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胸越宽越有益

曹操三次南征张绣，第一次失败，第二次获胜，第三次互有胜负，基本上打了个平手。曹操未能消灭张绣，但张绣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攻许都，南边的局势暂时平稳下来。在这种情势下，曹操接受荀彧的建议，先东征吕布，平定了徐州，并打败了袁术。而在南征张绣过程中，张绣曾把曹操打得措手不及，将曹操的爱子曹昂、心腹战将典韦等都杀死了。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一线对峙。曹操忽然想到要把张绣弄到身边以对付袁绍，而这时袁绍为了对付曹操，也派使者来到穰城，约张绣出兵进攻许都，同时给贾诩写了一封亲笔信联络感情。当时袁绍势力强大，张绣打算答应袁绍。这期间，多亏了贾诩之功，当时贾诩出人意料地当着众人对袁绍的使者说：“你回去告诉袁本初，他们兄弟之间尚且不能相容，怎么能容得下天下国士呢!”

兄弟不能相容，指袁绍、袁术反目为仇、互相攻伐的事。贾诩冷不丁这么一说，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绣不由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

“您怎么这样说呢？”

但贾诩胸有成竹，话已说出，使者只得动身回冀州复命去了。

事后，张绣私下惶恐不安地问贾诩：

“您这样处理，我们今后怎么办呢？”

贾诩的回答又出乎张绣意外：

“不如投靠曹公。”

张绣为难地说：

“袁强曹弱，我们又同曹操结下了冤仇，去投靠他怎么行呢？”

贾诩不慌不忙说出一番理由：

“将军所说的恰好就是我们应当投靠曹公的原因。第一，曹公奉天子以号令天下，名正言顺，从公义出发，我们应当归附他。第二，袁绍强盛，我们以不多的一点兵力去归附他，他肯定不会看重；而曹公还比较弱小，得到我们这支兵力，肯定会感到很高兴。第三，凡有志于建立霸王之业的人，肯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目的是要以此向天下人表明他胸怀的博大，我看曹公就是这样的人。这件事请将军不必再疑虑。”

张绣见贾诩说得入情入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年十一月，张绣率部到许都投归曹操。曹操果然十分高兴，亲热地拉着张绣的手，为之设宴款待，并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两人做了儿女亲家。

曹操对贾诩自然也是亲热异常，拉着贾诩的手说：

“使我取信于天下的，就是您啊!”

意思是说，他同张绣争战多次，并曾被张绣打得大败，儿子、侄儿及爱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下，但现在张绣却对他这样信任，率兵前来投归，我曹操也要信用张绣，既往不咎，为天下人做出一个不计私怨、宽宏大量的榜样。

曹操不会忘记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的贾诩，因此他对贾诩所表示的不仅是欢迎，更多的是感激。他给予贾诩的封赏，也是很够意思的：开始就上表举荐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很快又提升贾诩为冀州牧。因冀州还在袁绍手里，因此留参司空军事。从此，贾诩同荀彧、荀攸、郭嘉等人一起，成为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

张绣内心十分感激曹操对他的信任，后来每次作战都异常英勇。官渡之战，他因有功，被提升为破羌将军。在南皮参加击破袁谭的战斗后，封邑被增加到二千户。曹操对张绣的信用也是始终如一的，给予张绣的封赏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当时因战乱连年，户口减耗严重，十户人家不过还剩一户在，因此诸将的封邑没有能够满于户的，而张绣的封邑达到二千户，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曹操这样做，其实质还是要保住这个“样板”，让他继续发挥作用。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张绣跟随曹操北征乌桓，死于途中。其子张泉继承了封爵，后因参与魏讽谋反，被杀，封邑随之削除。

智慧点评：

不计私怨，胸襟博大，是取信于人的一个重要资本。要想有一番作为，哪怕你本来并不具有心胸宽广的本性，亦应磨炼自己，养成一种博大胸襟，尤其要把握时机、选择好对象，树立起自己襟怀宽广的形象，这样才更有利于聚拢人才，为你所用，从而在权力场中打拼出一片天地。

