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镇发展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镇的发展。

(一)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源地之一，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距今7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随着农业的出现，永久性的村落也开始出现。公元前约2000年，我国进入传说中的夏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和早商时期城市的遗址屡有发现，取得了重大突破。考古表明，当时的经济中心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春秋开始，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解体，至战国时代后期，封建制度确立。这一时期是社会的大动**、大分化时期，也是经济和城镇的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在北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以及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产业全面发展，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区域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从而导致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出现。西汉时，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城镇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从三国以后，南方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这是本时期城镇发展中的首要特点，但是，从东汉末年起至元统一中国，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循环之中。经过长达400年之久的封建割据，隋重新统一中国。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朝。继五代之后的宋代是一个蓄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但由于它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所以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仍超过了唐代。在经济的推动下，北宋的城镇发展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首次出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封和临安，在当时均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足以证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明清时期，在部分城镇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资本主义经济最终没有在这些城镇产生。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其经济发展、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虽然三国时期吴、蜀对南方有所开发，但和处在中国经济中心的魏国比起来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重心是在北方的。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与之相应的城镇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力。

(二)中国古代的城镇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城市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其丰富的内涵对当代中国城镇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根据不同时期城镇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古代城镇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城市起源和初期发展时期、封建社会前、中、后期。

1.城市起源和初期发展时期

中国是世界六大城市带发源地之一。随着农业的出现，永久性的村落也开始出现。仰韶文化时代，聚落的规模已相当可观。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出现了城市的萌芽——城堡。考古发现了距今4000～4400年前的6座古城遗址，这6座古城遗址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计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和寿光边线王古城。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同期所筑的石城。由于它们规模小，功能单一，一般认为它们更具城堡的形态，离城市的标准尚有不小的差距。公元前约2000年，我国进入传说中的夏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和早商时期城市的遗址屡有发现，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距今约3600年前的宫殿遗址，一般认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市遗址。

商代前期的城镇遗址，目前已发现6座，其中除4座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外，另2座分别位于长江中上游，即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和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古城。总的说来，商代城市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继商之后的周王朝为巩固其统治，实行分封制。为防御侵占和保护领地的需要。统治阶级把筑城看作是立国的一项根本方略。“立国”就是在自己的封域内选择适中的地点，营建可以防守的城池。因此，早期城镇的功能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周初的城镇，主要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向北已扩展至太原、北京附近，向南则至汉水、淮河流域。自此之后，我国城镇的分布就以这一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

2.封建社会前期城市的发展

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解体，至战国后期，封建制度确立。这一时期是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第一，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镇体系初步形成。西周覆灭后，周王室东迁洛阳，周的地位一落千丈，逐渐降为普通诸侯国，统一的国家逐渐解体。随着诸侯称霸，原先以王都镐京为首的统一的城镇体系亦逐渐解体。春秋时期的城镇体系呈现复杂的局面。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起源于春秋后期的郡县制日趋完善。后来，战国的城市体系在春秋时期大为简化。秦朝统一全国后，中国古代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镇体系初步形成。第二，城镇经济空前繁荣，完整意义上的城镇出现。早期城镇的功能以政治、军事为主，功能比较单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镇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从而导致完整意义上的城镇出现。至春秋战国，出现了自由经商的热潮和独立的商人阶级，并出现了黄金等贵重金属的流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商业都会。第三，城市规划有重大突破。早期城市，处于城乡刚刚开始分化的社会历史阶段，往往没有城墙，也没有全面的、有秩序的城市规划。西周时期，为维护奴隶制等级社会，反映奴隶主利益的城市规划思想开始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为城市防御目的普遍修筑了城墙，并在宫城外修筑第二道城墙，形成完整的城郭制度。

3.封建社会中期的城市发展

西汉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城市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东汉末期北方战乱频发，黄淮流域遭到极大破坏。后虽有魏晋时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北方地区接连受到边远地区游牧部落的侵占，经济又遭到极大破坏。与此相反，江南地区自孙吴以后，经济逐渐发展，至唐后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重心。所以从三国以后，南方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南方的城市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这是本时期城市发展中首要特点。

隋代，全国有郡194个，是秦时的4.85倍，县1255个，较秦增加了50％　左右。这意味着隋朝的城市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朝。隋的郡县比为1　∶6.5，大大小于秦的1　∶20，表明中间规模层次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从而显示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渐趋成熟化。

唐代行政区划有重大变化，在郡之上设道，全国分为15道，道驻地通常为区城中心城市。这样，形成了以首都、道治、郡府、县城四级行政中心为主体的城市体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继战国时期之后，唐代大中商业城市再次大量出现。据统计，唐代城乡人口合计超过10万的大城市有15个，其中北方地区仅5个，即长安、洛阳、汴州(今开封)、太原、魏州；南方地区有10个，即扬州、成都、苏州、常州、杭州、湖州、会稽(今绍兴)、宣城、丹阳、广州。此外，还有一批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当时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60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爆发，标志着唐代由盛转衰。唐末，著名古都长安、洛阳遭到破坏。继五代之后的北宋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北宋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史称“城市革命”。主要表现为：第一，城市商业空前发展，传统的坊市制被打破；第二，新型的城市型聚落——镇、市开始显现；第三，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次出现像开封这样的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4.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发展

从元朝开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再也未分裂过。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势，造就了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最为雄伟、辉煌的都城——北京。但是，从总体看，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元、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未能在宋代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例如，明清时的海禁政策，就阻碍了港口城市的发展。

镇的大量涌现。它们不同于以往由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目的而设的王都州府县城，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按职能类型，这些市镇可分为手工业型和商业型两大类。从空间分布看，工商业市镇集中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上。宋代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有71个市镇，明代增至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平均每县分布8～9个市镇，构成四通八达，商品流通的市镇网络。

明清时期，大中城市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北京外，还有30多个大中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武汉、成都、重庆、开封、济南、临清等。其中，广州作为明清实行禁海政策后的唯一对外开放城市，发展尤为迅速，至鸦片战争前夕估计人口达80万～90万，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从城市的分布看，明清时期的大中城市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江苏、浙江两省差不多占了全国的1／3，而整个北方仅占1／4。愈偏北和愈到内地，城市的发展就愈见低下。

明清时期，在一些工商业城镇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却未能像同期的西欧城市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这就注定了中国城市要从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之上逐渐落伍。以首都城市的规模为例，19世纪初，北京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百万人口城市，估计人口为110万，伦敦居其次，为95.9万人。然而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达230万，大大超过北京(估计为165万人)。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的衰落愈见明显。直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兴起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进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