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4日，“南京轮”拉响了汽笛，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启锚，离开上海浦江码头，开始了长达三个星期的航行。与志摩同船赴美的，有他的中学同窗董任坚和刘叔和。

轮船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破浪前行，志摩总爱跑到甲板上凭栏远眺。海面上层层叠叠涌动的波浪，瓦蓝的天空下浮游的白云，跟随轮船追逐浪花的海鸥，都让他激动不已。第二天凌晨，夜色还没有退去，天海还分不出颜色，志摩就披了件夹衣来甲板等待海上日出了。他爱湛蓝深沉的高天，爱辽阔雄浑的大海，宁静里凝结着深邃，平和中潜隐着变幻。他的性灵正如那自由自在翱翔于天宇的白云，随着自然的风向飘飞；他的热血正如那激越奔涌的海涛，海水不枯竭，热血不停流。

天边的色彩开始由深灰、浅灰、黛青，变得清晰起来，远处的岛屿和船只，也影影绰绰地显露出形状，东方露出些微白意，渐渐透出暗红的日影，直到整个太阳像胖娃娃的脸蛋从海平面摇着晃着冉冉爬上来，于是东方有了伟光普照的光明。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整个海面都像燃烧了一样，显得瑰丽、庄严。看着眼前灿烂的日出，志摩心潮澎湃，忽然涌上一股创作的冲动。

他回到船舱，挥毫疾书，把飞扬的思绪一气呵成抒写出《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表达了一腔真挚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在文中痛感中国的积弱不振和封建统治的昏聩腐败，“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表现了担忧和愤慨之情。同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感怀国难，决然远迈，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戊戌变法以来，大批青年留学海外，许多人出国前握拳呼天，信誓旦旦，空怀爱国之志。而学成回国后，有的徇私营利，有的学非所用，有的甚至陷于绝境。志摩这次“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是要以非凡的抱负，力挽狂澜，以天下为己任，挽救祖国的危亡。他感到“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忧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因此，他要“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爱国的志摩以乘风破浪为人生至乐，他立志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努力。

9月4日，志摩抵达旧金山，后横跨美国大陆，经芝加哥、纽约，最后进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就读于历史系。他选修了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组织、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法文、西班牙文等课程。这些课程与父亲希望他读的银行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志摩实践着自己在《启行赴美文》中的诺言，和同室同学共订章程，过着一种洋溢着爱国**的生活。“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他还加入克拉克大学学生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又和李济到哈佛大学参加中国学生在那里组织的国防会，结识了梅光迪、赵元任和吴宓。

11月11日凌晨三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美国举国欢腾，游行的人们若醉若狂，欢呼声响成一片。志摩从睡梦中醒来，抑制不住兴奋激动的心情，提笔在日记中写道：

“方是时也，天地为之开朗，风云为之霁色，以与此诚洁挚勇之爱国精神，相腾嬉而私慰。嗟呼!霸业永诎，民主无疆，战士之血流不诬矣。”

志摩关注着国内外社会和政治的风云变幻，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性集会，大量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其中梁启超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生动的笔触和饱满的热情，描绘了玛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三位爱国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实现意大利独立统一过程中做出的丰功伟绩。志摩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是要以意大利爱国者的形象，来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忱。读了老师的激扬文字，志摩深受鼓舞，热血沸腾，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这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可自已者矣!”

1919年国内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使远在万里之外的志摩感受到来自祖国的爱国浪潮的激**，他每天阅读寄自国内的过时的旧报，从上面详细了解那场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他为中国民众开始觉醒，开始行动，开始参政，新的民主主义思想抬头而备感欢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其实，这是纯粹感情的反射作用，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他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情。

1919年6月，志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并荣获一等荣誉奖。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关注政治、劳工、民主、文明和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研究。只一年的时间，志摩便以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硕士学位。

志摩的这篇论文很有意思，内容谈及中国妇女自古以来的文化修养，并强调革命后中国妇女得解放的情形。这全然是他在洋人面前为中国妇女、也是为中国争面子的一篇文章，其中不少情节甚至有点滑稽。比如，他认为中国妇女已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从女孩的称谓“千金”、“明珠”，男孩的绰号常是“狗子”就可看出妇女是受尊重、有地位的。另外，他还羞于在洋人面前提及摧残中国妇女心灵和肉体千余年的陋习恶俗“缠足”。他只轻描淡写地说，这种浪**王子在性变态趣味下产生的缠足是愚蠢的，西方人嘲弄缠足难以接受，可是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能比缠足好多少呢？更何况当西方人认识到束腰的落后时，中国人也意识到了缠足的邪恶。再比如，在谈到中国妇女低下的教育地位时，他不无夸张地宣称，一位中国的村妇就可以随口背诵诗词歌赋，描述史实轶事，而新英格兰的普通女工能随口背出莎士比亚的诗歌吗？中国妇女可是常把李太白、苏东坡挂在嘴边。再看历史上那些天赋颇高的才女，苏若兰、蔡文姬、武则天、李清照、朱淑真，哪个不足与名儒志士相提并论？

在美国两年，志摩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先是读英国政治家、艺术批评家拉斯基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使他打消了实业救国的幻梦。出国前，他也曾一度相信父亲所说，开工厂，兴办实业，是救国的唯一路子。那阵子，他一见到高耸的烟囱，就如同翻开善本书似的，油然生出敬意。是拉斯基和马克思的书帮他修正了对烟囱的见解。当他从历史老师那里了解到，19世纪初叶常有小孩钻进工厂的烟囱清理污垢，不时有被熏焦了的，他就恨起了烟囱，甚至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都让他厌恶，因为那高耸的样子使他联想起烟囱：烟囱梦的破灭使他实业救国的主张开始向政治救国转变。

志摩同情社会主义的起点是看了一部小说，里面讲芝加哥一个制肉糜厂的童工，操作机器时不小心将手臂碾了进去，与猪肉一起做了肉糜，那家工厂将产品远销东方各大城市，所以一个星期内至少有几万人分尝到了那小孩的臂膀。肉厂是资本家开的，于是他不能不恨资本家。因为志摩立意研究社会主义，书架上又有几本讲苏俄的书，使得当时在纽约的中国人叫他“布尔什维克”。

这之后，他很快又对尼采哲学着了迷。其实，他对尼采哲学的整体思想并没有把握，只是为从那里获得一种自强不息、顽强奋斗的向上精神，或被许多语录式警句中透露出的强烈的反叛色彩所吸引：他仿佛跟着查拉斯图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便润进他的肺里，杂色的人生图景横亘眼前了。

也许是迷恋尼采的缘故，志摩的性情中已深深打下了反叛现存秩序的烙印。他牢记尼采的话“攻击是我的本性”，“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当他懊恼沮丧的时候，这会带给他一种异样的惊心，异样的彻悟。他要搏击，要奋斗，要迎上前去。

而真正吸引志摩的，是英国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他已厌倦了在美国的读书生活，渴求一种新的反叛：罗素正在英国向他召唤，他义无反顾，当即决定摆脱哥伦比亚博士衔的**，横渡大西洋，跟这位20世纪的福禄泰尔(今通译伏尔泰)认真念点儿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