宽容地接纳属下的意见

齐桓公同意了鲍叔牙的意见，任命管仲为齐相。他敬佩鲍叔牙的知人让贤，也信任管仲。他想：“我有鲍叔和高傒二人，就一定能把齐国治理得国强民富，现在又有贤相管仲，还怕齐国治不好吗!”于是把治国大任交给了管仲。

管仲接受治齐使命后，再三思索治齐之策。政务民事每天都不少，他只做一般的应付，借机了解些情况，并没有着手治理战后的混乱，齐国的政治因此迟迟不上轨道。

齐桓公可着急了，便直截了当地问管仲：

“齐国的政治什么时候能够达到顺善的地步？”

管仲很聪明，知道齐桓公责问他齐国政治为什么未见起色，就直言不讳地说：

“臣下是个地位卑贱的人，而齐国贵人很多。俗话说‘贱不治贵’，我怎能治了这些贵人呢？”

停了一会儿，看齐桓公在思索的样子，又说：

“若治不了达官贵族，齐国的政治是不能顺善的。”

齐桓公似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有理，有理!”

于是任命管仲为上卿。可是管仲仍然没有着手治理齐国战乱情况，使得齐国政治照旧没达到顺善程度。

齐桓公等了很久，不见佳音，又很着急地问管仲道：

“相国已是上卿，在齐国除我一人外，您是最高贵的官吏，还怕有什么贵人阻挡您治齐吗？为什么还不迅速治齐呢？”

管仲答道：

“对‘贵人’说来，我是无所畏惧的。但臣下是贫穷的人。君王知道，穷人是不能役使富人的。这是政治不能顺善的一个重要原因。”

齐桓公道：

“这不难，可以立刻使您成为富人。”

于是把齐国市场的税收完全赐给管仲。管仲有了税收，已经富比公室了。管仲想：“我虽贵为上卿、富比公室，但跟国君关系不亲近，容易使国君怀疑。这两者，国君随口赐予，也可以随口撤销。”因此，仍不着手治理齐国。齐桓公见齐国照旧没进展，实在有点不耐烦了就再次询问管仲。

管仲答道：

“跟君王关系的亲疏问题尚需考虑。跟君王关系疏远的人控制不了跟君王关系亲近的人，这是常识。臣下虽然有上卿之贵在身、有公室之富在手，若无君王之亲近，也是枉然。”

齐桓公听了，觉得管仲这些要求，看来像为他自己，其实是更忠实于齐国的，于是就立管仲为仲父。管仲有了贵、富、亲这三项治理之权，于是就雷厉风行地治理齐国。

管仲根据民众的风俗习惯、民众的爱好和反对来治理齐国，允许人们经商。他要通过货物流通的渠道，积累财富，使齐国国富民强。

可是首先遭到了贵族们反对，他们向齐桓公反映：

“相国治齐，对民虽有利，却损害了公室和官吏的利益。”

管仲了解了情况，以相国、仲父、上卿的身份对他们说：

“治国的根本是要保障礼仪制度的执行，才能使国家走上顺善的轨道。我们把城市乡村的大小粮仓都储得满满的，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掌管礼仪制度了。不然，怎么掌握礼仪制度呢？对民众来说，衣食这两个大事有了保证，然后才能讲求荣耀和耻辱，才能遵守礼法制度，不满足民众的基本要求，行吗？”

他像教训贵族又像指责贵族，使贵族们不敢出声。管仲又说：

“如果说损害贵族利益，那么我是上卿，就不损害吗？”

齐桓公听说管仲对贵族这番讲话后，更进一步理解管仲的目的，亲自向管仲致谢。管仲借机对桓公说：

“在上位的人所享用的物品有一定的制度，那么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关系就会坚固：礼、义、廉、耻这四维如不发扬光大，国家就很快要灭亡。”

