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这一年，对于熊子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他把已经被人叫了39年的名字改成了“熊十力”。
传统中国姓名，大致有幼名、谱名、学名、表字、别号等几部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取名非常重视，所谓“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学士苏东坡也曾说：“世间唯名实不可欺。”在孔子“正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把为后代取名看得非常神圣，甚至神秘。
古人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民国，改名之风一度盛行。比如说，蒋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表字介石，上学后，还另起了学名蒋志清，1917年前后才起名中正。改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抛弃封建，选择进步；有的是为了事业和家庭；也有的是因为相信名相学说，改名以求发达。
比如，民国时期，有个叫戴春风的人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就是因为“春风”这名字不好，“春风”即“东风”，会把水吹干。戴春风一听有道理，便将名改为“笠”，把字改为“雨农”，“笠”的意思就是“斗笠”，名和字合起来，就是“雨中戴着斗笠的农夫”，这样水就充沛了。机缘巧合的是，改名为“戴笠”之后，他果然发达起来，深得蒋介石信赖，成为了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
熊子真曾不止一次改名，之前为革命事业，曾经就叫过“周定中”。不过，他这次改名为“熊十力”，与上述那些人改名的原因有所不同。这一次改名，反映出他极强的学术自信和狂放不羁的性格。
“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具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不难看出，熊子真改名为“熊十力”，其实是以佛祖自比。所以，当“熊十力”这个名字出现之后，曾经引起过“非议”，一些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这个名字是对佛祖的冒犯；而一些非佛教徒的学界人士，则认为熊子真的这个海口似乎夸得有点大。但是，几年后，也就是1930年，当熊十力推出《唯识论》，并署名“黄冈熊十力造”的时候(这个“造”字，据说，在印度只有被称为“菩萨”的人才敢用)，人们终于相信了，熊十力绝非一个吹牛的人，而是货真价实的极具原创力的哲学大师。这是后话。
1924年这一年，除了改名之外，熊十力还曾为了帮助朋友，而不惜暂停北大教职，从北京前往山东曹州。这个朋友就是梁漱溟。
话说当年年仅18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北京大学，只得先后在几家报社当编辑或是外勤记者，他曾发誓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梁漱溟果然是一个“励志哥”，短短几年后便有了成果。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阐释印度佛家理论、发挥佛家出世思想的《穷元决疑论》，也就是骂过熊十力不懂佛学的那篇长文。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将古今中外学者诸如康德、叔本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进行了批判，并极力推崇佛家之言。此文一出，引起学界极大关注。蔡元培读过后，印象深刻，1917年1月接替严复担任北大校长后，毅然聘请梁漱溟为讲师。就这样，年仅24岁仅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成了当时北大最年轻的讲师之一，兑现了六年前发下的誓言。
跟熊十力相似的是，初入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可谓“三无”教师：一无高等学历；二无留洋背景；三无社会名望，但是，他勤奋。到1921年，他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大卖，先后八次再版，“以区区讲师身份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新闻人物”。
在北大哲学系，梁漱溟有一个学生叫陈亚三，是山东曹州府郓城人，有一年暑假回乡时，去拜访自己的中学老师王鸿一，谈到梁漱溟及其学术思想。王鸿一时任山东省议会议长兼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听了陈亚三的介绍，对梁漱溟非常感兴趣，于是在1921年夏天，邀请梁漱溟到济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梁漱溟欣然前往，一讲就是四十多天。据说，王鸿一是最忠实的听众，不论风雨，竟然没有迟到过一次。
