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我们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分歧。这种麻烦是思想理论分歧的反应。

当时，有两件新闻引起媒体的青睐。一件是上海的国企改革方案公布；一件是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打响第一枪，拿出30%的石油销售请外部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经营。

到了隔年三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论坛铺天盖地，一直开到年底。然而，政府智库部门的研讨会，多围绕股权多少来讨论，一方以维护公有制为旗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主调;一方是鼓吹私有化，显露出消灭国企的意图。显然，讨论的焦点在所有权上，而不是经营权上；是要不要改革，而不是怎样改革。这些论坛，很多加上高层两个字，其实是花高层的钱，出自己的名。其实名也出不了，讲的都是文件上的话，几无新意，媒体对有地位而无实学的专家是根本不买账的。

我是1980年开始从事国企调查与研究的，我对“资本”这个词的研究曾经是下过功夫的。1995年，我在胜利油田住了58天，写出并出版《资本经营论》这本书，我把马克思“资本”这两个字的含义改写了，尽管冒了风险，社会终究接受了，党的十五大把“资本”这个词写进报告，出现9次。还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0年底到北京，我在《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任上组织了一场重树国企形象的战役报道。我发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国企改制红利、加入世贸组织、上市募集资金、国企发展多元化、房地产牛市和2009年的投资刺激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国企从亏损累累局面走出来，变得做大做强。2003年，中国大陆只有11家公司登上《财富》世界500强。而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为106家，数量稳居世界第二，其中95家为国有企业。国企强则国家强，国企变化带来的信心是令人振奋的。我们的研究也是有话说的,一时间颇成气候。那次报道的文章受到多位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此后我研究国企改革五年，五年专做一事。渐渐地,我对于“新国企”这个词产生怀疑。新国企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然而也膨胀了多少倍，可怕的是所有既得利益者也一起壮大了。薪酬膨胀了多少倍，年薪达到上千万，暗地里是腐败能力膨胀了多少倍。既得利益者权力很大，于是改革就变得异常艰难了。我觉得国企“新”在生产力上，特别在规模与速度上，而在生产关系上并没有进入新的境界，腐败进入前所未有的地步。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做简单的歌颂了。

现实中，一边是规模与速度增长带来连篇累牍的赞歌，一边是源源不断的亏损加剧和难以杜绝的资产被侵害和流失，过剩的产能供给与需求升级严重不适应，而很多学者只会高唱简单的赞歌，对央企的腐败现象、奇特的高薪现象、产能严重过剩和亏损现象噤若寒蝉，连解释也不会，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中国国企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改革规律是什么？我们不仅仅要问，为什么在政治上无比神圣的国有资产，实际上却成了少数人最容易获取的私利？不可讳言，我国的国家所有权制度基本上是在高度政治性目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似乎就很少考虑到科学地规范，所有权与经营权紧紧绑在一起。尤其是没有考虑到产权法、物权法的基本原理的运用。然而，我国学者又在不断盲目地、简单地、粗俗地颂扬，而没有认真思考国有企业制度设计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国家财产所有权制度的高度集中化、政治化、神秘化，导致经营权无法独立，反过来又妨害了人们对它予以科学化的研究，更妨害了人们依据科学原理纠正其缺陷，及对其进行真正的完善和改造。

有人简单颂扬，就有人简单批判，正是简单颂扬为简单批判创造了机缘，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国企研究层次空前地被下降了，变低俗了。于是，有人认为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出路在于“私有化”，也就是说，要把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变成非国家所有权，使国企变成非国有性质。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潮起时，很多民营企业家借机对股权结构问题起哄，除非国有股份降低到50%以下，否则国有股继续“一股独大”。宗庆后、王健林等民企代表都直言：如果民企不能控股，搞混合所有制没有意义。