齐桓公称扬他的主张正确。管仲又说：

“我们向下发布命令，就要根据四维，像流水出自本源那样，顺于民心。”

齐桓公同意了。管仲的政令很少而且要求低，使百姓容易执行。

一般人希望的事情，他就按照人民的要求，给人民以支持；一般人反对的，他也遵照人民的要求，去掉它。管仲凭借一个海滨上的齐地，使国家富强，兵精粮足，人民知礼仪。

管仲治齐善于变不利为有利，转失败为成功。

齐桓公领兵攻打蔡国，本来是错误。蔡侯的女儿是齐桓公的第三位夫人，蔡姬划船跟桓公闹着玩。桓公害怕了，一怒把蔡姬打发回国。桓公后悔了，派人接蔡姬回国时，蔡姬已被嫁到别的国家了。齐桓公为此领兵把蔡国打得大败。管仲衡量了这次攻打蔡国的得失，认为桓公为夫人而出征，大失国君尊严。于是把军队转向楚国，声称领兵责问楚国不向周王进贡苞茅的罪过。蔡国当时是楚国属国，这样一来，就使齐桓公打蔡国的错误，变成了维护周王室利益的功劳。

齐桓公领兵北伐山戎本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管仲借机领兵命令燕国修召公之庙，又把桓公错误给掩盖过去，成为有功于周室的人。

在柯地的会盟，齐桓公本意是背弃曹沫，不归还侵夺鲁国的土地。而管仲在会上，却让齐桓公遵照条约，把鲁国的土地归还了。这样，从鲁国取得了信义。各诸侯从此都归向齐国。管仲懂得“要想取得什么就先给予人家”的道理，这是为政的法宝。

管仲在齐国担任政事，迅速使齐国富强。齐桓公凭借管仲的谋略而称霸于天下，多次主持诸侯会盟，匡正天下。

智慧点评：

很多时候你也可能会处在非常不利、被动的局面，如何化不利消极因素为主动积极因素，这的确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蓄势待发，厚积薄发，以及找准发力点，你才能出奇而制胜。

用智慧来达成心愿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孙权做了徐州牧，把都城定在秣陵(今江苏江南一带)。

为了防止曹军突然袭击，孙权选择了一个叫濡须河口的重要地方，修筑成一座壁垒森严的军港，因地处濡须城，所以叫做濡须坞。

公元213年，曹操果然派兵进攻濡须。

孙权的士兵擅长水上作战，而曹操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所以不适应水战。

两军激战，曹军死伤无数，被俘三千多人，落水丧命的兵士多达几千人。

孙权指挥水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曹军驻地。

两军相峙了一个月。

孙权几次设法让曹操出战，企图逼迫曹军离城撤退，但曹操固守营盘，无论孙权怎样骂阵，他就是坚守不出，也无意撤退。

一日，孙权亲自乘坐轻便的指挥船，率领一队水兵，从濡须港口徐徐划向曹军阵地。

曹军士兵发现孙权的指挥船，立即报告曹操，并请求出击。

曹操出帐观看，只见孙权的船队行走五六里地，就往回划，来回转圈。

曹操对手下将领说：“依我看，孙权一定是在察看我们的军情，我们准备好，不要随便放箭，静观其变，严阵以待就行了。”

孙权来回数次观察曹操的阵地，曹操也在仔细地观察孙权的船队。

曹操见那些队列整齐威严的船队和船上配备的优质兵器，又是钦佩，又是羡慕。

他感叹地说：“生儿子就应当像孙仲谋!”

