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伦敦不久，志摩认识了中国留学生陈西滢和章士钊。接着又结识了退出政界的前民国临时参议院和众议院秘书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民。

一天清早，志摩起了床，打开窗子，把明媚的晨光放进来。他伸了个懒腰，没急着洗漱，坐在窗口随意翻看桌上的闲书，闻着透过窗户溜进来的深秋草木湿重的馨香。正在这时，一辆汽车停在门口。志摩知道是找自己的，忙出门看，见来的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上前握住他们的手就往屋里让。西滢急着说还有一位，志摩往车里瞧，见那位开车的中年司机正冲着自己笑，弄得他莫名其妙。

“这就是……是……威尔斯(H?G?Wells)先生。”西滢费了半天劲才把话说完。

“贵客临门，快请！”志摩没想到西滢领来的会是威尔斯，大名鼎鼎的《世界史纲》的作者，使他喜出望外。他非常佩服威尔斯，威尔斯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给人家当佣人，父亲是个园丁。他十三岁便辍学在药店里当个小伙计，后来又在服装店学做买卖。他生活俭朴，积攒下一笔钱，上了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他最初喜欢写科幻小说，《时间机》是他的处女作，后来，他也写了不少社会小说。

四个人进屋，打开了话匣子。志摩还是爱聊政治话题，他说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中，最欣赏英国的政治。他觉得德国人太蠢，太机械性；法国人太**，什么事都任着性子干；美国人太陋，顶多弄出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只有英国人可称得上现代的政治民族。英国人自由而不激烈，保守而不顽固，连历史上都没有什么大流血的革命。

威尔斯见这位戴着黑边眼镜，脸色白净的中国青年谈起政治的激动神情，觉得特别有意思，心想这样的个性绝不适合搞政治，他的气质很像个诗人。心里想着，也就说了出来：“徐先生，您把英国说得太理想了。我看您是个情感型的人，我觉得您应该当诗人。搞政治对您来说，大概太沉重了。”

“对呀，志摩，在所有的学科当中，文学最有趣味了。在文学作品里，你可以跟许多伟大的心灵直接对话，那里才有至真、至善、至美。你的灵魂也可以在净化当中得到升华。”西滢说。

“说真的，西滢兄，我有时也觉得现在学的政治经济很枯燥，而且学出来空有一肚子学问，回国后用不上，坐天下的是丘八大帅，搞的全是强权政治。有时我觉得心灵好像被一份深刻的忧郁占据了，直想把一种说不清的意蕴抒发出来。”志摩说。

“我看你趁早改学文学算了。说点轻松的，威尔斯先生，您喜欢吃中国菜吗？”

“我很喜欢中国菜，也很喜欢热情、爽直、率真的徐先生。徐先生，欢迎您到素司地顿我的乡间别墅去玩。”

志摩觉得自己真的好福气，从美国赶来伦敦，没见着罗素，失意还没有散尽，就认识了这位大作家。他一下子喜欢上这位宽厚又风趣的长者，爽快地答应了威尔斯的约请。

几天后，志摩坐车来到伦敦郊外的素司地顿，威尔斯的两个小孩到车站来接他。

那一带全是绿荫荫的树林，看不到什么居民，大概这里已是威尔斯家的地界了。走过华维克花园，志摩一眼望见威尔斯正低头背着手在一所房子后边踱来踱去，两个孩子手指着父亲，笑着对志摩说：

“您看这位老哲学家不知在那里又想什么呢？”

志摩被让进屋，和威尔斯谈了一会儿。志摩以前曾听人戏称威尔斯为“极精的说谎者”，这次亲有所感，他觉得威尔斯完全有一种科学的观察力，只要看了一个人的屋子，恨不能连鼠洞都记得。威尔斯五十多岁了，精神极好，兴致特高，他领志摩看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黄色的。他告诉志摩，自己正同时写着三本书，一本是小说《似神的人》，另外两本，一本关于历史，一本关于教育。他说他写作没规律，不定什么时候，有时半夜有了文思，便立刻爬起来，衣服也不穿，拧亮电灯把想法写下来；有时则一气呵成，一直写到天亮。

吃过午饭，两个人一起到华维克花园散步。他们谈到了近代小说，威尔斯请志摩把中国近代小说翻译出来，他正准备办一个书局，将来可以由他出版小说集。正聊得高兴，前面有道篱笆拦了去路。威尔斯说：“我们跳过去吧。”“好!”志摩说着，便轻快地翻了过去。威尔斯没了年轻人的灵活，没翻好，跌了一跤，连衣服都划破了，弄了一裤腿的脏。两人相视，大笑不止。

威尔斯是志摩到英国后结识的第一个英国著名作家，他虽然比志摩大三十多岁，但他那平和风趣的长者风范，他的艺术主张，他把艺术视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他对于人类抱有的无限乐观，都深深感染和影响着志摩。志摩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是否该下决心学文学。威尔斯和西滢的话一直在脑子里转圈。