问题对立了，于是局面僵化了。如果真的变成私有化了，首先会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将更为严重；其次，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更为严重；再次，民族企业进入困境，外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国家失去调节经济的基础；最后，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在2013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改革中暴利现象时，当天我就写出一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产权改革中私有化现象。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总是在“打架”，就简单认为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从而退回到所有制的争论上。我公开申明不必强调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是混合经济改革。所有权改革即所有制改革，可能变成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意味着有政治错误的可能。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经必然地站在我们面前。我的观念是“国企改革方向是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2012年3月《光明日报》记者温源、冯蕾对我的专访用了这个标题。这也是我走入国企理论界最初的旗号。我是经营权改革论者，我的思路是以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避开围绕“公有还是私有”、“股多还是股少”的争论。我国要做的是体制改革而不是所有制的改革，是经营权的改革，而不是所有权的改革。这是我自以为能够始终清醒的地方，因此我的研究与发言总是更大胆、更坚定，也更执着。

2014年很多单位的混合所有制的讨论，简直是一场空泛而远离主题的闹剧，相当多部门学者只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引起社会注意，讨论的层次很差，就像各地提指标、刮风一样幼稚可笑。其实，多数所谓与智囊沾边的机构只是抓住表现自己存在的机会，多数是老调重弹，也提不出新鲜的观点，媒体并不理睬，因为他们说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陈词滥调。更可笑的是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理论来源基本是斯大林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一时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舆论锣鼓喧天，但是犹如一片更加浓烈的雾霾，使人感受到窒息。对国企改革的认知，在很多方面尚且不如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亦不如1987年十三大后制定的企业法，政企分开等问题实质上已被束之高阁。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只能说两头受气。中石化将子公司30%的股份出售给数十家外部投资者，融资千亿元，投资者认为国有股依然一股独大(70%)，难以达到实质性改变经营机制的目的。而所有者觉得是国有资产流失，你把赚钱的事情交给民企去干，为什么不能自己干？还有一个中信股份“混合所有制”中，泰国正大集团与日本伊藤忠组建的合资公司，宣布以803亿港元获得中信股份20.61%的股份。尽管交易金额巨大，但交易后中信集团依然持有59.9%的股份。有人认为，在这样的股权结构下要摆脱行政力量的羁绊是非常困难的，投资者觉得受骗，也有人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其实,我们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上改革，大可不必在所有制问题上绕圈子，为这件事造成误解太多。

我从1978年开始参与改革的全过程，深知每次改革必然在理论上要引起争论，80年代的“姓社姓资”，90年代的“姓公姓私”，21世纪初的“有产无产”，现在的“股多股少”何尝不是这场争论的继续，每过10年争论一次。有一批人只是在这些争论中显示自己的存在，不顾这种争论总在耽误改革的时间。于是，我一遍遍地向媒体呼吁，混合所有制只是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如果目标本身不清晰，手段工具亦无所适从。目标是市场化，标准是转换经营机制，让国企更有活力,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企改革分为两个层次：第一，落实全民所有权尤其是全民的所有者权益，确立所有者与作为持有人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国企身份改革。第二，建立科学、正当的所有制实现形式，这是国企经营方式改革。如果经营方式改革长期找不到位置，很可能退至国企身份改革，被私有化就成为可能。因此解决国企经营方式将改革决定所有权稳定问题，本质上是对公有制的维护，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维护。

到了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情况有了变化。会议是这样表述的，“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文件发表10分钟，我让《上海证券报》记者王雪青马上发稿，区区68个字，把顶层设计的意向表明了。要奔着问题去，成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名词，国企改革究竟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就改什么，一切空有其名的智库所引起的无谓争论都该休息了。

2015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明要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我对《澎湃新闻》记者王道军说，你就用这个标题“混改基调发生变化:积极变有序”。于是，总理报告还没有结束，混改基调发生变化的消息为数百家网站与微信公众号转载，上亿次被点击，混合所有制这个被视为改革“重头戏”的声音渐渐平息。后来，《指导意见》对混合所有制的表述“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而且“严格程序、公开公正，杜绝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口语化鲜明的告诫正是对2014年种种现象的回应，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改革的慎重，对市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