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国家公民”之一,它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权利,又承担着“积善扬德、助困扶弱”的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竞争环境。企业慈善行为可以博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影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消费者对其产品也就更加信赖。因此,成功的企业既要做好自己的商业品牌,也要树立企业的社会公民意识。
企业与社会群体的关系
在德鲁克看来,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企业外的社会群体发生经济交往,进行利益交换。企业与外部环境发生的关系,主要分为三大块:企业和企业的关系、企业与生态自然的关系、企业与社会群体的关系。
企业和企业的关系,也就是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之间的关系。
虽然竞争对手永远不会心慈手软,但企业仍有必要保持与竞争对手间交往桥梁的畅通。当彼此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企业间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公开交战的潜在的可能性。现代企业讲究的是“竞争合作达到多赢”,即竞合双赢。
企业与生态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中国74% 的城市消费者表示拒绝使用有损环保的产品。杜邦化学公司总裁伍拉德说:“应该告诫那些故意无限期拖延面对环境问题的公司,社会不能容忍它。”大量使用氟利昂的Mac Millan Bloedel 公司一夜之间失去了5% 的销售额,而那些采取保护环境措施积极的企业在市场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竞争优势。
企业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是影响企业内部生存环境的最主要关系,它实质上是微观和宏观对立统一的关系。企业本身是一个微观的主体,但其活动却是社会的。
我们知道,社会群体构成了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他们对某个企业的看法,决定了该企业声誉的好坏。企业为了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公共关系,必须加强与社会群体的交流和沟通,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同企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群体,包括客户、投资人、供货商、竞争对手、政府、新闻媒介与权威人士等。
1. 客户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客户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是企业与社会关联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的社会声誉往往通过企业产品品牌美誉度、企业信用度等来体现。企业需要了解客户的想法,而客户需要了解企业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干、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客户总是乐意与自己信任的企业交往,可信赖的双向交流是建立良好的、令人信任的关系的基础。
2. 投资人
投资人需要了解企业的行为方式,而企业经营中出现的不利情形,对投资人保持对企业将来的信念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此,双方需要长期的信息交流,以消除误解,保持信念。对国有企业来说,投资人是国家;对国企经营者来说,其重要的公关对象是政府首长以及国资管理部门。
3. 供货商
当企业对供货商以礼相待并做到互通商情时,他们就成了促进企业发展的同盟者,他们能够为企业提供竞争对手以及更为广泛的商界内部信息。
4. 政府部门
政府官员希望看到企业正在为公众利益而思考着、忙碌着,为政府排忧解难,分挑重担。因此,必须妥善地传递企业的良好决策,使政府在与企业交往中发现互利的因素。
5. 权威人士
许多大企业的公共关系名单中,少不了一群在企业感兴趣的业务范围里很有影响的权威人士,他们被尊称为顾问、专家,不仅学识丰富,而且新闻媒体往往征询并发表他们对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需要了解企业,而企业更应该主动结识他们、善待他们,并保持着密切联系,主动提供企业信息。
6. 新闻传媒
媒体是企业与社会、客户(现有的和潜在的)、合作伙伴、政府主管部门等相关方面联系的纽带。当今世界,任何企业、任何人的事业成功,无不需要借助传媒的力量。自觉主动而目的明确地借助传媒之力,策划生动的新闻事件,是企业树立良好公共关系的一项基本功。许多企业“成也传媒,败也传媒”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对“无冕之王”新闻记者正当合法的采访要求,企业必须建立一套处理公共关系的规范,对所有员工进行训导,不卑不亢,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诚相待,从而保持与媒体的良好关系。
贡献是管理有效的关键
我们生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起码得管理自己。
同时又都是经理,经营着自己的一生。然而结果却不仅与我们的愿望和投入的心血有关,也与我们能否清晰地洞察世界,透彻地理解人生有关,还与我们是否精通经营之道、掌握经营方法有关。但是,同样是管理者,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呢?
彼得·德鲁克先生指出:“重视贡献是有效性的关键。”可是大多数的管理者都是眼光朝下。他们重视勤奋,而忽略成果。他们耿耿于怀的是:所服务的组织和上司是否亏待了他们,是否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抱怨自己没有职权,结果是做事没有效果。
有效的管理者,必注重贡献。他会眼光朝上,使自己的工作朝向目标。他常自问:“对我服务的机构,在绩效和成果上,我能做出什么贡献?”他强调的是责任。
重视贡献,是有效性的关键。所谓有效性,包括自己的工作——其内容、其水准及其影响,还有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对上司、对同事和对下属,也包括各项工具的运用,例如会议或报告等。
德鲁克常问企业学员:“你在贵公司服务,自认为你应该做些什么呢?”通常对方的回答总不外是:“我主持本公司的文化部工作。”“我负责市场部门。”或是说:“嗬!我要管1000 多人的工作!”
