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梁思成、李方桂、董作宾等53人在李庄立下“留别李庄栗峰碑”，预示着北归的日子不远了。

西南边陲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纯朴而寂静，虽然令人心神安定，但对于这一群来自北方的扎根科技、文化的精英而言，这里的土壤，始终只能短暂地寄居他们的无奈，最终的向北飞才是定局。因为只有回到祖国的心脏中，才能发展先进性，突破局限性，探索未知性。只有北平城才是人才发挥热量和展示能量的摇篮，那儿才是他们的归属地。

愈发迫近的脚步，冲击着游子们的思乡情节，离开北平多年，有股力量在召唤他们。

林徽因在梁思成的陪伴下，他们先去了重庆。检查，治疗林徽因的肺病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恰好，费慰梅也在重庆，闺蜜能相见，自是兴奋喜悦的。孤独了这么多年，离开城市生活这么多年，相别了知己这么多年，林徽因期盼着一切重逢带来的欢喜和激动。

她到了费慰梅的家，她爱上了费慰梅设计的小屋子，无不感慨这种艺术的手法，赞叹费慰梅的品味和灵感。费慰梅开着一辆吉普车，她们一起去街头巷尾感受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看看久违了的繁华与喧嚣。她们去吃西餐，享受从前的优雅日子。

林徽因和费慰梅有讲不完的话儿，她们诉不尽分别的苦和这些年相互的思念，林徽因是活泼、生动的，在重庆的日子里，她又回到了曾经那个飞扬的林徽因，虽然，她依旧肺病缠身，但是风采依然焕发。

马歇尔将军举办的一个重要的酒会，费慰梅带着林徽因参加了，在这里，林徽因接触了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吴国桢、冯玉祥，还有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这或许是林徽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中共领袖人物的风采。不久，周恩来派了一位时尚的女子与林徽因接触，她穿旗袍，高跟鞋，也烫新潮的卷发。她是一位共产党员，这样的形象，颠覆了林徽因心中对共产党员的想象，与外界的传闻简直是大相径庭。她们摆谈了许久。这位女共产党员叫龚澎。

党派林立，是当时的政治格局。没有人能猜透走向，谁将最后胜券在握。观望的各方很多，皆不敢轻易定论和靠近，生怕不慎引来麻烦。特别是知识分子相当地谨慎。

北归的日子排上了议事日程，根据排序，营造学社的人员飞机序号排在47号，按照当时动静，第1号飞机还在等待中，不知何时轮到47号，这样的等待是漫长的，又因军队和政要的飞机随时插队，起飞时间遥遥无期，只能静待。

林徽因想昆明了，很想回去看看。于是，好友张奚若、金岳霖等人就热心地为她张罗组织着。之前，费慰梅请了一位美国胸外科专家为林徽因作肺部检查，结果不是很理想。医生悄悄告诉费慰梅，病人也许只有五年的时光了。费慰梅不可能告诉林徽因这个结果，林徽因自是聪明人，也不会提及和过问。对自己的身体，林徽因一直很有数，自香山疗养时就开始写秋，那时的林徽因觉得自己就已经进入秋天，如今，或许真的是“秋意浓”了。其实，即使没有老毛病，就是在李庄病了那么多年，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和保养，也是非常严重的了。林徽因能从李庄走出来，靠了毅力和不屈的那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这才是林徽因骨子里的东西，这才使得她有了事业上的辉煌。

相隔多年，再遇故知，无疑是林徽因治病的最好药剂，如果真缺了这一帮子好友知己，林徽因的生命将是枯涸的。

三五知己，畅游思想，在昆明的日子，阳光照在林徽因身上，她感到无限温暖，仿佛又做回了当年“太太的客厅“里的女主人。只是，她现在的身体更加孱弱了，也苍老、憔悴了。

心情大好的林徽因，见昆明都是美好的，她赞道：“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在守护着这个花园，如洗的碧空、近处的岩石和远处的山峦……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剧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外摇曳的桉树枝桠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这是林徽因在昆明圆通山唐家花园居住一段时间的感受，这感受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渴望和憧憬，她的生命被重新点燃，不断地燃烧起来了。

在好友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只要上过初高中的人，都会知道他，他就是朱自清，他也是林徽因的朋友。他和林徽因一家一同南下。林徽因在昆明期间，朱自清自然前往探望，而且是几次促膝谈心，林徽因的生命未来，明眼人都知道，这位骄傲的女子，也许已经到了最后的生命历程，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徽因的生命是强大的，她像盘根错节的榕树，给一个攀附的机会，它的生命就会重生，又见葱茏。林徽因一生只和自己斗争，与生命赛跑，她斗赢了自己，也跑赢了判决书。

对林徽因的身体怜惜和祈愿，是这一群懂她，爱她，敬她的好友们永远的心声。

在昆明将息快半年的林徽因，与从李庄出发到重庆的梁思成会合，他们在等待一个月后，终于踏上了北归的班机。载着日思夜想的挂牵，载着无限渴望的心情，载着满腹的委屈和即将归来的雀跃，载着心内复杂的情怀，林徽因一家回到了北平。

他们的未来，充满了诸多不安的因子，慢慢地侵蚀着心里的弦，中国到底何去何从，他们渴望安定，渴望家园，渴望祖国强大，他们有太多的渴望和诉求，其实这也是普通老百姓共同的希冀和祈盼。林徽因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事的疑惑，曾对费慰梅书信道：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灼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这时的林徽因是焦急的，战事的持续，内战这种最无情的自耗，无休无止地搅得她身心不得安宁，再加上身体的不断预警，林徽因真是感到了冬日的到来，或者它已经踩着细碎的步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