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人类的城市化早已过半,并进入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建立在近代工业化基础上的约260年的世界城市化过程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
(一)按人口、土地使用情况划分
因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土地资源以及发展历程不同,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发展方式也有较大区别,就发达国家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集约模式、分散模式和大多数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模式。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用地总量和人均城镇用地量也随之不断提高。
1.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集约模式
以西欧和日本为代表,由于这些国家人多地少,西欧城镇化起步早,发展历程长,而作为后起国家的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追赶速度最快,从而形成了目前这些国家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集约模式。2005年西欧和日本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76%和66%,城镇用地分别为18.1万平方公里和10.4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其土地总面积的16.6%和28.6%,人均城镇用地分别为1269平方米/人和1235平方米/人(远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分散模式
以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由于这些国家相对而言人少地多,城市化起步也晚一些,交通手段发达一些,从而形成了人口和土地城市化的分散模式。2005年北美和大洋洲城市化率分别达到了81%和70%,城镇用地分别为89.6万平方公里和5.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其土地总面积的4.8%和0.6%,人均城镇用地分别为3300平方米/人和2096平方米/人(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介于人口和土地城镇化集约和分散之间的中间模式
以北欧(如丹麦和芬兰等)和南欧(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为代表。这些国家地处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带,人口和土地面积适中,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比较协调,从而形成了这种中间模式。2005年北欧和南欧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84%和66%,城镇用地分别为18.5万平方公里和19.6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其土地总面积的9.6%和15.1%,人均城镇用地分别为1953平方米/人和1957平方米/人(与所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
(二)按统筹布局分类
1.城市发展与乡村现代化同步推进——英国模式
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近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从20%提升到51%,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度城镇化的国家,实现了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的同步发展。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农业技术革命,促进了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8世纪中期的英国农村出现了大批富余劳动力并向城市转移,英国的城镇化进程由此加快。“圈地运动”则引发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大农场的建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农畜产品的生产效率,并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满足了毛纺织工业对于原料和劳动力的双向需求。而城市工业化的推进带动了农业生产工具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面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贫民窟密布、公共卫生设施匮乏、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等“城市病”的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些问题。设置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等机构,专职负责解决上述问题。1868年、1875年先后两次颁布了《工人住宅法》,解决贫民窟问题。拆毁贫民窟后,由政府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设施。此外,通过制定并颁布《10小时工作日法》、《雇主责任法》等,改善了工人阶级状况。到20世纪初,英国基本解决了“城市病”问题。
2.低密度蔓延式扩展——美国模式
美国的城市化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到192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1.2%。192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许多城镇人口移居到郊区,美国城市空间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最初的紧凑和密集结构向多中心分散结构发展。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平均人口密度由1950年的2524人/平方公里,减少到1990年的1461人/平方公里;纽约大都市区在1960—1985年间人口仅增加8%。低密度的蔓延式发展降低了人口密度,促进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大量森林、农田、空地被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耗费通勤时间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能源消耗;个人住宅和新居住区过于分散,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等设施难以配套,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老城区破旧,设施得不到更新,商业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优势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城市规划者、学者和居民都开始意识到低密度城镇空间布局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加强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3.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市化——拉美国家模式
拉美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而且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集中布局于几个大城市,国家的城市建设投入也集中于这些大城市。在农村地区,一方面,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土地和资本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低投入造成了农业部门的衰退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恶化,大量人口难以在农村维持生活。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且主要是几个大城市,造成拉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大城市的人口每10年就翻一番。而城市的重工业基础,缺乏吸纳这些人口的能力,造成了城市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已占地区总人口的60%,但工业人口比重却不及20%~30%。拉美国家大约有1/4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导致一定时期内城镇贫困人口比例甚至超过农村人口的贫困比例,从而出现“过度城镇化”现象。拉美城镇化水平虽然已接近发达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1/20~1/10,甚至更低,城镇发展质量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过度城市化问题,包括控制人口增长,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重新调整城市布局,发展中小城市等。
4.政府主导——前苏联模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城镇化随之全面展开。1928年,前苏联开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建成投产,既推动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又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到1940年,前苏联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2.5%,13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城镇化进程也取得显著进展,1950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8.9%。到196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2%。进入20世纪70年代,城镇化水平在超过60%以后速度逐渐放缓。
从前苏联的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出,由于人口总量少,即使工业化以重工业起步,且重工业始终占较大比例,其城镇化依然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也始终影响着前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前苏联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
5.城乡交错发展——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亚洲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迅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形成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错地带。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城市之间的交通通道形成了新的产业走廊。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出现的大量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是与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下,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沿着大城市周边地区蔓延,出现了大量“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灰色区域”型城镇化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