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镇化的水平

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9.04％，1996年达到30.48％，比1995年提高了1.44个百分点，到2007年城镇化率达到44.94％，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其中，“九五”和“十五”期间，年均城镇化率分别为1.43%和1.35%，远远高于“六五”至“八五”期间的城镇化率。

对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理论界存在着很大分歧，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以及政府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另一种意见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大体合适，只是略微滞后。他们的理由是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市人口中，所以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这种意见认为，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这些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也计算在城市人口中才比较合理。据计算，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加上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的劳动力有2.15亿人，加上供养人口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0.4％，他们是隐性城市人口，即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已达60％以上，同国际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市化。

第二种意见可能对统计数据有误解。如果是年度数据，虽然有可能漏记虽无户口但已常住城市的农村人口，从而有缩小城镇人口的倾向，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数据将城市郊区(不算县)的农村人口计入“城镇总人口”，从而也存在扩大城镇人口的倾向。这两部分人相抵后，差额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是人口普查数据，则城镇人口中已包括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务工经商者。

第三种意见有更大的误解。且不说乡镇企业员工中的相当大部分就是外出打工者也不应重复计算，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把乡镇企业员工及其居住在村庄的家属等同于城镇人口，不仅将就业的非农化等同于人口向城市的集聚，而且大大扩大了城镇人口的范围，也夸大了城镇化水平。

判断城市化率是高还是低、是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这里我们选取多种参照体系，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

1.与同一收入水平下的常态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霍利斯·钱纳里等通过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状况下平均的城市化水平，一般称“发展模型”。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这一“发展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偏差逐年扩大。以1999年为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根据“发展模型”推算，中国城市化水平应为60.1％左右，而中国城市化水平实际仅为34.78％，低于理论值近25.3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

2.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理想的城市化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来看，首先是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城市化；城市化又反作用于工业化。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会受到城市化滞后的约束，从而构成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互促共进关系。以工业化水平作为参照物探讨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判断中国城镇化是否滞后，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进行：

(1)通过本国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进行分析。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外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一般为正值，而中国的情况却与其背道而驰。

从1950年至今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反过来讲，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反映在偏差系数上，在所有年份均为负数。但同时还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逐年缩小，2006年二者只有5个百分点了，偏差系数只有-0.10，城镇化滞后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业化率还可以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以此工业化率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城市化率／工业化率-1)，不是负数，而是正值。能否以此判定中国城镇化没滞后呢?我们认为不能。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因为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

(2)以钱纳里的“发展模型”所总结出的常态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作为标准进行分析。钱纳里等人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基本处于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我们把相同人均GNP下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和中国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和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绘制在同一图形中，就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世界一般水平的差距。在国际一般模式中，钱纳里偏差一直在零轴之上，即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为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速度会超过工业化的速度。与之比较，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中国偏差一直在零轴之下，即城镇化水平要低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推进的速度，偏差值最高达到-26.38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人均GNP　200美元，即1978年左右才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呈下降趋势。1999年偏差为　-11.8个百分点，比1978年减少了14.58个百分点。但直到2002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还为-5.71个百分点，仍然为负值，城镇化滞后的状况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3.与非农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滞后

城市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因此，能够综合反映二、三产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非农化指标可以用非农产业的产值比率或非农部门就业比率来表示。为避免重复(工业化是非农化的一部分)，本部分采用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非农就业比率是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全社会从业人口的比率，反映的是人口职业转换的程度。

非农化既可以在城市进行，也可以在农村进行。如果农村非农化形成**，就会出现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比率的状况。我们称这种状况为城市化滞后。一般情况下，国际上经常根据非农就业比率(N)与城市化水平(Ｕ)的比值N／U的大小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就业比率，即非农化水平，并且从总体态势上看非农化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的速度，二者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1996年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但直到2005年，二者的比率仍然高达1.26，说明目前中国城镇化依然滞后。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等人曾经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今天城市化的趋势在各国比较中已十分明显了。随着人均收入从大约2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工业增值平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增加到30％左右，对于一个典型国家来说，其城市人口从仅有总人口的20％会增长到30%～50％以上。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二)中国城镇化的速度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到底是快了还是慢了?理论界对此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存在太快和缓慢两种观点，这里再作简单补充。