1924年6月，王鸿一再次发出邀请，希望梁漱溟到山东共同办学，初步设想是在孔子故乡建立“曲阜大学”。对于梁漱溟来说，这无疑很具**力，因为他一直心存一份梦想：推行一种注重全面发展，注重道德建设，师生切磋共进的新型教育形式。所以，梁漱溟毫不犹豫地辞去北大教职，赶赴山东。
临行之前，梁漱溟特地邀请熊十力一同前往。按道理说，熊十力进入北大才两年，正处在事业上升期，如果中断教职，多少还是有些可惜的。这就好比你初入某个世界五百强企业，正干得投入的时候，忽然有朋友拉你一同辞职外出创业。熊十力没有患得患失，听梁漱溟一说，马上同意前去山东。在他看来，既然认定梁漱溟是挚友，那么，为其两肋插刀又有何妨？
就这样，熊十力、梁漱溟带着他们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王平叔、钟伯良、张俶知、徐名鸿等，一同来到山东。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到山东后，由于资金问题，建立“曲阜大学”的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只得先在曹州办起重华书院。不久，鉴于山东省立六中还没有高中部，王鸿一便敦请梁漱溟兼任高中部主任，聘请熊十力、王平叔等为教员。
在曹州开办高中的过程也不顺利。省立六中首届高中部只招到两个班，共80人，由于当时梁漱溟是个理想主义者，坚持执行办学之初提出的“取消固定费用和学生学费”之规定，即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自愿交学费，家庭贫困的学生甚至可以不交学费。结果可想而知，人性的弱点都暴露无遗，很多人都借口家贫而不愿意交费，使得高中部因经费紧张而陷入困境，甚至连教员的薪水和餐厅的伙食费都不能保证。
办学艰难，还有另一个原因。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江浙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曹锟、吴佩孚(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约15万人，自任总司令，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监禁贿选总统曹锟，邀请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掌权后，竟与张作霖联手排挤冯玉祥，北方时局大乱。当时在山东曹州的驻军冯玉祥部的吕运斋，与地方当权者段祺瑞的爪牙郑士奇之间，经常发生摩擦，致使曹州的办学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短短半年时间之后，曹州办学就到了内困外扰难以继续的地步。为此，梁漱溟大哭一场。熊十力怀着痛惜的心情一面安慰老朋友，一面另寻退路。但是，他对辞掉北大教职随梁漱溟南下山东办学这件事本身，没有丝毫埋怨之言。
其实，在山东讲学的半年里，熊十力所遇并非全都是糟心的事情，也有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他收下了一个聪明的弟子。
熊十力在山东收下的这个弟子就是高赞非。高赞非，原名佩纶，山东郯城县马头镇人，生于诗礼世家。1922年，他考入济宁中西中学，半年后辍学到商店做学徒，不久又转行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员。1924年夏，熊十力、梁漱溟等人来到山东曹州。高赞非得知消息后，前往曹州省立六中学拜见梁漱溟时，听说学者熊十力正在重华书院任主讲，高赞非便在父亲的带领下，去拜熊十力为师。
那天，高赞非并没有空手去拜师。他听说熊先生喜欢吃鸡，便在自家鸡埘里挑了一只大个的母鸡拎着，更重要的是，他带上了自己的心血之作《论语研究》手稿。熊十力听高氏父子说明来意后，首先翻看了《论语研究》，对高赞非的国学功底很满意，欣然同意收他为徒，并将那只大个的母鸡笑纳，当晚就炖了一锅香气扑鼻的鸡汤，好好地享用了一番。
从这以后很多年，高赞非一直随侍在熊十力的身边，辗转武昌、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在熊十力指导下学习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熊十力对高赞非极为严格，多年后，他在收吴林伯为弟子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治学必须专心致志，你们青年人最怕有家室之累。从现在起，你就跟我学好了。教不严，师之惰。教师对学生就是要严，有时，我的话说得很重，你受得住就来，我的学生高赞非，就是我打出来的嘛！”这话虽然是对吴林伯所说，其实又何尝不是要对高赞非表达的心声呢？在熊十力的严格要求下，高赞非后来终成著名儒家学者，一生治学态度严谨，曾将熊十力谈话记录整理为《尊闻录》出版，有《论孔子的心理》《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等论著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