孙权巡察完曹军后，第二天就派人给曹操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春汛很快要到了，洪水来之前，你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信中另外还附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读了孙权的信，觉得孙权对自己很有惧意，心中十分得意，曹操对身旁的将领说：“我看孙权说的倒是实话。春汛一到，真的要发大水，我们该怎么办？这可不是骗人的。”

本来曹操也觉得自己没有打败孙权的希望，借孙权的来信，顺水推舟，命令部队撤出了濡须口。

孙权将曹军包围在濡须口，深知曹操不会甘心弃城而退，自己也不能立即取胜。于是佯装察看曹军，实则让曹操明白自己的实力。然后又送出信一封，给曹操一个撤兵的台阶，果然奏效。软硬兼施，不失为智举。

智慧点评：

给对方一个台阶，关爱里面藏有“计谋”，容忍里面蕴藏“进攻”，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但最终目的都是达到自己的真实目的。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巧与你的敌人或对手狭路相逢，你不妨也试一试这种方法，说不定你就会轻易达成自己的心愿。

要有容人之量

赵匡胤刚登帝位时，经常微服私访。一次，赵普劝他要小心，因为天下还不太平。赵匡胤说：帝王之兴，必有天助。想当初，周世宗见到将领中的方面大耳者都格杀勿论，而我终日侍候在他的身边，反而没有遭遇不测之祸。如果命中注定应该当天子，别人也夺不去。天生不应为天子，就是闭户深居也是徒劳无益的。从此，太祖微服出行的次数更加频繁了。遇到劝谏者，他就对劝谏者说：有天命的人，可以代替我做天子，我不禁止他。言辞之中流露出得意和自信之情。

还有一次，也是赵匡胤当皇帝不久，第一次乘坐皇帝车驾出宫，经过大溪桥时，一支箭飞来射在仪仗的黄盖伞上，禁军侍卫吓得发愣。太祖披开胸襟，笑着说：“让你射，让你射。”回到皇宫后，左右亲随力请搜捕射箭的人，太祖不准。后来也没发生什么事。赵匡胤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自己深信，也让臣下相信他当皇帝是天之助，不是谁用阴谋暗算就能夺去的。如果他整日躲在宫中，杯弓蛇影，胡乱猜疑，自己都没有安全感，谁还敢把前途寄托在他的政权上。

五代时是乱世，屠杀和劫掠如家常便饭，人命不值钱。而赵匡胤超出寻常之处在于他的宽仁，他要走一条和平之路。他考虑的是长治久安，既要统一，又要少流血，少制造仇恨。这个原则是极富智慧和仁爱的。古代皇帝对前朝或割据统治者最简单有效的处置方式就是消灭，而赵匡胤的和平之谋对敌人也是有效的，终其一生，他没有杀死一个国主。

赵匡胤的皇位是从后周抢来的，这决不是光彩的事。但后周那些皇族后妃和一班旧臣却是活证据，他们难免心怀怨意，如何处理他们呢？赵匡胤同样采取宽宏的手段，以安抚为主，不行杀戮。

宋太祖刚做天子时进入后周皇宫，看到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是什么人，宫女答：“世宗的儿子。”当时范质(后周宰相)与赵普、潘美等人跟在身边，太祖环顾问赵普等人：该怎么处置这个小孩。赵普等人说：“杀了他。”潘美与另一将领在后面却不做声。太祖问他的意思，潘美不敢回答。太祖说：“登上别人的皇位，还要杀人家的儿子，我不忍这么做。”于是让潘美认领回去做侄子。以后，赵匡胤再也没过问过。那孩子长大之后还当了刺史。

对后周的旧臣，赵匡胤不是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和对前朝皇恩的怀念，但他对这种情绪没有硬性压制，或用杀戮政策恐吓，而是用温和的宽容政策，让他们逐渐接纳新朝。他对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不但没有杀害，反而继续让他们担任很高的官职，以示优礼。这样做对于稳定人心，平定局面确有积极作用。

