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构转换理论

通过对跨国的发展经验总结，1988年，以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为代表的结构学派，向人们提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性统计规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有规律性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经济结构模拟，就可以提出一个被称为典型化的结构变化标准。用该标准对照各国发展阶段的结构变化事实，就可以找出结构偏差的程度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产业结构转换带动就业结构转换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变化。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将其归纳为产业结构的顺序转换理论，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相对位置发生动态改变，按照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渐次推进。与此相应，产业结构转变带来了就业结构转变，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人数相对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

然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表明，产业结构转换并不必然按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推进，它可以有时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有时则是从第一产业直接转到第三产业，但是，这个变化过程发生的必然性，以及整个过程中结构变化的方向，都得到了证实。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产值份额下降和农业就业比重下降，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这种变化是消费需求转变和农业生产率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小，在恩格尔规律作用下，在总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支出比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拉动农业增长的需求力量逐渐削弱，农业的相对地位也就下降了。同时，来自工业部门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如化肥、农药等)，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工业部门从事非农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群体分离出来从事其他产业的生产，结果带来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不断下降。

对应农业部门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也在发生着相应地调整。在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居民消费对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工业部门面对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农业部门，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工业部门快速增长是资本和劳动力大量流入的结果，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工业部门就业比重提高。当一国经济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步入大众消费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此时，居民消费对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大，服务业部门发展迅速，服务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比重随之上升。

一个标准化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随着收入水平上升，　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不断上升。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同步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匹配关系。如果两者之间出现错位，就必然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随着农业相对地位和产值份额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高。这种经济结构转换的完成，绝大部分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当越过工业化阶段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步入了大众消费的成熟阶段。

2.工业化产生和推动城市化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一个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反过来，城市化发展又通过拉动农村发展，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整个经济增长。

随着收入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城市化水平同步上升的变化规律：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城市化水平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同步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将表现一种畸形偏差。城市化发展受到人为抑制之后，服务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受到制约，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上升也随之受到影响，结果形成了工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畸高的局面，对城乡协调发展和长期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结构转换一致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完成时间上也是发生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通过空间地理上展开所形成的城市带，逐步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连接成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二)人口迁移理论

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至于其内在原因，1954年，刘易斯最早提出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城市化动力问题　。刘易斯模型后来经过拓展被广泛应用到解释人口迁移和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均衡问题，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的福利分析。

按照刘易斯模型，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它们通常分别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和工业部门、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存在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和“拉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着失业问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机会，只有当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通常是分割的，具有三元结构特征，这也使得城市化发展往往与标准的经济发展范式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使得市场信号不能及时地在城乡之间有效传递，制约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被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农村劳动力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　然后等待进入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虽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由于农村劳动力主要留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这种类型的就业大都是不充分的和不稳定的，往往会引发收入不稳定、失业、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

根据刘易斯两部门模型，农村劳动力迁移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的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剩余转变为被完全吸收的转折点。只有当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时，城乡的工资收入差距才会消失。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城市部门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部门，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二次函数，且随着城市人口比重上升逐步扩大，当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之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才会出现下降。

(三)城市发展理论

从城市增长角度看，城市人口规模扩大来自城市内部的人口机械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欧洲国家的城市化伴随工业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1)城市化阶段。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快速成长的工业部门。在这个阶段，城市中心的人口增加，城市外围的人口减少。

(2)城市化及少数城市郊区化。城市交通设施改善，服务业扩张，制造业移出城市中心，少数市民移居郊区。

(3)城市郊区化。市民继续移居郊区，促使郊区拥挤。城市中心人口减少，但城市地区人口仍保持缓慢增长。

(4)后城市化阶段。郊区拥挤增强，促进了城市中心以外的卫星城镇发展，城市地区人口减少。

城市郊区化和后城市化两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又被称为“逆城市化现象”，它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过程。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市区人口过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因素，是造成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的主要原因。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从人口迁移角度描述城市化过程，并没有回答城市出现、城市规模选择和城市经济增长等问题。从经济理论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从两个不同角度回答了城市出现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聚集具有外部性，它带来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城市也随之出现。但产业和要素的空间聚集也带来拥挤效应，当聚集效应与拥挤效应相等时，便决定了城市的规模。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和外围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中解释城市出现的理论代表。该模型将城市作为中心、农村作为外围，解释了城市出现的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角度解释城市出现问题。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1991年提出的城市化和分工演进模型是这方面的理论代表。他认为，集中交易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但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扩大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上升。从集中交易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市场就自发地决定了城市层级结构和规模。

(四)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

在城市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环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创造良好的城市人居环境，学术界兴起了一些新的城市化理论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1.生态学派的城市化理论

生态学派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强调了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与城市规划协会与霍华德共同明确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地带环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霍华德针对当时的城市问题，提出了关于城市规模、城市布局、人口密度、城市绿化等问题的开创性的设想，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支配城市社区的基本过程是竞争与共生，如同生物体一样，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决定着城市的空间结构。这些学者还应用植物优势种的概念解释了城市有形群体的发展形式，认为土地价值决定了市民各种活动水平和形式。此外他们还将植物侵入和演替的概念用于有形群体，特别是研究特殊的种族及商业活动逐步进入居住区附近的情况。伯吉斯用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城镇的空间差异，并提出了同心圆理论，他认为城市里人们的社会活动对城市地域分异的向心力、专门化、离心力等共同作用导致了空间分离，使城市发展呈放射状。除此之外，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典型理论主要还包括霍伊特的扇形模式论、哈里斯和厄尔曼多中心论等。

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沙里宁在他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一书中对有机疏散论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秩序实际上和有生命的机体内部秩序是一致的。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又不脱离自然。有机疏散的城市发展方式能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为此，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把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区域，作集中的布置；二是把不经常的“偶然活动”的场所，不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作分散布置。

2.新城市主义

20世纪下半叶，在欧美发达国家,城市中出现了长期的郊区化低密度蔓延，不仅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城市中心区不断衰退、贫富分化、社区隔离、邻里关系疏远等问题日益突出。这种发展状况引起了规划师和政府部门对城市化蔓延的反思。在学者的倡导下，“新城市主义理念开始兴起，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取向与指导思想。新城市主义的主要宗旨是：尊重城市社区的地方特色文化，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以及在设计中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场地设计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设计紧密结合，以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此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城市更加重视社区、紧凑空间和步行邻里建设，并且不断加强对历史建筑和整个城市街区的保护和恢复。英国城市规划专家汤普森教授指出，城市复兴(新城市主义)是主张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既要保留风貌，也要保护生活，还要延续发展，把那些旧城变成一个个适宜居住和可持续发展的复兴之城，使其重新获得生命的新理念。

3.精明增长战略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与可持续发展观相适应，美国针对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提出了“精明增长”战略，其原则为：复合土地功能、紧凑的发展模式、多种居住选择方式、创造舒适的步行环境、鼓励城市特色、保护公共用地、大力提倡公共交通模式、鼓励公众参与以及文化保护。精明增长能够使得城市发展更加符合人类主体的需要，可以减少城市交通、犯罪、隔离、生态恶化和文化消退等方面的城市问题，促进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2000年，美国规划协会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他们提出的建设一个“精明增长”的城市的主要原则是：

(1)土地混合利用。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

(2)建筑设计遵循紧凑原理。

(3)各社区应适合于步行。

(4)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把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

(5)保护公共空间、农业用地、自然景观等。

(6)引导和增强现有社区的发展和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能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

精明增长战略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