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熊子真讲授“唯识学概论”到一半的时候，对过去的一些观点和论说产生怀疑，将九万字“唯识学概论”讲义全部焚毁，重新撰写讲义，草创新唯识论。这一年，是他进入北京大学任教的第二年。不得不说，像熊子真这样具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决心和勇气者，自古以来难找几人。熊子真能够做到，是因为他的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反叛精神。

正因这种精神，熊子真向来不盲从于别人的观点，常常不惜与人争执得面红耳赤。当年，与初相识的梁漱溟是如此，1923年，与新结交的同事林宰平、蒙文通也是如此。

林宰平，福建闽县人，比熊子真年长7岁，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经济学。他学养深湛，多才多艺，不仅精通法律学，还精于国学、哲学、佛学、诗词、书画等。1907年，他来到北京，居住在宣南一带。1910年，他主持尚志学会日常工作，翻译出版过四十多种各类科学书籍。进入20年代后，他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讲师，讲授“民法要论”等课程，与熊子真成为同事，经常聚在一起，切磋学术，交流思想，成为无所不谈的挚友。不过，他们每次见面聚谈，林宰平总是“诘难横生”，而熊子真呢，则“纵横酬对”，屋外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他们争吵的声音。每当这时，往往都是梁漱溟充当“裁判”，“间解纷难”。

熊子真与蒙文通之间的学术争执也颇为有趣，争得激烈时常常需要钱穆出面调解。蒙文通，四川盐亭县人，比熊子真年轻9岁，也曾师从欧阳竟无学佛。钱穆在《玄圃论学集》中曾这样回忆道：“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熊子真有时候是既动口，还要动手。有一次，因观点不同，熊子真与梁漱溟争论起来，你来我往，谁也不服谁。熊子真气得不行，趁梁转身时，偷袭三拳，还大骂其“笨蛋”。不过，没过两天，两人又和好如初。还有一次，朋友张东荪前来切磋问题，熊子真讲着讲着，情不自禁地一巴掌重重地拍在张东荪的肩膀上，打得张东荪逡巡后退。

更为有趣的是对同乡废名的“动手动脚”。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比熊子真年轻16岁，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1922年，也就是熊子真进入北大任教的那一年，废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

在文学之外，废名倾心于佛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老师胡适的影响。那时，废名在北大预科英文班读书，胡适正在撰写《中国禅宗史》，听说废名来自禅宗圣地黄梅，便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喝茶聊天，谈论禅宗。有一次，胡适突然问废名：“你们黄梅五祖到底是在冯茂山，还是冯墓山？我在法国图书馆看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人写经作冯墓山。”废名根据自己儿时的有关记忆作了回答，引起了胡适的高度注意。这也使废名开始认识到家乡黄梅在历史文化上的重要价值，于是，在文学之外，他开始研究佛禅之学。

从年岁来看，熊子真比废名年长；从辈分来看，两人应该算是师生。俩人真正成为学术切磋的朋友，应该是在1929年之后，那时废名是北大中国文学系的讲师，与熊子真成为同事。

既是老乡，又是同事，而且都对佛学有研究，于是，熊子真常与废名探讨佛经。但是，两人的观点常常不同，每次凑到一起，总是吵得不可开交。有一天，两人碰面后，照例争吵，声音挺大。

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

熊子真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

突然，有人听见房里声音戛然而止，推门一看，只见两人已经扭在一起，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根本出不来声。众人将两人拉开。熊子真趁废名不备，踢了一脚，废名也不示弱，报之以拳。当然，一个年幼，一个年长，熊子真自然斗不过，就边骂边落荒而逃。可是，没过两天，两人又凑到一块，依然又辩论得面红耳赤。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中，熊子真受益匪浅，他的学术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比如说，他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上半部，大多就是他当年与林宰平讨论切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