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首先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于1953年提出。他在印度尼西亚考察时，发现印度尼西亚同时存在两种制度，一方面存在原有的前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是也存在从西欧宗主国引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而提出了“社会二元结构”理论。传统部门劳动力供给构成了二元经济的内在特征，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积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诱发了产业结构的演变，使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提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个终极问题：当一个社会存在二元经济结构时，我们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构建两种制度的相互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Ｗ.A.刘易斯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使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与伯克稍有不同，W.A.刘易斯将一个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分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前者主要以雇佣劳动来谋取利润，如制造业(不限于制造业)；后者也谋取利润但不雇佣劳动，或者可以说是自己雇佣自己，典型的小农经济便是如此。从地域分布来看，前者主要集中在城市，代表着现代化生产部门；后者主要集中在农村，代表传统生产部门。因此，二元经济结构也决定了二元社会结构，在社会中形成城乡分割与城乡差距，表现为：城市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也优于农民，城市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多于农村。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民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决策权利，从而制度设置的博弈结果是城市排斥农民。所谓消灭二元经济及社会结构，并非指消灭传统部门以及农民，而是指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率以及农民收入，使之与现代化生产部门以及与城市居民收入保持一致。包容性增长内涵之一——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那么显然应该包括让农民与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换言之是城市包容农村，城市居民包容农民。如果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农村包容城市，农民包容城市居民亦成立。

在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下，如果人口不断增长，传统产业部门技术水平又停滞不前，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存在与否对传统产业部门的产出几乎没有影响。一旦把传统产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不但不会降低产出，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人均产出提高。由于城市工业与农业生产效率存在差异，决定了两者的工资差距悬殊，这种差距“不是海滩，而是峭壁”。受利益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工业转移。设想在城市中涌入了许多劳动的供给者，这些人相互竞争，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其结果是城市工业的工资报酬下降。起初，由于转移剩余劳动力对产量没有影响，故而农业报酬不会上升。不过，这种情况不会一成不变，剩余劳动力终究有枯竭的一天。当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再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农业产量将会下降，加之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一方面供给下降，另一方面需求上升，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的工资报酬也将上升。当农业工资报酬与城市工业工资报酬相等时，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就停止。如果工业部门还要进一步雇佣劳动力，必须对农业作投资，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以降低农业生产的必要劳动。以上是刘易斯为发展中国家构建的蓝图。不过，刘易斯理论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其一，刘易斯的理论是建立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会影响产出的基础上。有研究表明成年男劳力如果离开传统部门两三年以上就会减少产出。“将劳动力供给作为一种联合供给的情况来分析更有启发性，即工人是在一个时期内向先进部门和传统部门联合供给的。”另外，未受教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多为不熟练或为半熟练工人，而在发展中国家熟练工人是短缺的。刘易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这并不重要，资本家可以通过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即劳动力转移不是马上产生的。

其二，刘易斯把传统部门置于一个被动地位，忽视了传统部门自身的发展。一旦把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会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工业而剥夺农业，为发展城市而剥夺农村。这主要是因为维持城市工业发展需要不断地增加投资，尽管刘易斯曾指出城市工业所需资金来自于其自身的利润，但是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启动资金十分庞大，在没有建成之前不会获得利润，那么只有依靠剥夺农业来获得资金。农业资源被剥夺不仅降低了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也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国家中，农民收入下降会直接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阻碍城市工业利润增长。最严重的后果是农业产出减少，还会威胁到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总之，忽视农业发展最终将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其三，按刘易斯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城市化的最终目标是大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众多，而工业主要集中在现有的城市，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需要不断地把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只有大城市才能完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只有在城市不断地集聚，才能获得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不过，大城市发展战略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令人困惑的社会问题——失业与就业不足同时存在。令人困惑在于投资率上升了，失业和就业不足也上升了，由此还引发了贫困、犯罪、交通、污染等问题。

