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地形地貌来看，整个版图自西向东呈现三个由高至低梯级形态，这样的形态影响了人口的分布，从而形成了三个梯度的城镇分布格局，地缘特征复杂，这必然影响了城镇的发展和分布。

(一)地形地貌特征

中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千米，约占亚洲陆地面积的1／4，约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1／15，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位于北半球，在亚洲东部和中部，太平洋的西岸。东南面向西北太平洋，西北伸向亚洲腹地。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纵横经纬跨度大，东西之间，自东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东经135度3分至西端帕米尔高原喀拉湖东岸的东经73度22分，跨经度约62度(5200千米)，东西时差4小时以上。南北之间，自南端曾母暗沙附近的北纬3度51分，至北端漠河县北面的黑龙江主航道的北纬53度34分，跨纬度约50度(5500千米)。

自然地理中，地形地貌是扮演最主要和最贴近人类实际感受的角色之一。中国地形多样，类型齐全，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戈壁、沙漠、洞穴都可以在我国见到。我国地形分布的规律是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自西向东，逐级下降。中国平原少，山地多，陆地落差悬殊。山地、高原、丘陵等约占总面积的66％(也是我们习惯上称的山区)，平地约占34％，全国近70％的县区分布于山区，山地和高原多集中于西部地区。

青藏高原是中国西高东低三级阶梯地势的最高台阶，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面积220万平方千米，有许多高山峻岭，号称“世界屋脊”。最高台阶边缘是昆仑山——祁连山——龙门山——大凉山，越过边缘即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中级台阶，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组成。

第二级台阶的东缘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越过边缘即降到海拔500米以下的低级台阶，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丘陵、闽粤丘陵组成，丘陵少数山峰可以达到1500米以上。

第三级台阶的东南边缘有漫长的海岸线，其以外有比较宽广的，多属水深小于200米的浅海大陆架，是大陆向海洋的自然延伸部分，分布着我国的内海——渤海和边缘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其深度自北向南逐渐增加。辽阔的海面上岛屿星罗棋布。我国总计大致有5000多个岛屿，最大的两个岛屿分别是台湾岛和海南岛。

(二)疆域地缘特征

中国的地缘地位很特殊，三面陆地，东面海洋，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国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有相邻的国家(包括和中国有着共同陆上海上边界的邻国，以及其他地理上临近中国的周边国家)，其中有不少邻国是大国。这样一来，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周边安全环境也总是历代中国政府决策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宏观角度来看，在冷战结束以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过三种模式，即古代时期中国为中心的模式，近代时期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模式。冷战结束后，中国同其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新模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发生变迁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有两个因素是带有根本性的，其一是中国国内因素，包括国力兴衰、政治变革和政策选择等。其二是国际体系因素，包括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以及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革等。从中国与周边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因素，或者单元与体系的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并充当国际关系变迁的动力的。

中国地缘特征的表现可以通过地缘政治的研究来展示，海权理论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汉认为，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国家力量至关重要的因素。他列举了影响国家实力的几个重要因素：地理位置、陆地形状，疆域、人口、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并认为其中地理位置的作用最大。不难看出，中国三面陆地，东面海洋的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找到答案。

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理论体系中，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在这个世界岛上，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高原这片内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加上其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因而在世界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麦金德将其称为“心脏地区”。“心脏地区”的外围被德国、土耳其、印度、中国等边缘国家形成的“外新月形地带”所包围。麦金德断言，边缘地带极易受到“心脏地区”的攻击，而“心脏地区”则由于庞大的天然要塞的存在，使海权国家无法进入而得以保证安全。后来，美国学者斯皮克曼进一步完善了陆权理论。他认为，“心脏地区”的作用被麦金德过分地夸大了，从地理条件看，“心脏地区”地处内陆，气候条件差，交通不便，且人口稀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在“心脏地区”与海洋边缘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且是“心脏地区”与海洋之间联系的通道地区，因此“边缘地带”才是控制世界的关键，是世界权力争夺的要害所在。

1973年，美国地理学家索尔·柯恩提出了“多极世界”模式理论。首先，柯恩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像大陆腹地理论或边缘地带理论所讲的那样存在一个统一的战略空间，现实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其次，柯恩引入传统的地理区域概念来描述这种分裂的世界。他把全球分为两种等级的类型区，即战略性的地区和地缘政治性的地区。柯恩的“多极世界”模式理论后几经修改，现已成为二战后西方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美国学者沃伦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中指出，所谓世界体系，就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由“中心”与“边缘”地区构成的整体。前者包括欧洲与北美，它们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并已经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中心。在“中心”地区的四周，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国家和地区即形成了“边缘”和“半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由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心”地带的发展依赖于对边缘地带的剥削与奴役——这已由近代世界历史发展所证实。所以“边缘”地区的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将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他们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是落后地区“反边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目前，中国的地缘特征主要体现为：第一，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集中的地区。北边的俄罗斯是拥有大量尖端科技武器和核武器的世界大国；东边的日本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西南边的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庞大的国家。第二，中国在总体上呈现出稳定的势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缓和，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第三，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有许多不安定因素在发展。例如，日本、朝鲜和印度的核扩散危险，中国周边的民族、宗教矛盾困扰，南海问题等将影响中国的地缘政治。随着海陆交通的发达，东面和西面已经分别成为中国经济和能源的战略要地，处于对外交流的前沿。三面陆地、一面海洋、面对十几个邻国，而其中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均为世界大国或中等强国，与我国又存在各种领土、领海和资源上或明确或潜在的争端，这些都使得我国的整体地缘环境不容乐观。同时，美国作为全世界的邻国，对中国的不断崛起深怀疑虑，始终在想方设法阻碍和破坏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地缘环境的重大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