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地理经济学家戈特曼于20世纪70年代就预见长三角将形成世界第六大都市带。这一预言已经实现，随着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及区域分工合作关系的建立，长三角内部16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长三角城市密集区正逐渐真正形成一个以上海为核心的都市带，其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与区域城市未来关系的重构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长三角城镇化发展评价

1.城镇化水平高

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核心，包括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80多个市、县、区，土地面积为10万平方千米，总人口1.4亿(2009年)，是我国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2008年数据显示，长三角平均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1.2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大部分城市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超过70％的有上海、南京和无锡；城镇化率超过60％的有苏州、常州、镇江、杭州和宁波；城镇化率在50％以上的有嘉兴、南通、扬州、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即使泰州的城镇化率也达到48.6％的水平。总体来看，各市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2.城镇化速度较快

城镇化发展以经济的强劲发展为基础，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其城镇化进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1982年和2000年数据进行比较，全国城镇化水平从1982年的20.55％到2000年的36.09％，增长了15.5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86％；长三角地区1982年时城镇化平均水平为25.9％，到2000年时上升到52.6％，增长26.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5％，几乎为全国城市年均增长速度的两倍。之后2000—2008年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到2008年增长了13.22个百分点，整个地区呈现出城镇化发展较快的特点。

从长三角内部比较，城镇化速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相对落后的地区城镇化速度较快，经济程度好的城市速度相对慢一些，这充分说明该地区城镇化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18年间，台州和泰州增长速度均超过40％；绍兴与舟山的城镇化率在30％以上；而上海、杭州、南京等原先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由于基础较好、人口总量规模较大，城镇化增长都低于20个百分点，长三角其余城市的城镇化率均在20％以上。

3.长三角城镇空间分布均匀，体系合理

在长三角县级以上城市中，1000万以上人口的巨型城市有1个，即上海，它是长三角地区城市体系的核心和经济文化中心，居于长三角城市体系的第一层次；500万～1000万人规模级的城市是南京，仅次于南京的是杭州，尽管杭州人口没有上500万，但已比较接近，此外南京和杭州是江浙两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居于长三角城市体系的第二层次；100万～500万人规模级的城市有8个，分别是苏州、常州、宁波、台州、无锡、扬州、湖州和镇江，是长三角地区发展较快且较发达的城市，为第三层次；50万～100万人规模级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南通、嘉兴、舟山、泰州和绍兴，属于第四层次；其余城镇属于长三角的第五层次。

整个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体系中各级城镇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形的格局。其中上海已成为中国大陆最具优势的城市和该地区发展的中心；南京和杭州在区域内的次级领袖地位也已经很明显，同时在全国城市体系中亦占据重要地位；而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城市依托其优越的经济条件也已经在区域内部发挥了重要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因此，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总体上处于较高层次，大城市极具优势，中小城市发育良好，城市等级结构比较完善，空间布局比较均匀，城市密度较大，整个体系具有较强的发展态势，具有成为超级城市群落的良好基础。

(二)城镇化发展模式

城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模式，即指中心城市的扩散、扩展，大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和引进外资兴建开发区等；此外就是自下而上的拉动模式，即指通过民间集资，大量发展乡镇企业，在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兴建二、三产业及城镇配套设施，拉动乡村城镇化的进程。长三角地区快速城镇化除了其本身高速发展的经济外，还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1.自上而下的政策作用

政府政策对于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影响重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一直都是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沿海地区这一变量更显重要。国家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实行政策倾斜的极化开发战略，推动了大部分重大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区域投资环境，加快了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例如，2002年7月，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2003年8月，发布了《(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浦东新区也发布了《浦东新区关于(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行政流程的改革，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总部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上海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加速了城镇化步伐。

2009年长三角GDP达59710.25亿元，占全国的21.4％；人均GDP达6800美元，各城市也都超过我国人均GDP的平均水平；2011年，长三角16个城市GDP突破8万亿元，达82023亿元，占全国的17.4%。其中江苏8市GDP总额38767亿元，浙江7市GDP总额24061亿元，上海GDP总额19196亿元。GDP比2010年增长1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体现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成熟度越加提高。有６个城市于２０１０年超过５０００亿元，总量排前五位的城市为：上海１６８７２.４２亿元、苏州９１６８.９１亿元、杭州５９４５.８２亿元、无锡５７５８亿元和宁波５１２５.８２亿元；高强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发达便捷的交通、信息网络，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