在此，我们不妨把刘易斯的理论称为大城市化发展战略，尽管他的理论存在种种缺陷，但他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如能对他的理论作进一步改进，那就是理论上的突破。在刘易斯之后，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作修正的经济学家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于美国的经济学家M.P.托达罗。

(二)托达罗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托达罗与刘易斯最大区别在于：刘易斯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来自于两个部门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托达罗则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对两部门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通过托达罗的假设条件，我们可以解释城市失业与劳动流动同时存在的现象。

托达罗认为一个经济人在做迁移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城乡收入差距，还要兼顾在城市中存在长时间失业的可能性。例如，一个农民在农村每月可以获得100元的收入，在城市中有20％的可能获得200元的报酬，用20％乘以200元将得到40元的预期收入，显然农民不会选择迁移。只有当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到50％以上，即预期收入提高到100元以上，农民才会选择迁移。如果起初城市中找份工作的可能性为80％，农民会不断向城市转移，由此城市的失业率会越来越高，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直到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降低到50％，农民就不会再向城市转移了。依照这一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一个城市存在大量的失业，农民还会向城市转移。我们还可以这样认定：如果城市工资高出农村一倍，那么城市中失业率至少有50％。进一步说，如果城市工业增加投资扩大就业机会，只会引发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转移，不会降低城市的失业率。

通常发达国家采取的刺激需求扩大就业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并不能降低城市失业率。一般而言，政府刺激需求的做法是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准确地说主要是对城市投资，这增加了城市就业机会。如果农民的收入没有提高，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提高。根据前文的假设条件，在两方面的作用下会引发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转移，“不仅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城市失业，而且还会因‘诱发迁移’而造成低水平的农业产出”。由于假定迁移者是对预期收入差异做出反应，因此尽可能地缩小城乡部门经济机会之间的不平衡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听任城市工资率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农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尽管城市失业状况不断加剧，但乡　城人口流动仍会愈演愈烈。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地区。不仅会引起城市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最终还会造成农村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更是如此。这些社会成本可能会超过个人的收益。

不难看出，托达罗所提倡的是一种反城市化的战略。他与刘易斯目标截然不同，他强调农村发展政策更为重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关键在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这些规划的重点应放在农业或非农业收入的增加、就业的扩大、医疗服务的提供、教育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发展(如电、水、路等)以及为农村提供其他舒适的生活条件方面。”托达罗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这是他理论最出色之处。

托达罗所推行的理论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只要城乡预期净收入存在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就是一个必然趋势。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是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仅仅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只能缓解城市一时的就业压力。况且，享受舒适环境要有收入支撑，进城的农民因收入低下而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环境足以说明这一点。不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路，农民将无法提高收入。即使转向对农业投资也难见成效，因为工农业存在巨大比较效益差距，民间投资与政府是否有动力投向于农业值得怀疑。

根据前面两位大师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工资差距将会引起劳动力流动。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刘易斯强调城市化，而托达罗更偏向于农村，有反城市化的倾向。他们正好处于理论的两个极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都不足取。发展城市化不是单纯地为了GDP的增长，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为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个人满意度提高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三)科斯和杨小凯的交易费用理论

历史上，城市的出现从来都不是“社会人”所为，而是“自然人”的杰作，或者说是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的自然选择。至于如何选择城市合理规模，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搭建了新兴古典框架。他的理论最突出之处在于他把交易费用理论与古典的分工理论结合为一体，并采用了现代数学技术简化了个人最优选择空间，这可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此处不打算阐述杨小凯独创的分析方法，而是直接利用其相关结论。

