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山城。她西望青藏高原，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临云贵高原，雄峻攸险，山高水长。1937年12月11日，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之也就成为了内迁学校的集中地，大批有志于民族复兴、抗日救亡的青年学子纷至沓来，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来到重庆执教，众多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也来到重庆工作定居。熊十力就是这批“西迁大军”中的一员。

到达重庆后不久，由于住房紧张，熊十力一家和一个学生一起来到璧山县，恰巧碰到了熊十力曾经的学生钟芳铭。时任璧山县中学校长的钟芳铭见到老师，当然非常高兴，慷慨相助，将熊十力一家人安排在来凤驿住下。

稍稍安顿之后，熊十力就经常同邓子琴、钱学熙、刘公纯、陈亚三等一帮入川的学生谈论时局。有一次，他满怀信心地说：“我有一坚确信念，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这些话，给了学生们极大的信心和鼓舞。熊十力不仅坚持鼓励学生，同时也进行自我激励。他常常在空闲的时候，来到山边，对着山谷高声呼喊，聆听四面回响，以使自己始终保持一种勇猛精进、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

1939年的一天，蒋介石特派两名侍从官，开着小车来请熊十力去重庆林园谈哲学问题。熊十力听说是蒋介石请他，便说：“我是一个普通人，蒋先生日理万机，何必要请我？”一名侍从官说：“如果熊先生不便到蒋委员长那里去，蒋先生来看先生行不行？”熊十力说：“我只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不懂政治，哲学也研究得不好，还是没有那个必要。”然后，不管两位侍从官如何劝说，熊十力就是不愿去林园见蒋介石。两个侍从实在没法，回去复命的时候，只得撒谎说，熊先生身体不适，不能来见面。

这年夏天，教育部筹资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聘请马一浮为院长，马一浮又邀请熊十力到书院共同主讲。蒋介石为笼络人心，派肖赞育送两百万元到复性书院。肖赞育拿着钱兴冲冲地对马一浮和熊十力说：“蒋委员长交待，这两百万，一百万补助给马先生，一百万给熊先生。”熊十力推辞说：“我的生活简单，不需要蒋先生的钱。”肖赞育只好将熊十力的一百万带回去。

类似拒收蒋介石馈赠金钱的事情，后来也发生过几次。但是，对于趣味相投的人，熊十力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1941年，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郊区山上办了“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熊十力是“勉仁书院”的导师，住在“勉仁书院”，生活非常艰苦。这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给他带来了别样的惊喜。这个人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原名郭开贞，沫若是其笔名。他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他的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3年后，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身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得知熊十力在勉仁书院的消息后，决定前去拜访。当然，郭沫若没有空手去见熊十力，他对熊十力爱吃肉，尤其爱吃鸡的名声早有耳闻。当年，熊十力为了多吃到一点肉，骂过自己的学生，还闹出过一些笑话。所以，这一次，郭沫若特地买了两只鸡挂在滑竿上，前往勉仁书院求见熊十力。没有想到，声名赫赫的熊十力一看见两只鸡，高兴得就像小孩子，赶紧把郭沫若让进屋里，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入，从此成为了朋友。

郭沫若走后，熊十力吩咐妻子傅既光立马杀鸡炖汤，好好地饱了一次口福。这是自入川以来，他吃鸡吃得最香最解馋的一次。熊十力在住的方面不在意，在穿的方面也不在意，唯独在吃的方面，特别在意。但是，他绝对不是乱吃，而是特别讲究营养搭配，不抽烟、不喝酒，对当时绝对算“高大上”的罐装食品，他沾都不沾。他只爱吃糙米，吃鸡肉，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他总要想方设法在家里养几只鸡，供自己食用。

天下的吃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自己寻找贪吃的借口，熊十力也不例外。

熊十力觉得自己成为“吃货”天经地义。他认为，自己的身体与道统是合二为一的，只有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能传道、救国、救世。他坚信自己的这个逻辑是讲得通的，不是自私之念，而是大公之心。他曾在《十力语要初续》中说：“吾虽孤陋，犹思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他还曾经多次劝告朋友们，应当“留得此身，发明正学，以救斯人”。

他的这种思想体现得最充分的一次，是与朋友的小孩争食红烧肉。有一天，熊十力被朋友请去吃饭，在桌子上，朋友的小孩夹住一块红烧肉，刚要吃，熊十力用筷子按住，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说着，硬是把孩子夹住的那块肉夹到自己碗中，坦然地吃了起来。幸亏人家孩子还算懂事，没有马上哭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