年春，经狄更生介绍，志摩进剑桥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做特别旁听生。一天看报，看到罗素在中国病故的消息，志摩惊呆了。他眼里含着泪，在万分悲痛之中，痛心追悼，哀思之情甚深。想不到自己崇拜的思想巨人，还没有缘相见，就先仙逝而去。后来消息传来，说罗素在中国四处演讲劳累奔波，得了重感冒，又转成急性肺炎，昏迷了近一个月，但最终是跟死神开了个玩笑，转危为安。

罗素病愈回国后，志摩从语言学家欧格敦(C?K?Ogden)那里打听到地址，便写信给罗素：“欧格敦先生把尊址赐告，但未悉此信能否顺利到达。您到伦敦要是能惠复一音以便安排一个大家见面的时间，我将感激不尽。自到英国后我就一直渴望找机会见您。我愿在此向您表示我的热忱，并祝蜜月旅行愉快。”信尾日期是1921年10月18日。

一周后，志摩终于如愿见到了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以后便常往来于剑桥与伦敦，参加罗素所有的演讲会，并成了罗素家中的座上客。罗素的第一个孩子将满月时，志摩大事张罗，发动一批剑桥的中国学生在12月10日为罗素夫妇摆下喜筵，还按照中国人的惯例，准备了红鸡蛋和长寿面。

志摩还常在剑桥邪学会的学术活动中与罗素见面，听到他激动人心的演说：邪学会(The　Heretics’　Club)是欧格敦等剑桥学人组织的一个专以演讲、诗论、辩论为主的学会，每周都有活动，因常发表反对传统专制思想的异端邪说，所以取名“邪学会”。

除了听罗素兴趣盎然的高谈阔论，进一步阅读罗素的著作，志摩有时还到罗素家中进行一种上课式的探访。一次他在罗素家中住了两个晚上，收获特别大。他感觉到听罗素说话真好比看法国烟火，种种精彩炫目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不惊异，不由不欢喜。罗素的睿智思想和诙谐幽默的性情感染使志摩一生受益。两人的性灵捻到了一起，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

志摩不是远隔着祟山仰望着高大的哲学家，而是有时深入到了他的生活中，因此，对他的哲学思想、生活态度、性格特征，甚至脾气爱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他对自己各方面的影响也就更直接、更深入、更持久。

孩子气的志摩没想到作为大思想家的罗素也十分的孩子气。当他看到罗素和小孩在一起玩耍，那副高兴、认真而又活泼的样子，也实在忘形得像个孩子，真感到不小的惊讶。再联想到汉族“蟠蟠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少年，弱不禁风”的十六字诀，不由得脊背透凉。他意识到西方文化能成功的一大秘密，就在于人们不止思想上、心情上甚至身体上不失童真。

志摩本身正是这样，似乎永远长不大，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有着孩子的气质和心灵，聪明灵活，总是一腔淳朴的天真，对一切新鲜的东西，都像小孩子见到新奇的玩具一样，摆弄玩赏个不停。

志摩对罗素教育孩子的方法十分赞同和推崇。一次，罗素夫妇带着还不满三岁的儿子约翰到海边去玩。罗素叫约翰到海水里去洗澡，初次见到大海的小约翰直怕扑过来的浪花咬了自己的脚，吓得哭着往回跑。罗素生气，难道罗素的儿子还有什么可以怕的，有什么见着可以胆怯的？那不成!夫妇俩也不管孩子哭闹，一下子把孩子丢到海水里。上来了，再丢，让他哭好了。不出三五天，不叫他下海都不干了，他甚至觉得在海里追逐浪花比在平地上瞎跑好玩多了。

罗素对志摩说：“东方做父母的怕下不了这狠手不是？我也懂得，但勇敢、胆力、无畏的精神，是一切德性的起源，品格的基础，这地方决不可含糊。别的都还可以，怯懦，怕，是不成的，这一关你不趁早替他们打破，你或许会害了他一辈子。”志摩听罗素说勇敢这字时，声音来得特别沉着，眼光显得异常闪亮，好像这是他做人的第一信条、唯一凭证似的。

做了父亲的志摩深表赞同。他说：“我与其有一个懦怯的孩子，还不如没有孩子。天下再没有比懦怯更叫人丢脸的事了。”

罗素的生活是被三种强烈的**主宰着，那就是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他告诉志摩：“我一直追求爱，首先是因为它带来极乐，这巨大的极乐常使我愿为了几个小时的快乐而献出余生。其次，它能解除孤独。孤独多么可怕，一个战栗的意识越过世界的边缘，看到了寒冷、莫测和悄无声息的深渊。我一直寻求爱，最后还是因为在爱的结合中，在这张神秘的袖珍画像上，我看到了圣人和诗人所想象的天堂之幻景。”

“您说得太精彩了，爱情是生命的一切意义所在。谁有了爱，谁就有了幸福。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也即是生命的失败。”志摩说。

