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特征，中国近现代的城镇发展具有明显的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指向性。但必须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城镇化是在外敌入侵、国内动**等环境下进行的，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1949年以来的城镇建设，是中国在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不断摸索中发展的。

(一)中国近现代的人口增长

1.1840—1949年中国的人口增长

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41280余万，到1851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3189万人，这是中国近代人口增长的最高点。这一阶段增长速率已明显减缓，由于鸦片战争和灾荒，部分地区人口缺少统计。根据这些数据显示，这一阶段大体仍呈上升的趋势，但平均年增长率已下降到4.5‰，或每年仅递增174万人。这期间，虽然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减慢，但仍然呈现出缓增的势头。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人口基数较大。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在没有特殊的人口外迁及天灾人祸的条件下，缓慢增长是符合人口再生产规律的。二是清中叶刺激人口增长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仍在起着作用。三是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尚未深入。鸦片战争虽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但就全国范围来讲，侵略势力主要限于沿海个别地区，对全国人口的增长影响不是很大。

太平天国活动的10余年属人口降减时期。1851年，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与此同时，北方的捻军起义、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以及边疆各地的少数民族起义，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农民革命席卷整个中国。《清史稿》谓：“咸、同之际，兵革四起，册报每缺数省，其可稽者，只二万数千万口不等。”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近代中国人口降减的转折点。在战争的主要地区，人口的耗减更是惊人。晚清最后统治的30余年，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动**起伏的时期。从同治末年起，经过广大人民的长期艰苦劳动，破败的社会经济又逐渐开始复苏，人口总数也在慢慢地回升。光绪初年，全国人口恢复到3亿2千余万，20世纪初曾恢复到4亿2千余万。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毕竟到了它崩溃瓦解的最后阶段。到1919年，全国人口总数一度降至368403710人，之后，虽然也有一度的增长，但始终未超出咸丰初年的水平。之后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历程，人口数量在缓慢中增长，到1949年，中国人口总数是5.4176亿。

在这100多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1.3亿，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低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更逊色于欧洲、美洲。此时的欧洲与美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也是世界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裕的地方。在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另外就是生产力水平或科学技术的提高。中国1840—1949年的人口增长，也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算是一个小方面，新开发土地的增加应该是主要的。例如，东北的贡献是很重要的，这增加的1.3亿人，主要集中在相对边远的地方，有30％是在由于开发东北导致的，5％是开发内蒙古导致的，还有一部分是开发云南等地导致的。而传统的人口密集地区，如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等地，在这100多年内，人口几乎是稳定不变的。因此，中国1840—1949年的人口增长，是不均匀的增长，是新开发土地与科学技术或生产力前进导致的。

2.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增长

1949—1978年，世界与中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此时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跟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1949年，全国人口总数为54176万，到1979年达到97542万，30年里增加人口43366万，年均增长1445.53万，增长幅度为每年2.67％。

1980—2008年，中国人口总数从98705万增加到132802万。28年里人口增长了34097万，年均增长1217.75万。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速度跟不上世界平均水平了。世界每年人口增加8000万，中国不到800万，占世界人口增加的比例不到10％，而中国此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为20％。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是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的一半。在这20多年内，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例从1980的23％，下降到2008年的20％。中国现在已经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增长最慢的国家。特别是2000年以来，人口年增长降至1000万以内，人口增长趋于缓和。

(二)中国近现代的城镇化

从城乡人口的分布来看，中国近代85％以上的人口属于农村人口，但城镇化也在缓慢地进行。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的比例为3％，而中国自唐至明代城镇人口比例都曾达到10％左右。世界城镇人口比例在20世纪初提高到13.6％，英国则超过75%，美国也达到35％以上，而同时期中国城镇人口仍未超出10%。

中国的近代城镇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沿海、沿江、铁路沿线开始出现了拥有近代工业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工商业城镇是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化的城镇。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从这时开始了。然而，旧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迟缓，直到1949年，除了东部沿海若干帝国主义势力盘踞的大城市和内地个别的经济中心得到畸形的发展外，绝大多数的城镇都相当破败，经济衰微。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不到5000万，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足10％，比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落后大约25～30年。

