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现代化能为城镇化提供强劲原动力

农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它的生产需要大量土地。土地又是固定的、横向外延的，因而农业生产只能是分散的，这就决定了农业本身不可能直接推动人口向城镇集中和城镇化的发展。工业不同于农业，是非土地密集型产业，它的本质是生产的集中性和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性。集中可以共同使用基础设施，节省投资；集中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配套行业和各种服务行业。包括金融、保险、财务、法律、咨询等；集中可以形成各类市场，包括科研教育培训机构等；集中可以减少运输费用；集中还可以获得信息经济利益，等等。

对此，恩格斯曾作了十分精辟生动的论述。他指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必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会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越大，搬到这里来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越来越多；出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

因此可以得出：工业的发展，特别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是城镇化的原动力。要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快工业的发展和工业的现代化。这是加快城镇化最根本的战略措施。还必须指出，这个工业不是过去那种“村村冒烟，遍地开花”式的乡镇工业，而是那种集聚到城市、县城、中心镇的工业园区。工业的规模集聚会产生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使所有企业受益，这是内部性的范围经济。工业的规模集聚还会产生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服务需求，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这是外部性的范围经济。同时，这样的园区还会产生规模经济。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理论模式

1.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含义

在城镇化进程中显现以下基本特征：

(1)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

(2)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的过程。

(3)城镇化也包括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这是指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因此，所谓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从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过程来看，城镇化具有方向性、时效性、空间地域性、广泛性、变化性等方面的特征。

对于“工业化”，一般认为是一个农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和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工业化过程表现为：一是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或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持续上升；二是工业结构高级化的持续动态变化过程；三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四是社会生产力以及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2.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理论模式

在学术理论界，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一般关系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以色列经济学家赛尔昆1975年提出的钱纳里赛尔昆模型。该模型在研究各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概括出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镇化程度的提高。

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变动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变动关系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使工业对城镇化产生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即当人均GNP超过500美元后，这种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作用超过了集聚效应的作用，城镇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结构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镇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特别是非农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起着更大的作用。

(2)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的速度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工业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城镇化率上升密切联系的不是产出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就业结构的非农化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从而带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一般来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较快。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就较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则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较慢，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较弱。由于生产结构影响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直接关系到工业化进程中的城镇化速度。

(3)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效应，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产业的拉动作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率的上升，更多的是与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相联系，其中服务业的比重变化起着更大的作用。工业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带动了非农化的大力发展，而非农化带动了城镇化。非农产业中，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明显较高的就业弹性，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对就业的带动效应，服务业发展拉动非农就业增长而带动城镇化率的上升。

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所揭示的一般趋势以及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城镇化与工业化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即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发展动力和经济支持，而城镇化则是工业化发展的土壤和依托，两者同生同长、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这一良性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

首先，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与加速器，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生产的集中性和规模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工业生产必然向城镇集聚，进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这是由城市特点和工业生产的性质决定的。工业化的根本特征是生产的集中性、连续性和产品的商品性，这就要求经济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正是这种工业化的集聚要求，才促成了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有限空间上的高度组合，从而促成了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在工业化初期，其主导产业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之间的联系较少，依存度低，因而城市规模一般较小，城镇化过程相对缓慢。到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机械、电力、石油、化工和汽车等，产业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导致产业在空间集聚范围上的迅速扩大，引起城镇化过程加速。工业化后期，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如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工业生产过程的管理步入更现代化阶段，致使工业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大大下降，但同时又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生活产生新的要求以及生产现代化对城市服务设施的需求更多，因此，城市的地域范围会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第三产业的发展赋予城市新的活力，使城镇化进入到更高层次。因此，工业化必然导致城镇化，工业化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

其次，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土壤和依托，对工业化具有促进作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工业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实现城镇化，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反过来看，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具有促进作用，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则进一步拓展工业化。一方面，城镇化适应工业大规模集中生产的需要，为工业化在一定地域的集中和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消费市场，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外部经济效益，能够极大地推进工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在聚集效应和扩大需求等方面也可以享受到城镇化进程的种种回报。城镇化通过需求扩张拉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是扩张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城镇化对市场需求的拉动表现为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直接拉动是指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消费品市场需求扩张。城镇化拉动的新增市场是一个不断升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它们将为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相应的市场基础。间接拉动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对城市和区域公共基础设施物品的需求增加。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不断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产、给排水管道、绿化、学校、广场、城市安全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及其提供的服务。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将为基础设施产业提供持续扩张的市场，成为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