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回答:“我为团队成员提供资源支持,保证他们能够完成各自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经理提供他所需的资料,使他能做正确的决策。”“我负责研究本公司的客户将来需要些什么产品和服务。”“我要为我们的总经理即将面临的一些决策问题准备有关资料。”
一个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如果仅仅是勤奋,如果老是强调自己的职权,那么他永远只能是别人的“下属”。反过来说,一个重视贡献的人,一个注意对成果负责的人,尽管他位卑职小,他还是可以位列于“高层管理人员”。因为他以整体的绩效为己任。
重视贡献,才能使管理者的注意力不为其本身的专长所限,不为其本身的技术所限,不为其本身所属的部门所限,才能看到整体的绩效。同时也才能使他更加重视“外部世界”,唯有“外部世界”才是产生成果的所在。因此,他将会考量自己的技能、专长、作用,以及所属的单位对整个组织及组织目标的关系。只有如此,他才会凡事都想到顾客、服务对象和病人。事实上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不论其产品为管理咨询、培训服务、普通商品、政府服务还是健康医疗,最终总是为了顾客、为了服务对象,或为了病人。因此,重视贡献的人,其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
管理者如果不自问“我能做出什么贡献”,则目标不但短浅,而且目标往往错误。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贡献限制得很窄。
“贡献”这个名词,其含义非常广泛。每一个组织都需要三个主要方面的绩效:直接的成果,价值的实现和未来的人力发展。缺少了任何一方面的绩效,组织注定非垮不可。因此,每一位管理者都必须在三方面均有贡献。当然,三者之间,可以有轻重先后之分,这要看管理者本人的个性和地位,以及组织本身的需要。
重视贡献,足以消除管理者的一项基本问题:让你在一团乱麻似的事务中理出轻重缓急来。重视贡献是一项组织的原则,使管理者能掌握各项工作的关联性。
重视贡献,还可将管理者的先天弱点——过分依赖他人,以及属于组织——转变为力量,进而创造出一个坚强的工作团队来。
最后要交代的是,我们常有一种倾向:为组织内部所惑,跳不出组织之外。重视贡献,才能使管理者的视线从“勤奋、工作和内部关系”转移到“外部世界”,转移到组织的成果。重视贡献,才能使管理者努力与外界进行直接接触,包括市场和顾客、病人、社团,以及政府机构以外的公众。
总之,着眼于贡献,就是着眼于有效性。
管理的使命是“领导”社会人
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关人和对人的管理的基本传统假设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虽然大部分是潜意识上的),其他方面的假设无法与其相比,但应该注意到,这些假设完全与事实不符,全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它们与其他方面的假设也无法相提并论。
“企业应该采取或至少应采取一种管理人的方式。”
现在,这个假设几乎已经成为有关对人的管理的所有著作或论文的基石。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著作《企业的人性层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引用这个假设的次数最多。在这部著作中,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认为管理者在管理人的时候只能选择两种不同的方式:“X 理论”和“Y 理论”。随后他认为只有Y 理论是合理的。
几年以后,马斯洛在他的著作《优心管理》中称:“我和麦格雷戈都说错了。”他不容反驳地说,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管理不同的人,量体裁衣的理论才是恰当的。
关于企业有或至少应有一种且唯一一种管理人的方式的假设奠定了有关组织中的人和对人的管理的所有其他假设的基础。
在这些假设中,有一个假设认为,为组织工作的人是组织的雇员,他们全天工作,组织是他们维持生计和发展事业的依靠。还有一个假设认为,在组织中工作的人是组织的下属。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要么没有任何技能,要么只掌握了初级的技能,组织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80 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这些假设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们完全符合事实,因而被认为是正确的假设,但发展到今天它们都不再站得住脚。大多数为组织工作的人可能仍旧是组织的雇员,然而少数人,虽然也为组织工作,但他们不再是组织的雇员,更不用说全天工作了。这些人的数量也仅仅占少数,但是其人数还在稳步上升。他们为外包承包商工作,如在医院或制造企业中提供维护服务的外包公司,或帮助政府机构、企业管理数据处理系统的外包公司。他们是“临时雇员”或兼职人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赚取咨询费或在规定的合同期内工作的个人承包商,这尤其符合部分为组织工作、知识最渊博,因而是最有价值的人的实际情况。
即使能够成为组织的全职雇员,作为“下属”的人也是越来越少——即便是从事相当底层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已经逐渐成为“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同时,知识工作者不是下属,而是“合作者”。在实习期过后,知识工作者必须比老板更了解自身的工作,否则他们就体现不出任何价值。事实上,在知识工作者的定义中也提到,“他们比组织中的其他人更了解自身的工作”。此外,今天的“上级”通常没有做过“下属”所从事的工作,而几十年前的情况及现在许多人仍然持有的观点,正好与现实大相径庭。
