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是熊子真的丰收之年，这一年，他有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熊世菩于10月在德安出世，另一个是自己的第一部佛学专著《唯识学概论》有了雏形。

唯识学是非常高冷的学科。它是大乘佛学的三大体系之一，是继大乘中观学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与核心，在南北朝的北魏时代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人传入中国，对中国佛学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转眼到了第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方局势又动**起来。4月28日，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十二万奉军，向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发动总攻击。5月3日，吴佩孚改守为攻，迂回作战，将主力绕至奉系后方，致使奉军腹背受敌。5日，奉军张景惠部第16师停战倒戈。卢沟桥、长辛店等要隘被直军攻占，中路奉军退至天津。张作霖下令退却，率残部退出关外。10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7日，在英国干预下，直奉两系停战议和，签订和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政局又一次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这年秋天，熊子真的《唯识学概论》尚未完稿，一个新的人生机遇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话说这一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梁漱溟打算自己创办一所学校，便向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蔡元培当然不会阻挠梁漱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意其辞职，并委托梁漱溟去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顶替他的教职，在北京大学开设唯识学课程。

正好南京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此前内学院一直处在筹建阶段，1922年7月正式成立)，汇聚了很多佛学人才，其中，内学院教务长、欧阳竟无的高足吕秋逸可谓学识渊博，梁漱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人选，便带着使命，从北京赶到南京支那内学院。

吕秋逸，江苏丹阳人，曾留学日本，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大师研究佛学，后又协助欧阳大师筹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内学院成立后，吕秋逸出任教务长。可以这样说，吕秋逸既是欧阳竟无办学的得力助手，也是其学术的传人，所以，当梁漱溟向欧阳大师说明来意后，被欧阳竟无一口回绝。

“挖墙角”不成，梁漱溟正发愁呢，恰好碰到了在内学院求学的故人熊子真。经过一番交谈，梁漱溟发现在佛学造诣上，今日之熊子真与昔日之熊子真简直判若两人，尤其是看过熊子真的手稿后，更觉得熊子真对唯识学钻研之深之透，简直出乎意料。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梁漱溟心中大喜，在征得熊子真的同意后，马上向蔡元培进行了推荐。蔡元培对熊子真是了解的，所以，欣然向熊子真颁发了“特约讲师”的聘书。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个曾经的放牛娃，一个历经风雨的革命者，一个自学成才的佛学弟子，就这样登堂入室，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担任教职，对于熊子真来说，这是何等不易，又是何等的幸运！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很多新政被废止，唯独保留下来的就是京师大学堂。不过，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曾经是一座封建思想和官僚气息十分浓厚的学府，师生经常出入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私生活相当荒唐，他们打麻将，吸大烟，吃花酒，捧名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钱的学生也跩得很，带着听差，上课铃响，听差就会恭恭敬敬地说：“请大人上课。”

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除旧布新，使北京大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他主张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对新旧思想实行“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一时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钱玄同、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等著名学者云集北京大学，可谓群星璀璨，北大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孕育和传播的基地。

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指出：“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从根本改变教育思想、明确大学性质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说中，坚定地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又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这就从观念与组织上，根本摆脱了对国家官僚机构与政治的依附与控制，实现了教育(学术，思想，文化)的真正独立，也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中，创造新的校园文化，并以此影响社会。”总之，到了2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地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极具个性，令人叹服。比如曾被北大教授胡适称作“老怪物”的辜鸿铭，时任北大英文教授，本来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对中国腐朽的缠足文化痴迷不已，而且还有一套堪称奇葩的理论，他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有一天，辜鸿铭在家烧黄纸，摆贡品，忙着祭祖，这时一位外国朋友来访，便嘲笑道：“你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食物吗？”辜鸿铭眼一瞪，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的墓地摆放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吗？”说得外国朋友哑口无言。

北大的学生也是极具个性的一群青年。1919年5月，他们在北京掀起过“五四”运动，1922年10月，在北大掀起过讲义费风潮，数十位学生联合起来，向校长蔡元培抗议讲义收费，弄得蔡元培差一点要辞掉校长之职，一批教授也准备辞去教职。

这年冬天，熊子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正是讲义费风潮平息之后不久，北大的办学经费虽然不充足，但是，教师们的薪水并不低。有资料表明：20年代初，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收入共四百银元，胡适(文科教授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月收入三百银元，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兼任政治系教授)月收入三百银元，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二三百银元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二百四十银元，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一百一十七银元。