总之，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过程，是一个循环、强化、扩张和成长的过程，两者相互交织，共同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空间结构上必须经历城镇化过程，在产业结构上则必须经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历程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发展之初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到了一定阶段后，城镇化率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在此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

(三)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分析

1.对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判断

根据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的发展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超前城镇化”，也称为“过度城市化”，是指城镇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造成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这种城镇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是一种将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镇化。

(2)“滞后城镇化”，是指有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工业向乡村扩散、农村人口就地非农化，城市化水平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水平。造成滞后城镇化的原因是政府为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了种种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结果导致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不能很好发挥，严重阻碍了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市化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发展，摆脱对宗主国的附庸地位，纷纷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一开始就排斥就业，不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转移，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3)适度城镇化，即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工业革命之时，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由于其工业化发展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开始，因此这种工业化就能接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同步进行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生产和生活逐步城市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的认识存在以下四种判断。

第一种判断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滞后于世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以世界大多数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为参照进行比较，说明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的差距。1952年初期，我国城镇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5.1个百分点，1978年扩大为26.4个百分点，至1998年底，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11.8个百分点。

第二种判断认为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很高，存在所谓“隐性超城镇化”。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人口是按城市户口统计的，而工业生产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生产的，与之相比，国外不存在乡镇企业和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问题。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可以把这部分叫做隐性城镇化率。隐性城镇化率加上公开的城镇化率已达60.32％，这一城镇化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超城镇化了。

第三种判断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滞后工业化进程，但是，没有过多偏离工业化进程。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镇化的偏差，即产出结构工业化超前与就业结构非农化滞后的较大偏差。该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问题在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水平较低，而人口城镇化与就业非农化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

第四种判断则认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基本协调发展的。这些认识和判断都是基于国际经验指标和标准得到的，然而由于选择的指标和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结论不同。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具有内在联系，工业比重与非农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比较一致，不同指标的使用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但是，我国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偏差较大，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变，因此，只用产值结构指标或就业结构指标来衡量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2.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轨迹

(1)1978年以前中国非城镇化的工业化之路。建国初期到1978年以前，中国采用了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基本上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的过程。在制造业中，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的增长远远快于国民经济其他各产业的增长。据统计，1952—1979年，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5.3％提高到41.3％，平均每10年增加10个百分点；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35.5％提高到了56.3％，平均每10年增加8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指数远远高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数。

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是一种非均衡模式，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措施，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以高速度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发展模式，它以重工业部门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动力，以高积累、高投入作为其实现的保证。这种发展模式之所以抑制了城镇化进程，是因为：首先，这种模式扭曲了我国产业结构。重工业的超常规发展，使得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却受到抑制，使得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极其有限，造成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能实现与资本充分有效的结合，未能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形成了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同时城镇化却止步不前的局面。1952—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全国城乡共增加劳动力19127万人，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在农村。其次，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减轻城市供给负担，往往还采用“反城镇化”战略，减少城市人口。不仅用种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而且还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由此城镇化进程被人为地阻碍。

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模式，造成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化，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集聚严重滞后于资本集聚以及造成城乡经济关联度极低的格局。这不仅破坏了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限制城镇化进程的种种制度框架，从制度上决定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背离，走了一条非城镇化的工业化道路。从1952—1978年，中国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9.5％增加到71.92%，平均每年增长0.86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由16.5％增加到29.5％，平均每年增长0.50个百分点；而城镇人口比重由12.5％增加到17.9％，平均每年只增长0.21个百分点，城镇化与工业化严重分离。

(2)1978年以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初步结合。改革开放以后，在传统体制下受到严格限制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市场需求急速扩张的拉动下，得到了充分迅速的发展。

从三大产业结构看，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由1978年的28.1％提高到1984年的33.3％。此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开始成为20世纪80年代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21.4％，缓慢提高到1983年的22.4％，进而迅速提高到1990年的31.3％。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处于徘徊状态，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第二产业。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轻工业的恢复性增长基本结束，非生活必需品的增长开始占主体。同时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竞争加剧，各企业更新设备、加速技术进步、提高竞争力的趋势日益明显，装备产业市场开始扩张。高档耐用消费品市场和装备产业市场共同拉动了新一轮的重工业化过程。1981—1997年，中国轻工业比重长期徘徊在50％左右，1997年以后轻工业比重迅速持续下降，2002年该比重仅为39.1％，重工业比重又重新进入持续上升阶段，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稳定与发展阶段。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也开始逐步提高，城镇化在工业化的拉动下迅速推进。1982—2003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21.13％提高到40.00％，平均每年增长0.90个百分点。这是世界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

