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2010年接近100万，2011年超过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比例达21%。据相关统计数据，今年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摘自某公开报道

高考作为我国“第一考”，每年都要牵动亿万家长的心。每年高考人数的增长或减少，本来很可能是自然现象，无论增长或减少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可是如果这些数据出自不同部门之手，在具体原因的解释上就会有所偏颇。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开始突然下降，引发了一阵全国范围内的原因探讨，2010年以来的情况更严重。

相对来说，与其他统计数据误差相差较大不同的是，高考报名人数还是比较容易统计出来。从实际数字看，近年来我国高考报名人数一直处于持续增长态势，2009年第一次出现转折点。

国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02年到2008年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由527万人增长到1050万人。2009年除广东、江苏、重庆等省份高考报名人数比上年稍有增长外，大多数省份高考人数出现减少，个别省份下降幅度甚至超过10%　1，也就是说转折点是从2009年开始出现的。

面对转折点的出现，每个部门所处立场不同，其解释也是五花八门甚至相互矛盾。本书认为，归纳出来的正确观点应该是：

一是生育高峰已过，符合高考报名资格的绝对人数下降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剧烈下降呢？了解我国国情的读者知道，1991年恰逢农历羊年，我国农村中有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羊年出生的孩子命苦”的思想，所以许多人尤其是农村人不愿意在羊年生孩子，这样就直接减少了1991年出生人口的数量，从而间接影响到2009年高考学生数量。

同样的道理，2008年全国多数省份高考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与这些孩子的父母赶在马年（1990年）生孩子也有一定关系。

例如，2008年吉林省高考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20.8313万人，而2009年山东、河南两省的报考人数均下降较多，很难说这与鲁豫地区的上述生育观念没有关系。上海市2009年的高考报考人数比2008年减少2万人左右，该市就曾公开承认这与羊年人口出生率低有关　2。

二是新的“读书无用论”在抬头

所谓新的“读书无用论”，是与过去“**”期间、改革开放初期的旧的“读书无用论”相对而言。旧的读书无用论认为，书本知识贬值了，反映的是知识的无用；而新的读书无用论认为，书本知识太昂贵了，贫困家庭尤其是农村孩子已经读不起这样的书了。

众所周知，现在的大学本科生4年读下来，学费、伙食费、住宿费、通讯费、交通费等合起来最少也得花6万元。2006年的一份调查　3表明，当时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最低开销，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而大学毕业后的起薪一低再低，月薪甚至跌破1000元，上大学绝对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35年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说他从20岁开始劳动，意味着一生中最青春的年龄阶段的全部劳动收入都供给孩子上大学了，他55岁以后的生活靠什么来保证？并且在这35年间，生老病死、人情往来的费用哪里来？如果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人生还有什么质量可言！

如果孩子将来不是特别优秀，大学毕业后的月薪在1500元以下　4，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样的投资是彻底失败的。

读不起书怎么办？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选择就是放弃高考，继而放弃读高中、读初中甚至读小学，这种情形在一些地方已经一再出现：既然不读大学前途渺茫，读大学前途也渺茫，那还不如早几年出来赚钱。

从这一点看，一方面，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和过去相比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另一方面，读大学的风险也相应提高了。

换句话说，大学扩招后考大学变得容易了，随之而来的是上学费用大大增加了——大学扩招年年在推进，等到一部分贫困家庭子女发现其中的风险，他们已经在读大学了；上学期间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还要负债累累，大学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从而使得有更多后来者家庭会重新评估值不值得让孩子上大学。

要知道，越是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大学的目的就越是为了就业。当读大学这条路越来越成为一桩“不合算”的买卖时，新的读书无用论导致的放弃高考就很好理解了。

三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吓退了一部分高考人数

在这些放弃报名高考的学生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就业难而被“吓退”的，缺乏分类数据，不能妄加评论。但这种因素肯定有。

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我国整个产业链定位错误造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扭转，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仍然会是过低的——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而我国培育出再多的优秀大学生来也会失业？不是因为中国的学生不用功、专业不对口，而是制造业链条本身不赚钱、无法“供养”这么多大学生。

他举例说，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7大环节中，真正需要大学生的不是加工制造业，而是更赚钱的其他环节。

例如在一个小工厂，从董事长到门口的保安可能没有一个是大学生，因为它本质上不需要大学生。真正需要大学生是其他6个环节。

而从整个中国来说，缺少的恰恰是这些环节，这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所在，也是导致新读书无用论的间接原因　5。

所以，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宏观背景下，一旦“通过考大学找个好工作”的梦想受到严重动摇，必然要分流一部分高考报名人数。但只要“官本位”在我国百姓头脑中根深蒂固，由于这种原因减少高考报名人数的影响就是微乎其微的。

四是出国留学增多了，国外高校在和国内高校竞争

我国2005年的出国留学生还不到12万人，2008年就已经超过20万，2009年达到22.9万人，2010年接近100万人（其中因为出国留学选择弃考的比例达21.1%）。与此同时，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　6。