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认为市场个体在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交易成本，如搜寻买家和卖家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借助于司法解决纠纷的成本。起初所有人都生活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完全依附于土地，所以农民们大多散布在田间。在地多人少的时代，农民们通常相距很远，由于跑路成本巨大，自给自足是最佳选择，即使发生交易也是偶然的、零星的两两交易。杨小凯认为，伴随着分工水平不断地提高，人们需要交易的商品也将增加，由此决定每个人交易的地理范围扩大。如果依然两两交易，交易成本势必呈几何级数增加，那么原有的状态便是不稳定的，因为经济人会选择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案——在“城市”中集中交易。城市越大交易效率越高，因为云集的商人越多，交易成本越低。不过，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集中到大“城市”中进行交易，这完全取决于交易成本与跑路成本之间的权衡。如果增加的跑路成本超过了所节约的交易成本，那么人们会选择一个离生产地或消费地最近的地方进行交易，于是次一级的小“城市”便出现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城市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只能说是一个临时的集市，因为人们只是为了交易才到城市。通常，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大多会形成上述的城市形态。

杨小凯同样也对存在异地转移的情况做出了分析。假如不考虑转移成本，上述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因为人们通过向城市转移可以大大降低跑路成本。不过，当人们都向交易最便利地区集中时，该地区会成为一个稀缺资源，从而会引发地价上升，同时还会带来交通、居住、犯罪等问题，即所谓的大城市病。有一些产业会因为地价上升超出了由集中带来的好处，从而选择了次一级的城市，所以在稳定的状态下大城市的地价会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的地价会高于小城镇。工业化社会大多会形成这样一种城市格局。

杨小凯还指出，如果转移成本足够大，或者人们收入太低还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城市居住成本，那么在一个社会中完全有可能同时出现上述两种城市形态。只要转移成本降低，并随着人们收入不断提高，两种城市形态将会不断地融合，形成新的城市体系。

杨小凯的理论能给人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一个社会完全可以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基础上确定城市合理规模。并且，也只有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城市规模才是最合理的。人性化城市应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为实现人性化管理，尊重个人的选择则是关键，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建筑设计、交通建设等环节。

第二，转移成本过高将会延缓城市化的进程，也同样会妨碍确立合理城市规模。如果农业人口向大城市转移是个人的选择，或者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我们无须为之担忧，无须人为地设置劳动力转移障碍。所要考虑的应是当城市扩大后，如何通过价格杠杆迅速地把大城市转化为上述第二种稳定状态。

第三，产业选择也是影响城市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的选择不应由政府来控制，因为政府无法获知私人成本信息，一旦政府采取强制性动迁手段，很可能扭曲个人的选择，降低社会的总满意度。只要政府不是为了吸引投资。人为地压低土地价格，而是让地价充分反应市场供求状况，经济人自然地会对产业地域分布作出合理的选择。在大城市中的产业将充分“享受”由集中带来的好处，在小城市中的产业将获得由低地价带来的优势。

(四)“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他们提出，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前提是农业迅速发展并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一个几乎没有新的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农业，是停滞萎缩的农业，它将引起非农产业工资成本的急速提升，从而侵蚀用于非农产业发展的利润和资金，使非农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处于停滞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费景汉、拉尼斯比刘易斯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提出了重视人口增长因素，部门间平衡发展的思想，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从一种无阻碍过程转变为有可能受阻的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五)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

缪尔达尔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概念，把二元结构理论引入了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城乡的诸多差异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导致城市区域发展更快，乡村区域发展更慢(乡村发展陷入纳克斯描述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乡差异在逐步增大中出现“马太效应”，最终在空间组织结构上呈现出埃及发展经济学家阿明在《世界范围的积累》中所描述的“中心—外围”结构。要改变这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政府应该在发达地区累积起发展优势时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促进其扩散效应的形成。

(六)赫希曼假设和弗朗索瓦·佩鲁的“发展极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在1958年出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论。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资金不足，要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工业，即那些通过自身发展能引致其他项目最快发展的部门。待这些部门发展起来，并产生大量收入后，必将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以赫希曼理论为基础，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等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极”理论。佩鲁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集中力量，努力培育一分“发展极”，形成“吸引中心”和“扩散中心”，以此推动经济的整体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倡导主导部门优先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但该理论忽视了不稳的固化与极化效应。由于发展中国家供求缺乏弹性，极易造成结构失衡。在这些地区培育小城镇增长极，就必须同时重视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与空间联系，否则容易造成增长极“飞地”经济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