没过多长时间，威尔斯介绍志摩认识了自己的好友，著名的汉学家魏雷(Arthur　Walay)。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古典诗词特别是唐诗情有独钟。他不去中国，是为了在脑子里保留唐中国的完美印象。他很高兴结识这位学养深厚、英文流利的中国青年，常在唐诗的理解和翻译上，请教志摩。志摩的指点常使这位洋学究拍案叫好。魏雷很感激志摩，他在1940年写的《欠中国的一笔债》一文中，表达了对志摩的深切怀念：

我们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所知已不少了，也略懂二者在古代的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们却不太清楚文学艺术这些东西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地位如何。我们从徐志摩身上所学到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我已说过了，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

很快，当时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魏雷，介绍志摩与他的主管上司、著名诗人卞因(Laurence　Binyon)相识。尽管志摩和卞因算不上深交，但他身上显露出的一股诗人气质，给志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卞因差不多是志摩结交的第一位英国诗人。和比自己年长的这些英国作家、学者交往，志摩学到了许多知识。而且，跟这些学界名流相交，对他来说，本身就是很大的荣誉。志摩想，自己该尽快改学文学，才能更好地与英国文学界的人交往。他在来英后不久给家中的信里写道：“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

1921年初的一天，志摩和林长民一起到伦敦的国际联盟协会听演说，由林长民介绍，又认识了剑桥王家学院的院友、著名作家狄更生(G?L?Dickinson)。这下志摩的运气来了。几天后，林长民请狄更生和志摩一起来家里喝茶。喝茶可是英国社交生活中少不了的内容，要是哪位英国朋友请你去他家喝茶，那说明他已经把你当成了他的至交好友。

“我一直很崇拜您，狄更生先生，在我眼里，您是当代最崇尚华夏文明的欧洲学者。我非常喜欢您的《中国的来信》，那文字简直美极了，好像清流活泼的涧水一样。我还知道您所关心的是爱和真，您所希望的是人心向善。您提倡古希腊式的生活，尊重我们的孔、孟和老子，爱慕歌德、雪莱及所有浪漫派作家。您还热衷于社会改革。总之，差不多您所喜欢的一切，都是我也喜欢的。”志摩的孩子气又上来了，他从来不会作伪装假，一切都是直率明朗的。他一开始就向狄更生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狄更生很喜欢志摩这种率真的性格，而且，特别觉得他身上透露出聪敏、风趣和慈祥温蔼的气质与自己很相似，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活力。

“我看您该是位诗人，徐先生，您的气质与政治经济学别着劲呢。”狄更生风趣地说。

“您也这么说，这下我更有信心了。来到英国以后，读英国的小说和诗歌，我感觉那里有股奇异的风吹拂着我，我仿佛变成了一片羽毛，随着那风飘游。翱翔于奇妙的文学世界，我才意识到那经济学是那么的枯燥、沉闷，那么压抑我的天性。我真不想再念下去了。”志摩显得有点儿无奈。

“您看这样好吗，徐先生，如果您不反对，我想介绍您去牛津或剑桥学文学。以您的聪明才智，定能大有作为。”狄更生叼着烟斗，故意慢悠悠地说，一双慈目含着仁厚的笑意注视着志摩。他打心底喜欢上了这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中国青年。

“真的？您说的是真的？”志摩又惊讶，又激动，一下了从椅子上蹦起来，眼睛里已经闪出了泪光。“Cambridge！多么诗意的名字，康桥，拜伦的母校，太浪漫了。狄更生先生，如果可以，我要去康桥。”志摩一直把剑桥译成康桥，他后来在诗文里赋予康桥诗意、浪漫和灵性，以致人们对剑桥倒陌生了。

狄更生看看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林长民，林长民点点头，对志摩说：“又一个诗人要诞生了。”说完，三个人大笑起来。

狄更生以康桥王家学院院友的资格亲自与院方联系，使志摩获得了一个特别旁听生的机遇。这样，既可以随意选课旁听，又无需考试，没有做论文的压力，这对不喜欢任何束缚的志摩再合适不过。康桥给他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可以说，没有康桥就没有志摩。志摩对康桥有的是无限柔情，他这一生真正享福的日子，是在康桥度过的。他倒不敢说康桥给了他多少学问或教会了他什么，也不敢说受了康桥文化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质、脱凡胎，但就志摩个人来说，他的眼是康桥教他睁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拨动的，自我意识也是在康桥萌芽的。所以他始终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偶遇狄更生先生，因为他，自己才进了康桥。他在1922年8月7日给傅来义(Rocen　Fry)的信中深情地写道：“英伦的日子永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思这一段时光，并会忆念到有幸结交了像狄更生和您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志摩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就这样在康桥固定成形了。

狄更生有时住伦敦，有时住康桥。他康桥的宿舍在校友居的顶楼，那里很安静，窗外是蓝天绿树，静得能听到时间在细碎的鸟语虫鸣间滑过。狄更生来康桥时，志摩几乎每天都来，与他一起抽烟、喝茶、聊天。话题可多了，中国的庄子、孔子，英国的拜伦、雪莱；生活、理想、爱情、政局等等，无所不谈。狄更生说他前世一定是炎黄子孙，要不怎么那样喜欢庄子，喜欢中国文化。志摩说他不喜欢歌德，喜欢雪莱，因为雪莱爱得深，爱得火热，爱得真切，而歌德却在热恋的时候，悄悄溜走。

