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镇化进程加快，出现“集群式”的特征

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进程，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方面，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城镇化水平迅猛提高。1980年中国城市数量为223个，人口为9035万人，而到了2006年，城市数量已经增加至661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镇，城镇人口已经高达27229.8万人，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发展尤为迅速，从1980年的15个增加到2008年的55个。城市化水平则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测算，到2030年左右，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65％。这种惊人的速度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人口较少，城市化已经进入稳定型发展阶段，而中国众多的人口、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不断受西方国家“挤压”等国情，各地也有追赶高指标(政绩)的行为，促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迅猛增长。

另一方面，城市空间迅速扩展，在一些大城市地区，城市新区与郊区新城纷纷涌现，出现了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快速增长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则进一步出现了城市群现象或集群发展模式。2006年，全国所有城市建成区面积达3.46万平方千米，还有近30年形成的全国经过整顿的2800多个开发区、工业园区，面积近2.4万平方千米。城市化的进一步快速发展促使了区域空间上巨型城市和城市群区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地理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进度越来越高，资源要素、资本要素、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加速，刺激了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区域空间形成了城镇密集布局的城市群区，同时超大城市(城市群)正日益成长为一股全球经济模式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同样在塑造着城市中的发展。

从区域空间的观点分析，城市的集群主要是在一定地理条件下，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加强了，各种要素互动紧密了。集群也是一种“自组织”的物质现象。“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认为：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特定的干涉，可以说该系统是“自组织”的，反之就称为“被组织”的。集群在区域空间系统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就是“城市群”现象，在经济系统中企业集群、产业链也反映出来了。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改革开放后，这个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包括8座特大城市、35个大中城市和更多小城镇、乡集镇组成的独具特色的城市群网体系，其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工业集团与乡村工业组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和城镇集聚的地域生产综合体。

(二)开发区建设的集约化有待提高

我国经济技术(高新技术)开发区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建以来，特别是经过国务院清理整顿之后(1998—2002年)，已由起步探索阶段进入到较规范化全面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许多城市通过开发区建设，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实现了城市区域空间和人口规模的跳跃性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开发区是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聚集区，必然会引起外部人口的聚集以及区域空间上的不断扩展，使城市人口规模和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一些开发区成长为中等城市规模(人口20万～50万人)的新市区(如上海浦东、广州黄浦新区、松江新区、厦门海沧、宁波北仑、大连新市区、苏州新区和工业园区及天津滨海新区等)。但是，也有一些开发区出现了盲目圈地、征而不用或者征而少用的现象，集约化水平很低，造成耕地短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　1996—2004年，全国耕地减少667万平方千米。与此同时，大量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严重，全国开发区城镇建设用地被闲置未利用土地共有26.37／平方千米，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的近郊区。有的开发区在引进项目时，急功近利，把关不严，或者重视各种工业项目，忽视开发区配套设施和配套服务业的建设，导致很多开发区呈现一片荒凉的景象。

(三)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并持续扩大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是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教育制度、赋税制度、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二元结构以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各种政策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使土地成为农民的生活保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农民对土地的依附，造成城市之间的壁垒。虽然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化发展的阻碍，并且试图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弱化二元结构，例如，20世纪80年代关于允许城乡流动和外来人口城市暂住的政策，以及近几年来各地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进行了较多实践，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化会弱化和逐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在一些方面和一些地区有扩大的趋势，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情况来看，我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1985—1993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从1.88上升到2.59；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3　∶1，若扣除实物因素和物价因素的影响，城乡实际差距约为5　∶1。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只是一个方面，城乡差距的扩大还表现在其他领域。

(四)“驱赶型”城镇化问题逐步显现

西方国家在早期城市化过程中，曾经出现“驱赶型”城镇化现象，即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在城市周边形成贫民窟。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城乡差距的扩大，农民生活艰苦、现代化水平很低，文化生活落后，农村对村民产生一种强大的推力，大量青壮年农民也纷纷涌入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大城市，形成以来源地人口集聚在一起的“城中村”。今后，应当分类引导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新模式，逐步使农民转入城镇居民。但这部分居民还没有被城镇化，各方面的设施水平很低、文化素质也不高，居住环境也差。例如，在北京出现的“浙江村”、“新疆村”和“安徽村”等。由于存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就业和社会福利等制度，虽然农民进入城市，但是并没有在城市中获得他们期望的稳定工作和购房资金，并没有获得与城市人平等的生活和工作机会。相反，他们要为子女在城市获得教育的权利付出更多的“赞助费”或“择校费”，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亟待关注。尽管国家及有关部门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防止出现像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等国家那样的驱赶型的城镇化，但事实上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造成了“无保障的城市居住者”比“有保障的农村居住者”的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怪现象，进一步导致了“驱赶型”城市化问题开始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地区逐步开始显现。

与此同时，在人口大量外迁的农村地区，又出现了村集逐步空心化和村庄中心衰败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在河南、山东、浙江和江苏等多数省份屡见不鲜。国土资源部为此强调，中国的土地资源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利用现象，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用地已达182平方米以上，远远超过规定的120～150平方米的上限标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虽然会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但是农村人口增加却占用更多的土地。按国土资源部调查，每增加一个农村人口要占用耕地0.0146平方千米(约0.219亩)，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则仅仅占用0.009平方千米(约0.1485亩)，比之少约47.5％。因此，我国应当有计划地吸纳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可以适当在农村增加用地空间。

(五)　城镇化地区性差异明显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在城市化发展上亦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城市数目看，东部地区城市数目增长快。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化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六)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使得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究其原因，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的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隔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已经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仍然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滞后的结果不仅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的产生。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七)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

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过剩，就业不足问题在一段较长时间仍将困扰着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的减缓，吸纳数量呈减少的态势。与此同时，由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使企业中富裕职工显性化，城镇内部失业人口与待业人员日益增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任务十分严峻。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增长幅度相对减缓，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