2009年4月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称，当年上海市有8.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而一个月后公布的数据表明，当年参加高考人数已经缩减到7.38万人。在这将近1万人的减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准备去国外留学而放弃高考的　7。应该说，高中生出国留学的人数越来越多，是高考报名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2007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留学调查报告表明，在上海市的出国留学生中，年龄15岁至19岁的占27%。2007年美国高考ACT落户重庆后，重庆市巴蜀中学高三某个班级，居然出现29名学生通过托福考试现象。更有甚者，在一些重点学校，因为整个班级的学生都去准备外国高考了，所以出现全班“空巢”　8。

五是“高考一元论”开始逐步走向“多元并存”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曾经是我国高考特有的一幕，因为过去只有上大学才能成为“国家干部”、端上“国家饭碗”；可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和市场观念的培育，整个社会的成才观念、教育理念、育才模式、用人导向、选人机制等都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已经不再稀罕成为“国家干部”、端上“国家饭碗”了，自然也就用不着非得考大学。

普通大学本科生4年读下来，一般需要10万元左右费用，而且还要“耽搁”4年时间，去读一些踏上社会后根本用不着、孩子又不感兴趣的课程。如果你把这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提前4年进入社会创业，那么当你的同学将来毕业后四处找工作时，说不定你的创业已小有成就，并且还积累一定的经验，你的成功之路实际上提前开始了。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这种多元化前提是自由选择，不是被迫的。换句话说，只有考生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选择是参加还是放弃高考，才属于这种多元化；相反，如果是因为家庭贫困、没钱上大学，或者学习成绩不好、根本考不上大学从而放弃高考，就不属于这种类型。

与此相应的是，全社会对此要有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例如在香港，很多人力资源考评就根本没有大陆这样在文凭方面的畸形要求。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香港大律师梁定邦，当年由于家庭贫困、有两个弟弟要读书，未满18岁就去担任教职，两年后考取香港政府公务员。20世纪70年代，他放弃香港廉政公署助理署长的优厚待遇和晋升机会，去英国读法律，回到香港后担任大律师。1994年8月，他出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主席，年薪450万港元，比做律师时少一半。试想，如果他在我国大陆会考取公务员吗？恐怕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社会如果发展到这一步，才叫唯才是举，这时候每年高考人数是增是减就不会那么引人瞩目了。因为成功的路有千万条，不止高考这一条。

六是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要“拼爹”，从而导致一部分考生弃考，这种情形也是存在的

中学生虽然整天在学校里读书，对社会了解不多，但也没有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当他们耳闻目睹没有关系的普通工农子弟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残酷现实，就完全有可能把放弃高考当做一种“无奈”而“明智”的选择。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就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　9。这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结果极不均等。

现实是残酷的。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无论上学、升学、参军、考试、就业各环节，处处存在着不公平，这些确实让平民子弟失去过信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社会不公并非这两年才冒出来，更不见得2009年就比2008年更严重。所以如果用因为需要“依靠父辈就业”这种理由来得出高考人数下降的结论，有点站不住脚。只能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缺乏具体数据支撑。

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人从最初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通俗地说就是“读书改变命运”，而这对于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青年来说，尤其显得突出和迫切。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身份的不再是教育而是权力和金钱了，这对通过高考超越阶层局限的梦想是一种严重打击。

“罗彩霞冒名顶替案”、有倾向性的高考加分政策等，一再刺激人们的神经，这样的高考实际上已经形成某种逆淘汰效应——当高考选拔标准既不是智力也不是知识，而是狭隘地演变为父母、家族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时，优秀分子就会选择放弃高考而退出。

七是各省市推行的新课程改革对高考报考人数的影响

这几年全国各省市都在大力推进新课程改革，有些考生担心今后改革后高考内容变化太大，所以主动放弃复读。许多省份为了鼓励录取学生到高校报到，从而有效完成招生计划、减少中学教育资源浪费，纷纷出台复读生参加高考不加分、不能参加军事院校和国防生录取等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规避了复读生数量的增加。

从全国来看，2009年是最后一届根据旧版教材命题的高考，但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复读生就明显减少，导致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有所下降　10，这种效应也同样会继续延续到2010年、2011年。

【解读点睛】

读大学不是高中生的唯一出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条最佳出路。2009年开始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实在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1　《多数省份高考人数减少》，北京晨报，2009年5月29日。

2　徐云鹏：《审视“高考降温”需要足够的理性》，红网，2009年6月1日。

3　许海建：《读书无用论的经济学视角》，光明日报，2006年4月30日。

4　2006年普通高校应届本、专科毕业生调查表明，在已经签约的应届大学生中，签约月薪在1500元以下的占47.1%。

5　郎咸平：《从产业链分工看大学生就业困难》，2008年7月23日中国网。

6　王晓波：《“弃考一族”人数或达百万》，上海侨报，2010年8月9日。

7　风伶：《高考人数下降背后的留学热》，天天新报，2009年6月17日。

8　王辉耀：《今年高考人数下降背后的留学热》，凤凰博报，2009年6月19日。

9　蒋昕捷：《家庭背景不同找工作不一，父亲就业时代到了》，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18日。

10　徐云鹏：《审视“高考降温”需要足够的理性》，红网，200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