有时狄更生在伦敦，或去了欧洲大陆，志摩也常来到顶楼，独坐在楼梯宽敞的走廊上凝神静思，望着窗外宁谧的夜空，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要在狄更生精神思想的浸润下，把人间世相的乱丝梳理清晰。

志摩把狄更生看成英国的梁启超，自己的精神导师。两个人年纪相差很多，交往起来却是那么的情笃意深。志摩回国前请傅来义画了一幅狄更生的油画肖像，他要这位人生路上的洋师傅时刻伴在自己身边，他要不停地从他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鼓励。回国后，他不断与狄更生通信，还常寄送礼物给他。

志摩1928年第三次访英时，为了告别的聚会，特地回到康桥与狄更生叙旧，狄更生不在。志摩到巴黎转杜伦下马赛准备乘船回国。为能最后见狄更生一面，志摩一路走，一路用电报联络，接到电报的狄更生，不辞辛劳，风尘仆仆，一城又一城地追赶志摩，终于在最后一站马赛两人见了面，相隔数年，再次相见，那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两人开怀畅叙，之后又匆匆洒泪话别。这是志摩与狄更生最后一次见面。

狄更生还把自己的好友、20年代英国颇负盛名的新派画家、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傅来义介绍给志摩，这两人也成了终生的朋友。

傅来义爱好中国的各类艺术，志摩每次由康桥到伦敦，都要到傅家做客。傅来义跟狄更生一样，也很喜欢这个无拘无束、活泼风趣的年轻人。两人在一起，不是谈中国，就是谈艺术。志摩从傅来义那里学到了很多西洋艺术，尤其是现代绘画的知识，受到了启迪性的影响。他在回国后，便努力宣扬欧洲当时的新派画家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等人的绘画艺术。

傅来义心胸开旷，待人接物温雅仁厚，卓然一派儒者之风。他讨厌装模作样的艺术家行径，而对闯入生活的新思想、新朋友和新经验都信任而乐观地容纳，打开心怀，不抱任何成见。

志摩后来在给傅来义的信中说：“你宽厚温雅的人格，为我拓展了新的视野，并且鼓舞有加，使我能亲近那些博大事物和高贵的思想与感情。”他最怀念与傅来义在一起聊天时的情景，能听到他那悦耳的声音，是一种何等的快乐和安慰。

回国以后，志摩无时不在遥念着傅来义，当他接到傅来义的来信，简直快乐极了。他在回信中写道：“你的来信震撼了我全人。你真挚的同情今晨带给我一种漫溢心魂而又独特无匹的感觉。我虽然尝过多种欢乐的滋味，但与此却无可比拟!我也没有办法把拨动我最深沉的心弦那一种感激之情传递给你。”

志摩曾与蔡元培和梁启超商量，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狄更生和傅来义两人同来中国讲学、举办画展。结果，狄更生因事，傅来义因病，都未能成行。志摩感到莫大的遗憾，他是多么的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欢迎给过自己巨大启迪的良师益友。

在剑桥，由狄更生、傅来义介绍，志摩又结识了已年近八十岁的英国作家嘉本特(Edward　Carpenter)。老头儿的思想一点不保守，而且基本上是反传统的。他爱人类，爱自由，提倡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赞成回到自然。所有这些全与志摩合了拍。老头儿爱喝中国茶，八十大寿时，亲笔写信告诉志摩，一直喝着他送的中国茶。从老头儿的创作，能看出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而志摩后来写的几首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和《自然与人生》，在内容和技巧方面，又和嘉本特的散文诗《向民主》有关联。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志摩的朋友满康桥，特别是王家学院，他成了那里的名人。他经常就穿着中国的长衫飘然而出，有时夹着几本书，或手拿中国书画手卷，在楼梯的走廊，在绿莹莹的草坪，跟老师和同学们开怀畅谈，显得格外耀眼。

他与邪学会的创办人瑞恰慈(L?A?Richards)、欧格敦过从甚密。他也成了邪学会的积极分子，每周都去参加演讲、讨论和辩论，在自由和学术空气中，接触到一些与社会传统相冲突的新思想。邪学会的几员大将十分器重志摩，当瑞恰慈、欧格敦、吴雅各(James　Wood)在1921年出版合著的《美学基础》时，专请志摩用中文在卷首题写“中庸”二字，以光篇幅。

志摩结识的英国朋友中，还有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开痕司(Maymard　Keynes)(今通译凯恩斯)。当时开痕司还不到四十岁，反应敏捷，工作效率极高。他每天工作不超过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全消磨于看小说和与朋友闲谈。他的朋友多为文学家和美术家，对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志摩对他倾慕备至，认为他不仅是统计学与名学的专家，而且是未来的大政治家。他学识宏博，见解精密，志摩觉得他该是英民族政治天才的代表者，前途不可限量。

英国的朋友，康桥的氛围，像阳光沐浴滋润着初萌的嫩芽，培养起志摩的浪漫气质。志摩正是从康桥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历史，他要追求的理想人生全部包容在他的“单纯信仰”里，这里面，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