此外，国家对于该地区进行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带动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集聚，从而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例如，最初的宝山钢铁、金山石化、嘉定汽车、张江电子等重大项目的投资，从而形成了钢铁城、化工城、汽车城、电子城等新城区，极大地拓宽了上海城区面积，并不断辐射周边的地区。2009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共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8217.72亿元。长三角地区中的江苏省辖8个城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1326.1亿元。

2011年，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长三角各市通过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整体呈现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2011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6.57万亿元，增长18.8%。江苏8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88524亿元，增长22.5%；浙江7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5231亿元，增长21.5%；上海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1987亿元，增长6.4%。分城市来看，长三角16城市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居前三位的城市为：上海(31987亿元)、苏州(28213亿元)、无锡(14813亿元)；增速列前三位的城市为：扬州(33.4%)、镇江(30.1%)、泰州(28.3%)。其中，苏州增长17.7%，列第15位。

2.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作用

经济全球化促使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跨国资本在全球寻找资源最优配置的国家或地区，资本的流入和全球产业转移，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再加上该区域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环境优势及区位、人才优势，使得长三角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区域之一。特别是浦东开发后，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已经赶上并超过了深圳，上海的发展带动沪宁和沪杭线的发展，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和宁波等城市在各自的经济改革中调整了经济发展的方向，逐渐开始参与国际合作，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后，扩大了开放的程度。到20世纪末，长三角16个城市的内部经济改革已经全部完成，吸引外资的数量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为长三角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和苏锡常地区外商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制造业、国际加工和IT等，特别是制造业，外商对华投资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这里；南京及镇、扬、泰、通地区，外商投资是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杭州及宁、嘉、湖地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服装及纤维制品和纺织业，同时皮革毛皮及普通极限和化学原料及制品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

此外，为招商引资，许多城市政府还纷纷以老城区为依托，在郊区开辟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如上海浦东新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等，这些开发区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新的生长点。

3.乡镇企业的扩张作用

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结合发展是中国富有特色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在长三角地区的表现更为明显。我国在1991年乡镇企业已从农民中吸收了9600多万剩余劳动力。苏南地区最早实行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很好地兼顾了政府与企业的“制度偏好”利益，因此，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并为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城镇化开辟出一条道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保障，同时，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地区乡镇企业带动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经济国际化的“新苏南模式”成为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内源型扩张的动力机制。

4.城市经济体系发展模式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政府政策的差异，沪、苏、浙三地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各自也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优势上的互补。

上海市采取的是开发开放政策。上海经济社会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为代表的上海开发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制度障碍的消除，上海成为长三角乃至中国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辐合流场”。截至2005年6月，有企业在上海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16个，世界500强在上海落户的有491家。投资性公司115家，外资研发中心140余家，总部企业在上海的投资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行业。上海在跨国企业全球战略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增强，上海的区域辐射效应也不断得到发挥。此外，上海通过“1+3+9”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入驻园区，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市场化、信息化、产业化和外向型城镇化的协调联动发展。并通过加快旧城区改造，130多万市民大动迁；通过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50多万职工大转岗，形成由中心城区、新城、中心镇和一般集镇构成的城镇网络体系和“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镇发展格局，尤其是“一城九镇”的新城和中心镇建设正成为上海近期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开发+改造”使得上海成为要素流的汇聚地，从而引导企业集聚和产业集聚，形成群落型经济优势。要素市场群落和现代产业群落的紧密结合，极大地加速了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联动发展进程，为上海国际中心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动力源。

浙江省采取的是乡镇企业和专业化市场结合的块状经济格局。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集群共生是浙江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形成了与市场化和产业化相伴而行的浙江城镇化特色。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必将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于是市场群落与产业群落的并存就构成群落型的特色经济，从而推进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据统计，1984年浙江小城镇仅178个，2000年增加到近1000个。之后，浙江省又通过建立一批中小城市，配套提高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城镇网络体系，强化了都市圈建设，并借助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合力作用，扩大城市规模，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扩散效应。

江苏省采取的是外向型和内向型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江苏省主要以发展小城镇、专业市场化及内外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农村城镇化起步，依托中心城市，依靠农村内部非农产业的发展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城镇，实现农村内发型城镇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紧随浦东开发的步伐，江苏省及时实施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特别是在苏南地区，依托各类开发区的载体作用和外资流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城镇化的积极性，形成了“外向型城镇化”的新模式；到了21世纪初，江苏省又将城镇化发展战略从小城镇建设向大都市圈建设转型，实现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