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三角洲城镇化进程中，国家政策导向是起主导作用的，以上海浦东新区的优先开发为核心，给长三角城镇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据此，区域开发中的核心引擎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一)政策的优先与引导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样，浦东开发开放就从上海的地方发展战略变为国家发展战略，形成了上海及浦东为龙头和枢纽，向沿海南北两翼拓展，向沿江腹地推进，向内陆铁路沿线和四周沿边地区扩散的全方位开放新局面。

1996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正式明确了新长三角经济区的范围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26市，主要是加进了江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由此过程可知，浦东开发进一步密切和强化了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使长三角经济区战略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发展。

(二)浦东开发带来的战略机遇

浦东的开发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并呈现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创新平台，形成的外部效应有利于长三角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整体上说，浦东开发开放是一项国家层面的战略，其吸引的产业具有很高的梯度和很强的辐射力，而浦东产业的辐射首先就是长三角地区。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浦东已经与周边地区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度的分工关系，对传统企业的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局部来看，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所形成的软硬环境，也可以作为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例如，软环境中的金融体系、创新体系、现代服务体系、人才机制体系等的建设对长三角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一直为长三角政府职能转变所借鉴，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建设有积极作用。深水港、航空港及信息港的硬环境建设，为长三角产业的调整与发展、要素市场的流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三)浦东开发在经济上的梯度效益

浦东开发开放，通过技术、信息、金融、交通、贸易等的政策、利益的吸引，逐渐引导长三角地区经济关系的改造和重组，发展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城镇发展的群落化。

1.产业结构优化的梯度作用

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稳定第一产业、提升第二产业、促进第三产业)，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浦东开发后，上海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长三角劳动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部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将逐步向长三角其他农业较好的地区转移，部分以矿物资源为原料的工业将逐步向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这就为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改造和发展机械、轻纺等产业提供了机遇。同时，对促进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现代第三产业也十分有利。

2.人才、技术的梯度作用

浦东的开发开放，加快了浦东高新技术园的开发和建设，使国内外的高新技术和高技能人才进一步云集浦东，并推动高新技术向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转移和扩散，带动这些地区的科技及其产业化的发展，有利于长三角引进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业升级，提高产品档次和技术层次，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3.参与国际合作的梯度作用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入，上海作为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重新确立，将使长三角开放城市的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浦东这个“窗口”同太平洋沿线经济发达国家连接起来，从而带动我国经济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