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徐志摩，凌叔华，陆小曼，他们有一位共同的好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胡适与徐志摩，应该是于1923年6月前后开始交往频繁的，从胡适日记依稀可窥见一二。胡适日记6月7日记载：“经农带来君励，志摩一信”，9月9日记载：“寄信：志摩”，同日还有“收信：志摩二”。

胡适是一个习惯记录心情、写日记的人。当然，徐志摩也是，包括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因为一桩日记的案子，林徽因，凌淑华，陆小曼三人成了公认的“死敌”，这些都是在徐志摩不幸遇难后发生的事情，而与这个案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甚至说是这个案子的主导者之一，就是胡适，而他与四人之间的纠葛，与这一桩悬疑的过往有着密切关系的具体始因，至今也没有一个水落石出的说法。因此，后来人也只能循着当日的一些蛛丝马迹，追寻那一段很难说清的前程过往。

提及这五个人的交集，先要从一些小事情开始说起。

徐志摩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将最真实的情感经历记录在了一本本笔记本中，1925年去欧洲时，他将这些日记包括一些私人物品交与凌叔华保管。众所周知，凌叔华是徐志摩的女性密友之一，她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其先生陈西滢是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与胡适、徐志摩等并称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之一。这一排列，似乎拉近了距离，他们都是这个文学圈子里的人。当时，徐志摩和胡适是新月派的核心力量，林徽因是骨干之一，陆小曼也是新月派聚会的常客，而凌叔华与新月派也有一些交汇，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凌叔华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家里为诗人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陪同泰戈尔全程的徐志摩、林徽因必然也在场出席，这也许就是林徽因与凌叔华第一次相见，徐志摩因此次聚会与凌叔华也结为了好友，最后发展成亲密知己。

徐志摩因为两段情的不断挫伤，情绪非常沮丧。诗人的性格使然，让他急需要一个倾吐痛苦的出口，如果在男性朋友间提及这些“婆婆妈妈”的情事，是不太好的，也显得太过没出息了。于是，与凌叔华性格相投的徐志摩，在不断熟悉中彼此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信任，慢慢地他开始将这些烦恼和难过尽情向这位娴静、温和、知性的女子倾诉，显然，这样的倾诉得到了凌叔华的响应。凌叔华非常耐心地倾听了徐志摩念念叨叨的情事，而且给予了徐志摩温存的抚慰和温暖的劝慰，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子，能充当徐志摩不快乐或快乐时的“耳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应该说这与徐志摩讨巧的性格有关，也与凌叔华对徐志摩存有好感有关。一个不在意你的女子，绝对不可能经常听你一串串“疯言疯语”，这是必然。没人会相信一个女子真能大度、温柔、善解人意到与一位无关紧要的男子聊生活、聊感情、聊私人话题。徐志摩曾经这样评价她与凌叔华的关系，饶有趣味。他说：“女友叔华是我一个好同志。”“好同志”作何解释，这或许只有创意者徐志摩才能说得清道得明了。徐志摩还这样形容凌叔华：“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你偏爱这怪字，傻，多难写，又像粽子的粽子，他那一个钢叉四颗黑豆真叫人写得手酸心烦。”写出这一段话的首先是妙人，是诗意者才会这样诗意地表达。美与不美，诗人眼里说了算。凌叔华在徐志摩眼里是很妙、妙得可爱，妙得傻气的这么一位女子。是真“傻”？这里的傻或许是对凌叔华认真和宽厚的性格的一种不由自主地褒扬。徐志摩的语言丰富，辞藻甜蜜，说出来的话既贴切，又形象。如是女子，少有不动心的吧？

当然，在徐志摩心中，妙人不止一位。这样就让许多本来简单的事情剪不断理还乱了。特别是“八宝箱”事件发生后，一些关系便陷入了僵局，引发的矛盾众多，线头却只有一个。

在当时，人们时兴写日记用来记录自己的经历、生活、情感，包括事业。当然文人的记载就更加丰富了，写作的作品有时也在其中，这是一种人生的体悟和历史的佐证。当有些往事不能盖棺定论时，日记就成了这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许多文人都会用这样的文字积累来记载自己，作为回顾生命历程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徐志摩也不列外。

