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的历史阶段

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就出现了城市。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极其缓慢。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才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1800—1950年，地球上的总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23倍。从整个世界看，190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13.6%，1950年为28.2%，1960年为33%，1970年为38.6%，1980年为41.3%。所以，城市化过程是随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

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估算：200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水平超过50%，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人类自从有了城市，就有了城市化现象。从城市的起源、发展动力和推进规模的角度，可以将人类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分为三大发展阶段：

1.工业革命前人类城市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工业革命前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人类城市发展阶段，从城镇的起源(或人类文明的起源)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众所周知，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的群居体被统称为人类聚落，城镇就起源于原始的人类聚落。这一时期，由于工业革命之前，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难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城镇人口，因此在这个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时期，城市发展进程十分缓慢。如果从5500年前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也就是城镇文明，相继诞生开始算起，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在这525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城镇化水平(规模城市化从工业革命才开始)仅增长了3个百分点，即从零增加到1750年的3%左右，世界城镇人口大约250万人。期间又经历了城镇起源及扩散阶段、中世纪商业城镇发展阶段和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酝酿阶段，产生了古埃及都城、两河流域古城、印度古城邦、中国古都，还有中美洲的玛雅古城；出现了40万人口的雅典古城、100万人口的罗马古城、100万人口的西安古城和70万人口的北京元明都城等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城市。

2.世界局部城市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工业革命后建立在早期工业化基础上的世界局部城市化发展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工业革命开启了工业化推进人类城镇化的历程。由于工业化对社会制度、人口素质以及技术知识水平要求的门槛比较高，早期由工业化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主要发生在西欧和北美等世界的局部地区。这个时期，世界城镇化进程起点不高，速度还不是太快。据统计，从1750年到1950年的200年间，世界城镇化水平仅提高了26个百分点，仅从3%提高到29.2%。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西欧和北美少数国家完成了高度城镇化的历史任务，成为发达国家。

3.世界全球城市化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二战结束至今的建立在现代工业化基础上的世界全球城市化阶段。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从1945年到2008年，世界城镇化水平提高了23个百分点，从27%左右提高到50%，完成了城镇化过半的伟大历史创举，人类进入普遍繁荣的城镇时代。这一时期，城镇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城镇化继续深化，成为新型的、主要靠第三产业推动的、后工业化时期的城镇化先驱；二是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快速崛起，成为城镇化的最主要推动者；三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世界城镇化进程中来，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存在着以下规律：

1.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提高，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化水平也随之提高。城市作为物质空间载体，能够提供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从农业转为工业，再转为服务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对于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就越高。例如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反过来，城市化的更高品质也会促进经济发展。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实践来看，2005年的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9.2％。其中，发达国家为74.9％，欠发达国家为45.8％，最不发达国家为27.7％。

有学者按照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将城市化发展模式划分为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

2.城市化发展呈现S型增长曲线

城市化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不同阶段，城乡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史轨迹的研究，将城市化进程分为按照S型曲线增长的三个基本阶段。在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工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农业释放的剩余劳动力都很有限，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在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工业快速发展能够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城市化发展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农业人口比重已经不大，农业生产必须维持社会需要的规模，城市化发展又趋于平缓，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提升质量。

从1980年到2005年期间，世界的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0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上升了5.9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上升了14.7个百分点，最不发达地区上升了10.4个百分点，也印证了S型增长曲线揭示的城市化发展规律。

同时，城市化发展还显示出后发加速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例如英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大约用了百年时间(1800—1900年，26％→75％)，美国大约用了80年(1890—1970年，35.1％→73.6％)，日本大约用了40年(1935—1975年，32.7％→75.9％)，韩国大约用了30年(1960—1990年，28％→75％)。

3.全球化、信息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对世界城镇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第一，促进了城镇空间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城镇体系的“极化”。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结构，正在转变成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结构。发达国家的有些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成为主导全球或区域的经济中心，处于经济活动“价值链”的高端；而越来越多的城市，如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成为发达国家的出口加工基地，处于经济活动“价值链”的低端。例如，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但一般都位于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制造”近30年使美国消费者节省6000多亿美元。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使得城市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外部资本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加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轨迹演变成为城市规划——综合实力——城市竞争力。第三，随着各国经济体系的日益开放，城市和城市地区越来越纳入全球经济网络。大都市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越来越凸显，成为所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性节点。

与此同时，信息化加剧了世界城镇体系的“极化”过程。发达的信息技术使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离成为可能，例如某一种产品，可能生产、制造在某一个国家，而管理、控制却在另一个国家。少数城市成为全球或区域网络中的信息枢纽，操控各种资源的时空配置。从长远来看，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强化少数城市在世界城镇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4.城乡关系始终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

一般来讲，在城市化起步阶段，发达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英国早期的城市化建立在技术革命和制度革命的基础上。现代化工厂的诞生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原料需求，迫使农业转变生产方式，满足城市产业发展对原料、劳动力和市场的需求。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工业则为农业技术及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良提供了足够的设备和资金支持。拉美国家由于投资政策的“城市偏好”，造成了严重的乡村凋敝，显著的城乡差距促使大量农民加快向城镇转移，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和导致大量城市贫民的出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对农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农村地区的严重衰退。

5.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不可或缺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是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模式，其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功能演进和城市产业分工多为市场选择和作用的结果。但是完全市场推进型的城市化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美国是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其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没有及时对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引导。过度的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以及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前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城镇化水平虽高，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却不高，农村经济严重衰退。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缓解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带来的就业、居住等问题，就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法律规范、规划约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6.制度创新才能推进城市化进程

从西欧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各种相关制度创新的过程。1795—1865年，英国取消了以限制贫民迁移为目的的《定居法》，并不断放宽贫民迁移的限制，扩大贫民的迁移区域范围和贫民的居住地范围，从而为保证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提供了法律保障。为解决农村移民的住房问题，英国政府颁布了《工人住宅法》，解决了“贫民窟”的问题。与此相反，因制度创新不足而拖延了城市化进程的例子也不少见，法国的小农经济就被认为是延缓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延缓了法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因素之一。

7.城市衰落是城市运动变化过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载体，一个复杂的多要素聚合系统，其自身发展演变与社会的发展演变紧密相关。同时，城市是一定地域空间的聚合体，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中心，城市的属性决定了城市每时每刻都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吸纳与释放中完成自我调节功能。城市多要素的复杂系统，以及与社会、自然发展变迁的紧密联系性，使城市始终处于动态状况之下。在这样一个运动变化过程中，城市衰落和衰落城市的出现也自然成为历史的客观必然。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注意到了城市衰落现象。马克思曾对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两个港口城市即威尼斯和迪利雅斯特的兴衰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与迪利雅斯特相比，威尼斯曾经有着更大的优势，已保持了近700年的繁荣，并且是世界性的巨型良港。但是到了19世纪初，威尼斯却衰落了，而迪利雅斯特却奇迹般地兴盛起来。二者的自然地理位置都没有变化，为什么会有一兴一衰的结果呢?马克思认为，威尼斯衰落的原因是交通路线的改变导致贸易优势的丧失，而迪利雅斯特的兴起，在于同一个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正是从交通地理的变化、世界贸易圈的变化，分析了港口城市威尼斯由盛及衰的原因。这为研究城市衰落提供了典型个案。

20世纪上半期，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衰落观。他认为，文明自身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因素，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的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同样存在着起源、生长、衰落甚至死亡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衰落实质上也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是城市文明难以应对挑战、缺少创新精神的体现。因此，汤因比的文明衰落观对我们今天研究城市衰落同样提供了一种理论和思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