作为讲师，熊子真的月薪是一百二十银元，比郁达夫要高一点。当时，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十二银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统计，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需要一百三十二银元。

这样看来，当年的熊子真收入并不低，但是，他却过着极为简单的集体生活，与当时的北大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等人一起，同住在北京地安门吉安所。这在当时是很令人费解的奇怪举动。

其实，当时的熊子真不在乎教职的高低，也不在乎收入的多少。他曾经常对人说，他到北大主要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读书。

怪人教课，“旁门左道”。自从任教北大以后，校园里就一直流传着熊子真的有趣故事。

熊子真所讲授的“唯识学概论”是哲学系本科生的选修课，占两个学分，按规定每周两节课，原来由梁漱溟讲授。在两人交接工作的时候，梁漱溟对熊子真进行了一番交代，让他务必多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入手，由浅入深，逐步带领学生“登堂入室”进入唯识学。按照梁漱溟的叮嘱，熊子真曾经准备了九万字的讲义，并于1923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制，完全遵循支那内学院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上课。

不过，由于熊子真曾经深受易学的影响，在讲授唯识学的时候，总是喜欢与《周易》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特别对《周易》的钻研不断深入，他发现这套“唯识学概论”讲义中有一些东西连自己都无法认同，越讲越难受。于是，他另辟蹊径，硬是将自己的九万字讲义全部烧掉，重新备课，自创“新唯识论”。在课堂上，他完全颠覆了梁漱溟的“传统”，不再以介绍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为主，而是侧重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

改变了教学内容还不算，熊子真还在教学形式上进行变革。他改变“师生蚁聚一堂”的教室上课模式，采取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模式，让选课的学生到自己的住处听课。大家都觉得，听他的课就如同听故事一样，津津有味。

这相对于翻译家林纾在北大讲课时学生睡大觉的情况来说，简直好得太多。当年，林纾有一门课被安排在下午3点钟，每次学生睡倒一大片。有一次，林老先生实在看不过去，把课本一合，说：“现在给大家讲个故事。”那些趴在课桌上的学生一听，都坐起身子，等待老先生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林纾轻咳一声，接着说：“有个风流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顿时精神抖擞，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但是，林老先生却停顿下来，不讲了。学生们嚷道：“后来怎样了呢？林先生快讲啊。”林纾笑眯眯地说：“没什么，一个向西，一个向东，走了。”顿时，课堂上哄堂大笑，学生们睡意顿消。

熊子真当然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旁门左道”来吸引学生注意力。一旦讲起课来，他无拘无束，口如悬河，滔滔不绝，妙语连珠，集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堂，教学效果特别好。虽然规定每周只有两节课，但是，常常因为讲得兴起，能够讲到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还不休息。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学生抱怨他讲课“托拉斯”。

熊子真的课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北大学生可不是好忽悠的，老师如果没有两把真刷子，还真就镇不住。

这可是有先例的。当年胡适从海外留学归来，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效果非常好，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听课。有个叫傅斯年的学生，是个超级学霸，他听同学说胡博士的课讲得好，于是也前去旁听。不过，他不只是带着耳朵去听课，还常向胡博士提问，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连胡适都感到有压力的艰深问题。后来，胡适自己说：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底子比他还深厚，常常使他“提心吊胆”，汗流浃背。

胡适此言绝非虚言，这个傅斯年的确不是等闲之辈，后来成为了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学术领导人，担任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务。

傅斯年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章太炎的弟子朱蓬仙教他们《文心雕龙》。本来，这个朱先生学问不错，只是术业有专攻，《文心雕龙》并非其长，所以在讲课的时候，实在不敢恭维，错误迭出，学生们便打算让这个先生“下课”。可是，要教授走人，必须拿出教授上课出错的证据来才行，课堂笔记又不足为凭，怎么办？机缘巧合的是，有个学生刚好借到了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便赶紧送给傅斯年看。傅斯年真不含糊，利用一夜时间，不仅将数万字讲义全部看完，还从中摘录出错误三十多条，整理后，由全班同学签名，交给校长蔡元培，强烈要求换掉朱教授。