因为不方便或者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徐志摩前后两次将“八宝箱”交与凌叔华保管，这在今时今日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个“八宝箱”中有些什么？为何后来许多人都紧张，不紧张的都好奇，这里用猎奇更为贴切。“八宝箱”中除了有徐志摩的日记本，私人信件，部分文稿等以外，后来还存放了陆小曼的日记本，相当有看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徐志摩在英国与林徽因相识那一年的日记记载，给许多人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而陆小曼“零嘴”的一些是非话，也如数家珍地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本，成为另一个让人充满想象的看点。于是，林徽因和陆小曼想得到属于自己秘密的日记本，那就非常自然了。而且，作为徐志摩的遗孀，“八宝箱”中所有的物件按理说都该归于陆小曼，保管者凌叔华应该及时归还或者记着归还。但是，这原本很简单的事件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插曲，甚至还让几个美丽的有着社会地位的女子“反目成仇”。

有人指责林徽因，说徐志摩的日记本关你什么事？其实，林徽因想拥有这个日记本也属于正常。据林徽因说徐志摩曾经答应她将在英国那一段日子的日记本赠与她作纪念，斯人已去，虽不知道话语属实否，但是以徐志摩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是有可能有这样承诺的。也有人说，林徽因虚伪，她怕自己在英国与徐志摩的恋情公开成为笑柄。以徐志摩的诗人思维，不乏有对美好臆想的描述成分在，将一些内心的憧憬化为诗句记录下来。对此，林徽因曾大致说过，徐志摩对自己的美好想象，或许来自对诗中女子的憧憬，他自己不觉得，其实那不是对林徽因真实地爱恋，有虚化成分在。这些在英国写的日记本，不管到谁的手里，特别是陆小曼，都是不利于与徐志摩这一帮子亲密朋友的感情的。或许，存放于林徽因处不恰当，却是最好的去处。

“八宝箱”的争夺战争因为各种原因，就这样拉开了。有人说，林徽因在这场争夺战中很强势，由胡适亲自出面为她要到了“八宝箱”，交由她全权处理。而陆小曼成了弱势一方，凌叔华成了受气桶一方。里面诸多的原因，即便是当时的当事人也未必能说清楚。

胡适将箱子交给林徽因的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林徽因收到箱子后，作了细致的清点，并回复：“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起(1921年7月31日)。次本从Dec.2nd(同年12月2)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林徽因做事情是周到细致的，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将“八宝箱”清理记录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如果稍有疏忽遗漏了东西，今后也许又是官司。

果不其然，后来官司真真就来了。林徽因从好友张奚若处听说，凌叔华那里还有一本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林徽因感觉到，最重要的日记还在凌叔华手中，除开手上现有的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记录的是徐志摩在康桥的那段生活。但徐志摩认识林徽因那一段时间的日记记录却一点也没有，这说明凌叔华手中尚有一本日记的可能性很大。迫无他法，林徽因只得借助胡适叫她整理遗稿为名，名正言顺的向凌叔华要日记，凌叔华自然不乐意，但是也只能答应林徽让她后天到她家去取。不过林徽因并没有取到，凌叔华借故不在家，没有将日记给她。林徽因只得再求助胡适，胡适再次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要求凌叔华完整将徐志摩日记交出。其实，对于胡适与林徽因，胡适与凌叔华，从对胡适的称谓可看出疏浅，凌叔华是称呼胡适“适之”的，在文坛上能这样称呼胡适的人只有一二，少之又少。而林徽因是尊称胡适“先生”，可以感觉到，其实凌叔华与胡适的关系更为密切和自然些。但在这件事情上胡适是更为偏向林徽因的，甚至对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的求助，要求帮忙将徐志摩遗稿交与她整理的诉求都没答应。其实，外界都大致有了解，胡适是徐志摩的好友，更是陆小曼的朋友、知己，一度传闻两人有情愫，这样“铁”的关系在“八宝箱”面前也没用，说明胡适在这件事上对林徽因的支持多么坚定。

后来，多次的交割后，陆小曼的日记林徽因还与了凌叔华，林徽因则保管了“康桥日记”。但遗憾的是“康桥日记”后来也不知所踪，有人揣测是林徽因的后人烧毁了。当然，凡事都有其两面性，虽说是遗憾，但也不遗憾。这些是是非非原本可以作私人空间的保留，生出的这些隔阂已经够深了，何必再去纠结呢！

再从背景看，林徽因与凌叔华的经历有一定的相似，都是名门望族，成长的经历几乎也雷同，母亲都不是正室，饱尝了些许艰辛和苦楚。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婚外情，而且两人都是文人。林徽因对于婚外情大胆地向丈夫**，坦坦****，凌叔华却不敢，她只能私下呵护这份感情，这是两人的性格特征决定的，无可厚非。林徽因要强，磊落；凌叔华温娴，含蓄。她们都是优秀的现代女作家，受人尊重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