这些数据再一次证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工业化及产业结构的演变为城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而持续的制度创新则提供了一个逐步走向开放的环境，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市场需求规模与范围的扩大刺激着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消费需求增加，进而推动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

(四)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都得到快速推进，初步形成了互相促进的机制。但是，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需要在未来工业化的过程中予以关注和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镇化的产业基础仍然脆弱，制约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

虽然现今的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即处于钱纳里—赛尔昆模式的中期第二阶段(1120～2100美元)。这一阶段，按照世界公认的一个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指标——城市化水平应在60％以上，而近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才50％左右；进一步比较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就会发现，三者的差距较大，尤其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太多，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相对偏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必须在60％以上，而且制造业技术水平必须达到先进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为36.8％，远高于发达国家的19.3％、发展中国家的20.3％的水平。从下列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第二产业在GDP明显高于国际标准。第一产业在GDP中的份额与国际标准相当，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份额与国际标准相比明显偏低。在就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2004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量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6.9％，显著高于国际标准；第二产业的比重为22.5％，与标准相比显著偏低。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比较缓慢，还没有相应地带动就业结构的调整以形成对城镇化发展的足够经济支撑。

表5-6中反映出1997—2004年的时间里，我国就业结构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深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停滞在50％的水平线上波动，居高不下；与1997年相比，2004年第一产业就业的绝对数甚至还增加了429万人。但这一现象在2005年以后有所改善。2005年以来，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数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出现了下降。这一时期非农产业新增就业4952万人，其中，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373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579万人。第二产业就业扩张乏力，这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特征不相吻合。

我国刚刚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非农就业扩张没有得以持续，第二产业就业出现明显萎缩，表明我国产业结构面临着新的结构性问题。首先，第二产业不能充分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1997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是，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一样，也存在着就业扩张乏力的问题。1997—2002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年平均仅增长了0.3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扩张乏力主要的经济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发展不足，以及在空间上第二产业集聚不足。其次，装备产业缺乏是导致第二产业就业扩张不足的结构性根源。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取决于该产业外延扩张增加的就业机会与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力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产业的外延扩张十分迅速，依次主要表现为轻工业的发展和重工业中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轻工业外延扩张已经结束，重工业的发展外延扩张仍然在继续；同时重工业内部结构已经开始由原材料工业为主向深加工工业发展。但是，在深加工工业化的过程中，内部结构不协调，装备产业的发展滞后于耐用消费品工业。由于装备产业发展滞后，中国大约60％的先进设备需要靠国外进口。装备产业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而限制了第二产业外延的扩张。

2.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道路不能够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空间依托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和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发展严重不足，阻碍了城镇化的正常发展。该方针的核心在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为乡镇企业工人，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但不城镇化。虽然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支撑作用；但是，由于其规模小，聚集效益低，土地使用浪费，不能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力和资金难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等问题，使其不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现代化的外部环境，难以以此为依托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2000—2003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分别为1.28亿人、1.31亿人、1.33亿人和1.36亿人，这些工业人口大多数被滞留在农村，延迟了城镇化进程，使得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快现代城市的发展，走一条以城市为主体的城镇化道路，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空间依托。

3.城乡隔离政策阻碍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本世纪初期，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不再局限于乡镇企业和就地转移方式，开始大规模地、离土又离乡地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以400万人每年的速度逐年递增。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3.8％。可以说，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隔离制度，使得这些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从而造成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相分离，农民的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相分离，直接阻碍了城镇化进程。虽然近年来我国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大多数城市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留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层面上，阻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区虽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但并未改变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平等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不能顺利地转变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只得“候鸟式”地常年徘徊于城乡之间。从狭义角度讲，可以说这些人口的存在是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相协调的集中体现，如何将这些“待城市化人口”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最根本的要求。这些“待城市化人口”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程度日益增加；反之，这些“待城市化人口”消失之日，正是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之时。

4.新增城镇人口尚未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最近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新增城镇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仍然偏低。在1.44亿的迁移人口当中，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占61.1％，即每3个流动人口中有近2个人没有完成基础教育。其中，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重又为22.9％。由于外来常住人口基本素质较低，导致他们在城镇就业队伍中处于弱势地位。新增城镇人口的大部分还没有成为现代企业合格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新增城镇就业队伍素质较差，难以成为企业实现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有生力量，这是导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城市现代产业发展的步伐相互脱节的重要原因，其也将成为一系列城市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