1.1840—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

19—20世纪，西方国家近代的“真正的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其产业动力主要依赖于工业。到1900年，世界城镇人口的百分比上升到12.6％。到1950年，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达28.42。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大举入侵，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新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浪潮也波及我国，使我国城镇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镇化进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又是十分缓慢的。据美国学者斯金纳的研究，1843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约为5.1%(不包括边远地区)。到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上升至10.6％，仅增加了5.5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镇化水平却增加了22.8个百分点。近代时期我国城镇的发展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在沿海沿江城市中出现，随后波及东北和内地广大地区。尽管这些发展从本质上说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需要的，但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形成了一批近代工商业城镇，其中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重庆等城市迅速崛起，其地位逐渐超过邻近的苏州、北京、济南、成都等传统城镇。一方面，由于上海等城市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逐渐成为全国或大区的经济中心，并形成以它们为中心的商品生产、流通的经济网络乃至城市网络。另一方面，广大内地城镇的变化不大，它们很少受现代经济的影响，其职能基本上仍起着中心地的作用。这样，我国近现代城镇体系由一元的，以各级行政中心城镇为主体的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镇为一方，传统的中心地城镇为另一方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近现代工商业城镇居于统治地位。

第二，城镇发展速度加快，区域差异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新兴城镇，它们多为矿业或工矿业城市，如抚顺、鞍山、本溪、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我国煤铁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使新兴城镇也多位于东北及华北地区。这样，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城镇主要在南方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北方再次成为城镇的主要发展区，其中东北成为我国近现代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另外，资本主义在南方的发展主要是在条件较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发展尤快。但在很多交通不便，又没有什么特殊资源和外来经济条件刺激的地区，城镇发展不快，甚至有所衰落，与内地偏远地区城镇的情况相似。

2.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镇化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相应地，城镇建设也开始有计划地展开。60多年来，中国在艰难曲折的发展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验和教训都是很丰富的。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国内外学者看法不一。根据全国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和相关重大事件，新中国的城镇化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稳步发展的城镇化阶段(1949—1958年)。由于重视按科学规律办事，各项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1949—1957年，城镇化获得了短暂的健康发展。其中，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安定，原先受战争影响迁往农村的人口，陆续返回城中。1952年，我国城市总人口为716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5％。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人口有计划地增长，全国城镇化水平从1949年的10.6％增长到1958年的16.25%，平均每年增加0.63个百分点。农村人口通过招工、招兵和招生等途径有序地向城镇转移。但是在这一阶段，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十分明显，城市吸引能力和辐射能力很差。其中，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达3.3％，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时期，并且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率更高，达4.5％(城市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8％)，平均每年机械增加人口250万人，至1957年城市总人口为9949万，城镇化水平为15.4％。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为中国长远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忽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以后的经济结构失衡。

(2)波动较大的城镇化阶段(1958—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封锁新中国，中苏关系破裂，我国进行的是一种“非城镇化的工业化道路”，20年间，全国城镇化水平从1958年的16.25%提高到1978年的17.86％，平均每年只增加0.08个百分点。

1958—1960年，在政策影响下，由于从农村招工3000万人进城，我国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提升1.45个百分点，成为中国城镇化水平提升最快的年份。到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1.31亿，城镇化水平为19.7％，而人均占有的粮食从1958年的606斤锐减至1960年的433斤。在这种情况下，从1961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动员大批城镇过剩人口返回农村，造成“逆城镇化”现象。

1961—1963年，由于粮食减产，城市口粮无法保证供应，国家不得不将新进入城市的2600万人返回农村，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下降1.0个百分点，成为中国城镇化水平下降最快的年份。这就造成了我国1958—1963年城镇人口波动较大的局面。1963—1965年，由于调整市镇建制标准等原因，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城镇化水平上升，至1965年全国城镇人口仍保持在1.3亿的水平，但城镇化水平下降至17.9％。

而在1966—1976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对外交往极为艰难的十年，整个国家全面进入备战状态，军事工业成为最优先发展的行业，其他产业不得不被暂时搁置下来。由于推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工厂内迁，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等被迁往农村，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逆城镇化”现象，估计总数亦达2000万余人。1971年后，“上山下乡”运动逐渐停止，随着“五小工业”的发展，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开始从农村人口中招收职工。因此，城镇化进程开始缓慢恢复，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城镇化水平仍有所下降，1976年降至17.4%。

(3)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阶段(1977年至今)。改革开放后，我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前苏联分崩离析，中国获得千载难逢的和平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快速推进，进入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城镇化重新走上了正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首先，城镇化终于走出倒退和停滞的低谷，城镇人口比重连续保持增长。其次，城镇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已从前30年的中国边远省区转移到沿海省和湖北、山西等内地重点建设省份；这与中国建设重点由中西部向东移动，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总趋势相符合。再次，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可比增长率虽然仍比中小城市低，但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增长率相比，大城市人口增长率回升的速度却远远超过中小城市。特别是那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人口已经结束了长时期的停滞，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最后，中国的城镇化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和两种形式并行不悖的发展格局已日趋明显。由乡村工业化所带来的乡村城镇化的势头比以前明显增强了。到2008年年底，我国城镇人口为6.07亿，城镇化率为45.68％，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35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等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的加速建设，成为这一阶段城镇化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