判断城市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判断。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城市病”和“农村病”发生的情况，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有的学者从非农就业比率和城市化水平的角度分析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快慢，按国际一般情况，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目前，中国非农人口就业比率为56％，远大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况且即使统计数据上的那些城市人口也没有真正城市化。如果没有土地、户籍等体制性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更高，因此，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另一部分学者从资源、环境的城市化条件的角度分析，持有相反的看法，如温铁军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化问题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还有学者从进城农民就业和城市状况的角度判断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快了，如贺雪峰也认为城市化速度快，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激烈，无法就业，或者劳动力价格太低，而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如果回不到农村的话，就可能形成贫民窟。因此，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出真知、长见识。把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速度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正确地判断中国现在城镇化速度的合理性。发达国家在工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往往也是工业化较快推进的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1871—1910年，德国城市化率从36.1％增长到60％。其中，1890—1900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近1.2个百分点。不仅德国有过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日本也有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快得多。日本城市化率曾经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3％，城市化率5年上升18.83％，平均每年提高3.766个百分点!而且，从较长时期来看，日本城市化进程也特别快，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50年的37.5％上升到1980年的76.19％，30年平均每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德国和日本城市化高速推进时期正是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高速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快速工业化。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年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太快了，是城市化“大跃进”，应该减速。其实，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这个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市化的健康状况。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目前中国至少在未来的10多年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

(三)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城镇化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中国城镇化到底处于哪个阶段，是不是符合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否已经进入到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困扰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张京祥认为，“简单地套用诸如诺瑟姆的城市化S型的进程曲线，认为城市化在达到30％后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已经“不足为据”，因此，中国不存在与世界城市化相同的过程曲线，即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进入加速期。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1979年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将其概括为生长理论曲线——即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根据该曲线的描述，可以将城市化全过程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1)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农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因此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城市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30％。

(2)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这一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

(3)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这一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为了保持社会必需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最后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90％以下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按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1995年的城镇化率接近30％，1990年为26.41％，如将进城农村人口包含在内，可以断定中国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30％，按上述逻辑斯谛曲线判断，此后便进入了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从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1996年以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特征十分明显。如“九五”和“十五”期间，年均城镇化率分别提高了1.43和1.35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六五”至“八五”期间的城镇化率。预计这一趋势至少会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30年代，即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

(四)中国城镇化的规模结构

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镇化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虽然各种规模等级的城市都有所发展，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区出现了城市带、城市群，大城市数目增多，出现了一批以地区级城市为主的中等城市，小城市曾经发展迅猛，但从总体上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实际上是以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化模式。

首先，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模式受到了政策上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种规模等级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抑制。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但在当初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严格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最佳的政策选择。而且，这种城镇化的政策倾向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政策在实践中的长期贯彻实施，造成了中国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模式。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规模等级城市的成长中，小城镇发展最快、人口总量最大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模式是以小城镇为主的。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各级各类规模的城市都有所增长。但比较而言，小城镇的发展是最为突出的，不仅数量大幅度增长，而且聚集的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从城镇数量上讲，2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数量最多，一直占城镇总量的50％左右。从人口比重上看，小城镇(包括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和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城镇非农人口数的比重在1978、1984、1998年分别为43％、43.5％、40.3％。

(五)中国城镇化的空间分布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新中国城镇的空间分布呈现出网络型和据点型相结合、分散型和集中型相结合、松散型和紧凑型相结合的特征。目前，中国的城镇主要集中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23个城市密集地区和都市区，城市密集地区的出现和都市区的形成与快速发展，即城市群的形成，是城镇化速度、水平的提升和城镇数量、规模的增长在空间上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城市群的空间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城镇化的城镇空间分布特征。

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产物，是城市影响地域扩大化、城市间互动联系密切化、城市区域主体多元化、城市区域空间系统复杂化孕育的一种新的区域空间组织形态，是当前中国城镇空间分布的主要形式。当前，中国的城市群主要包括23个城市密集地区和都市区，它们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皖中城市群、闽南金三角城市群、济宁城市群、晋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黔中城市群、赣北鄱阳湖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哈大长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等。其中，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为主的城市密集地区高度发展，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区域。