出身贵族的罗素在气质、风度以及举止、衣着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志摩。他注意到罗素几乎一切都是贵族式的，他遵循传统、礼貌周全，说话时发音清晰，讲究用词，举止大方儒雅，衣着和谐贵气，谈话中反应敏锐，见解睿智。他是一个严厉得近乎苛刻，不讲仁慈怜悯的批评家，锋芒毕露。

回国以后，志摩也有点儿追求贵族化，大概是模仿着罗素来的。他后来在文学圈子里，在朋友们中间的那种活泼、灵动、唠叨、兴奋及其谈锋的自在如意，常像一阵旋风席卷四座，又像把火炬把每个在场人的心燃亮，很有在“布鲁姆斯伯里”沙龙里罗素的味道。只是他不像罗素那般具有攻击性，而是更多带有像威尔斯、狄更生和嘉本特等其他英国朋友的那种宽厚祥和。后来志摩身上自信、好辩和反叛现实的那一面性格，一定是他在设计自我时，往罗素模具里倒了点儿自家的原料。

志摩在1925年和1928年两度赴英时，都到罗素家中进行了长谈。

罗素跟志摩聊了许多他这些年的遭际，欧战时反战主和；与执政者斗过，与群众斗过，与自己癫狂的心理也斗过；失败，屈辱，被剥夺教职，坐监，讲社会主义，颂扬苏维埃，入劳工党，游布尔什维克之邦，离婚，游中国，回国，再婚，生子，直到现在卖文为生，所有这一切，使他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得出一个似乎成熟的结论。在他看来，人生这面锃亮的镜子，现在被灰尘遮住了。只要把灰尘擦了去，人生即可回复光明。所以，他对人生并不失望。他说：“只要有四个条件存在，人生就是光明的。第一是生命的乐趣，这是天然的幸福。第二是友谊和情感。第三是爱美与欣赏艺术的能力。第四是爱纯粹的学问与知识。这四个条件若能普及到平凡百姓，天下就太平了，人生也会有颜色。”

在志摩眼里，这位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关注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思想家，反抗旧道德的个性主义斗士，富瞻才华、幽默谐趣而又桀骛不驯的长者，“是现代最莹澈的一块理智结晶，而离了他的名学数理，又是一团火热的情感；再加之抗世无畏道德的勇敢，实在是一个可做榜样的伟大人格，古今所罕有的”。所以志摩特别珍惜与罗素见面时一分一秒的时间，罗素每一次面对志摩信任崇拜的神情，谈兴也自然越来越高，话语间充满了辛辣的情趣和温厚的幽默感。他们对坐长谈，不自觉间就忘了时间。

1928年志摩最后一次见罗素，在他家逗留一晚。那一夜，他们一直谈到凌晨两点。

志摩后来在《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中，以富于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他读罗素的书和跟他接触的印象：

“每次我念罗素的著作或是记起他的声音笑貌，我就想起纽约城，尤其是吴尔吴斯五十八层的高楼。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云里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料峭地猛闪，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

“矗入云际的高楼，不危险吗？一半个的霹雳，便可将它锤成粉屑……但是不然!电火尽闪着，霹雳却始终不到，高楼依旧在层云中矗立。纯金的电光，只是照出他的傲慢，增加他的辉煌!”

志摩自然愿把这份辉煌向中国的广大读者播散，他读过罗素的书后，常就着极高的兴致，随手挥就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他在读过《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一书后，写了《罗素游俄记书后》。

志摩回国后，罗素寄给他一本新作，志摩写了《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在这之后，他还相继写过《罗素与幼稚教育》、《再谈管孩子》、《关于〈罗素与幼稚教育〉质疑与答问》、《罗素又来说话了》等向国人介绍罗素的为人及学术思想。

志摩对罗素并未亦步亦趋，他在《罗素与中国》一文中，在赞扬罗素对中国的真情厚意和爱惜中国文化的同时，对罗素也提出了点儿批评：

“罗素虽则从游俄国游中国感觉到人类的命运，生活的消息，人道的范围，他却并没有十分明瞭中国文化及生活何以会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第一就不了解孔子的影响。他书里老实说他对繁文缛节的孔子没有多大感情；第二他以为中国的好处，老庄很负责任……他不知道中国人生活之所以能乐天自然，气概之所以宏大，不趋极端好平和精神，完全还是孔子一家的思想。”

作为伟大哲学家的罗素，十分珍视与这位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青年的友谊。他们年龄相差二十五岁。当罗素八十多岁编辑自己的书札手稿时，在徐志摩书信一栏上写道：

徐先生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毕业生，也是一个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教他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出生起就没有洗过一次澡的人。当这位老先生逝世后，徐先生因为是当地的地主，别人就问他是否要为死人洁身，徐先生答道：“不要，就这样葬他好了。”很可惜，徐先生在回国途中遇意外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