仅仅在几十年前,军队里的团长还曾经做过下属做的每一项工作,包括营长、连长和排长。从级别低下的排长到地位显赫的团长,其实这些岗位所做的具体工作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指挥的人数不同。确实,今天的团长在军旅生涯的早期就开始指挥部队,但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们也曾经由上校和少校晋升到现在的职务,但是在大部分军旅生涯中,他们曾经做过参谋,参与过研究项目,教过书,在驻外使馆工作过。他们只不过不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了解“下属”(如指挥一个连的上校)所做的工作或准备做的工作,当然这些团长也当过上校,但是他们可能从没有指挥过一个连。
同样,负责市场营销的副总裁或许也是由销售部门的员工一步一步地晋升到这个职位的,他或者她对销售活动了如指掌。但这些副总裁对市场调查、定价、包装、服务和销售预测等情况一无所知。因此,营销副总裁可能无法告诉营销部门的专家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但这些专家却是营销副总裁的“下属”,而营销副总裁无疑要负责监督专家的工作,对绩效进行衡量,督促他们为公司的营销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医院的院长或医疗总监,他们虽然管理那些在临床实验室或理疗部门工作的、训练有素的知识工作者,但是他们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当然,这些合作者(知识工作者)也是“下属”,因为他们的聘用、解雇、升迁和评级都取决于“老板”。但是,在这些人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只有这些所谓的“下属”承担起教育上级的责任,即帮助“上级”了解市场调查或物理治疗法的内容、具体的程序和各自的“绩效”,上级才能发号施令。反过来,这些“下属”需要上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上级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如何表现。
换句话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属于传统的上下级关系,还不如说就是交响乐团中指挥与乐器演奏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来说,组织中的上级,不一定会做下属做的工作,就像乐队的指挥不会演奏大号一样。反过来,知识工作者需要上级发号施令和给整个组织评“分”,即规定标准、价值、绩效和效果。正如交响乐团会影响到才华横溢和独断专行的指挥家的指挥质量一样,知识型组织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降低最精明能干的上级的管理质量,更不用提对最独裁的上级的影响了。
总之,企业需要采用管理志愿者的方式来管理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全职雇员,当然要给他们报酬。但是知识工作者具有流动性,可以跳槽,因为他们自己掌握的知识就是自身拥有的“生产资料”。
我们知道,金钱不足以激发人们工作的动力。但是人们显然会因为对来源于金钱的不满足感而产生消极情绪。然而40 年前,即1959 年,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在他的著作《工作的激励因素》(The Motivation to Work)中指出,对金钱的满足感主要是一个“保健因素”。激励人们工作的因素,特别是激励知识工作者工作的因素,与激励志愿者工作的因素是同一个因素。我们知道,由于志愿者不领取工资,因此他们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必须比领取工资的雇员多。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需要了解组织的使命并对使命深信不疑。他们必须不断地接受培训,也需要看到最终的工作绩效。
上面的论述表明,企业管理者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管理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而且对于相同类型的劳动者的管理方式也需要因人而异、因时制宜。企业越来越需要采取管理“合作者”的方式来管理“雇员”,而合作关系(partnership)的定义也指出,在地位上,所有合作者都是平等的,不能向合作者发号施令,他们需要采用说服的方式。因此,管理者的工作日益成为一项“销售工作”,也需要悉心经营。在销售的过程中,我们不会首先问:“我们想要什么?” 而是会问:“对方想要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而这些都不是“X 理论”“Y 理论”
或任何其他管理人的理论可以解答的。
我们或许不得不完全推翻过去“对人的管理”的定义,它可能根本不是针对“管理雇员的工作”。理论与实践应该把“以绩效为目标的管理”作为基本出发点,而出发点应放在对结果的定义上,这与交响乐团的指挥和橄榄球教练的出发点都是成绩一样,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很可能成为对人的管理的核心,正如100年前泰勒那个年代,这个中心议题是围绕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展开的一样。最重要的是,这要求人们对组织中的雇员及其工作提出截然不同的假设:管理不是“管理”人,管理的使命是“领导”社会人,管理的目标是充分发挥和利用每个人的特定优势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