以聚类分析法从产业、空间和交通三个视角研究了上述23个城市群的综合紧凑度，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高度紧凑、紧凑、中度紧凑、低度紧凑和不紧凑(分散)5个等级，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群紧凑度总体不高，且空间差异性大。其中高度紧凑的城市群尚不存在，紧凑的城市群(指数值在0.5～1.0之间)有3个，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中度紧凑的城市群(指数值在0.35～0.5之间)有6个，包括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低度紧凑的城市群(指数值在0.15～0.35之间)有7个，包括成渝城市群、皖中城市群、闽南金三角城市群、济宁城市群、晋中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和南北钦防城市群；不紧凑的分散城市群(指数值在0～0.15之间)有7个，包括黔中城市群、赣北鄱阳湖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哈大长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和呼包鄂城市群。由此可见，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群综合紧凑度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渐降低的分异态势。

(六)中国城镇化的二元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也是界定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标志。二元经济结构反映了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上，而且体现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多个层面上。而在中国，不仅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较之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更加复杂，更有特色：一是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是相对封闭、彼此分割的，生产要素并不能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而是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二元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因素决定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将城乡经济分割为相互隔离的两部分，这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二是在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内部各自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在农村内部存在着农村传统经济部门和非农产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城镇内部存在着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实际上存在着“双二元经济结构”或“四元经济结构”。可见，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是并存且相互强化的，实际上形成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从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史来看，城市化原本就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发端和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产生了城镇化的必要性(消除不平衡)，而且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城镇化的可能(如果没有农村和城镇，就不会存在所谓的城镇化问题)、动力(城乡收入差距、推力和拉力)和任务(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然而，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增加了中国城镇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城乡双重所有制体制、双重公民身份体制、双重交换体制、双重分配体制分别造成了在价值规律支配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城乡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双向对流机制、等价交换机制、收入差引力机制等城市化过程的基本的运行机制的失灵或扭曲。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城乡体制的二元性特征也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第一，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整体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齐头并进的局面，展现着中国城镇化的鲜明特征。第二，城乡二元制度正在逐步朝向城乡一元化改革，其中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基本消除，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与市民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第三，中小城市迅速发展，城市的功能逐步健全，服务性产业迅速发展。城乡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城市现代化的辐射功能增强，城乡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第四，随着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趋于开放化。对外开放已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渐次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开放格局，使城镇化的发展逐步具有了世界性，从中正在开始产生着一批国际化的都市。

(七)　中国城镇化的健康状态

城镇化的健康状态，即城镇化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否出现了所谓的“城市病”及其严重程度如何，是城镇化的状态的集中体现，上述城镇化各方面的现状，最终都会影响城镇化的健康状态或在城镇化的健康状态上得到反映。

城市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城市病”是对城市系统状况的一种形象的描述，它与人们日常所说的城市问题概念相似，意即城市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等出现了问题，城市难以正常运转，城市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阻碍因素。“城市病”是困扰各国的世界性难题。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中的大气污染、垃圾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宅短缺、土地紧张、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恶化、贫民窟惨不忍睹等问题日渐显著。城镇化进程的超前、过快或滞后，城镇的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合理、城市功能的不合理定位、城镇建设和管理的落后都会产生上述问题，造成不同程度的“城市病”。因此，是否存在“城市病”及其严重程度怎样，成为城镇化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

城市病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城市化率在10％～30％之间是城市病的隐性阶段，城市化率在30％～50％是城市病的显性阶段，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发作阶段，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则进入城市病的康复阶段。2008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5.7％，应该说是处在城市病的显性阶段。从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城市问题，即存在一定程度的“城市病”，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不足、交通堵塞、棚户区、房价虚高、烂尾楼、广场高楼热、形象面子工程、贫富差距拉大，严峻的就业形势、犯罪率的上升、比较严重的农民工问题，等等。但是，从中国城镇化的上述基本特征看，中国并不存在造成严重“城市病”的充足理由，如我国城镇化虽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整体上仍然是滞后的；虽然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呈现梯度状态，但中西部城镇化增速加快，地区差距呈缩小趋势；随着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的深化，城中村、农民工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城镇化体制的二元性特征正在向一元化方向转化；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结合，行政和市场两种手段并用，有利于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大中小城市并举且重视小城镇发展的城镇化战略有利于抑制大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特别是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等等。从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看，是可控的，也远远没有出现像部分城市化过度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的严重的城市病、大面积的贫民窟。因此，可以说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基本上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