蔡元培看了之后，虽然认为错误找得都很准确，但是不信这些错误是学生自己发现的，怀疑背后可能有某个教授耍心眼，借学生之名攻击朱蓬仙。为了弄清真实情况，蔡元培突然宣布召见傅斯年等参与联名的学生，就那些讲义错误，当面对他们进行口试，结果，傅斯年和同学们都回答得头头是道。考过之后，蔡校长一言不发，挥手让傅斯年等人散去。傅斯年和同学们出来后，你看我，我看你，都笑了。

原来，大家听说蔡校长要召见，害怕蔡校长会考他们问题，又怕傅斯年一个人担负全部责任，都有些发慌。经过商量，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大家每人分担几条，复习好答案后，才去面见蔡校长，结果都在蔡校长面前顺利蒙混过关。

不多久，傅斯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朱教授被蔡校长炒了鱿鱼。

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大学生是多么难以对付。其实，北大学生这种不迷信权威的精神，全拜校长蔡元培所赐。有一次，在学生大会上，蔡校长问学生：“5加5等于多少？”在座的学生都不敢回答，大家都以为堂堂大学校长、学界泰斗，所提问题必定含有深奥的道理，所以，都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儿，有个学生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回答道：“5加5等于10。”蔡元培一听，高兴地大声说：“对！对！对！你们这些青年切不可崇拜偶像啊！”

不得不说，熊子真能够赢得一帮学生的认可和喜爱，实属不易。他讲课的时候，喜欢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则像个演说家一样，洋洋洒洒，声如洪钟。有时候，讲到高兴处，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他会随手在前排学生的头上或肩上，猛拍一巴掌，然后大笑起来。结果，搞得一些学生都不愿坐在前排听课，因为他们被熊先生“打”怕了。

很快，熊子真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人都慕名来听他讲授“唯识学概论”，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胡适。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1920年上半年，熊子真在收到蔡元培先生寄赠的《中国文学史》后，给蔡先生写了一封信，讨论“以美术代宗教”的问题。在信中，熊子真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进行了评论，写道：“夫以吾国政治之纷扰，学校之废弛，人民受教育者至少，而诸君日日空谈‘新’，空谈解放与改造，不务涵养深沉厚重之风，专心西学而广事译书。”

也就是说，熊子真当时对胡适的印象并不好。这和民国学界鼎鼎大名的“三大疯人”之一的黄侃(另两人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当年对胡适的态度如出一辙。

黄侃是湖北黄州府蕲春县人，熊子真是黄州府黄冈县人，两人是同乡。黄侃恨白话诗，因此也恨白话诗倡导者胡适。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蝴蝶》一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白话诗。读惯了文言格律诗词的黄侃读到《蝴蝶》后，可谓深恶痛绝，骂胡适是“一只绕着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也是见人便提出来骂。所以，黄侃终因“看不惯”胡适而在1919年离开北大，去别的大学任教。

现在，令人“讨厌”的胡适前来听课，熊子真又会怎样呢？

那天，熊子真在自己的住所开讲唯识论，胡适悄悄跑来，混在学生里偷偷听课。起初，熊子真没有发现，兴致勃勃地讲着讲着，突然发现胡适探头探脑的样子，顿时大发脾气，连声说：“滚，滚，滚！”

亏得胡适涵养超群，居然没有顶撞，非常尴尬地起身离开。待胡适走远后，熊子真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来。

由于白天人来人往，经常会影响上课，他必定要在晚上补回来，绝不马虎。可是，熊子真的住处条件简陋，晚上没有电灯，他把学生招呼在一起后，既不掌灯，也不点蜡，就在黑灯瞎火中，给学生上课。学生们坐在黑暗处，只听不记，熊子真则坐在**或者站在走廊里，既不要课本讲义，也不要教辅资料，仅凭一张嘴，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连水都不喝一口，倒是学生们都被尿涨得难受，却不敢离席如厕。

总而言之，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良好环境中，熊子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凭借唯识学逐渐站稳了脚跟。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尽情地在学术的天地里开荒、播种、耕耘、收获。虽然当时他仅仅只是讲师，但是他却能够自信地与教授、哲学家、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进行学术交流和切磋，这些人当中，就有林宰平、汤用彤和钱穆等鼎鼎大名的人。

不久，“熊子真”变成了一段历史，而“熊十力”则傲然地向人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