赵匡胤上台后征讨北汉，包围太原，久而不拔。禁卫军的士兵们自告奋勇，请求亲自前去攻击。赵匡胤制止他们说：我从天下挑选你们，并加以精心地训练，费了不少心血。你们都是天下的精兵之髓，是我的忠诚部队，我宁可不得太原，岂能让你们牺牲在此城之下？竟不再攻城，引兵而还。或许赵匡胤早已有退兵的企图，但他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还是让禁卫军感奋不已。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朝兵分两路进攻后蜀，战事进行得较为顺利。有一天，京城开封下起了鹅毛大雪，宋太祖在讲武殿处理事务。由于天气寒冷，殿中置设毡帷，太祖戴着紫貂裘帽。太祖即景生情，对左右侍者说：“我穿戴得这样厚实，身体还觉得寒冷，那么西征将帅士卒处于霜雪之中，处境一定相当艰难。”说完，即解裘帽，派人送到战争前线赐给统帅王全斌。王全斌拜赐感泣。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惺惺作态，但人世间的情感几分是真，几分是假，谁又能说清楚。

真正宽容的人，能记住别人对他的恩情，又能忘却别人对他的小冒犯。赵普显贵后，就曾把贫贱时的仇家一一开列出来，请赵匡胤铲除。宋太祖不答应，他说：如果人们能在芸芸众生中知道谁将成为天子宰相，那不早就贴上去了。赵匡胤宽待仇家最出名的例子是对董遵海。

赵匡胤早年落魄时曾投奔到董遵海的帐下。董遵海对赵匡胤经常冒犯。赵匡胤忍不下去就投奔他处了。后来，两人同在后周朝为臣，董又和赵的政敌声气相通。赵匡胤即位后，就召见了董遵海。董自忖死罪难逃，便要自杀。他的妻子却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等到皇上要你死时，再去死也为时不晚。万乘之主，岂会小肚鸡肠，同你计较过去的一点私嫌旧怨？果然，董遵海上朝请死时，赵匡胤开怀一笑泯恩仇，不予追究，还委以他方面之任。董遵海也是感激涕零，一生忠谨。

有的人对对手、外人能宽容，因为这样做可以收揽人心，博取盛名，但对自己人反倒心狠手辣，不念旧情。赵匡胤却能做到内外一致，对自己人也是同一条策略：宽待以收心。

智慧点评：

心太小的人成不了大事。真正善于成事的人，都不是小心眼，而是显示出宽容的王者之气。身居高位者有时可以没有冲锋打头阵的勇武，甚至可以不懂运筹帷幄的智略，但决不能小肚鸡肠。

不要怕下属是“野心家”

林肯当选为总统后，毫不犹豫地就任命一直与他“对着干”的参议员萨蒙·蔡斯为财政部长。

朋友们都竭力反对林肯的这一任命。因为蔡斯虽然能干，但十分狂妄自大，他本想入主白宫，却输给了林肯，他认为自己比林肯要强得多，对林肯也非常不满，并且一如既往地追求总统职位。

林肯固执己见，问急了，就对关心他的朋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农村长大的朋友们一定知道什么是马蝇了。有一次，我和我的兄弟在肯塔基老家的一个农场犁玉米地。这匹马很懒，但有一段时间它却在地里跑得飞快，连我这双长腿都差点跟不上。到了地头，我发现有一只很大的马蝇叮在它身上，我随手就把马蝇打落了。我兄弟问我为什么要打落它，我说我不忍心看着这匹马那样被咬。我兄弟说：哎呀，正是这家伙才使马跑得快嘛。”

最后，林肯说：“如果现在有一只叫‘总统欲’的马蝇正叮着蔡斯先生，那么只要它能使蔡斯和他的那个部不停地跑，我就不想去打落它。”

智慧点评：

如果你的属下有意做自己的竞争对手，不要排挤他，而是要启用他。时时刻刻让身边有“一只马蝇”，可以激发你的无限潜能。而且，一旦用好这样的“刺”头，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善用比自己强的人

建安五年春，袁绍厉兵秣马，准备率十万大军攻伐曹操。

袁绍的谋臣田丰认为此举不足取，便对袁绍说：“现在徐州已破，曹操军队锐气大增，不可轻敌，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后可动也。”

袁绍头脑发昏，哪里肯听!

田丰再谏，袁绍发怒了：“汝等弄文轻武，使我失大义!”

田丰仍在劝诫袁绍：“若不听臣良言相劝，出师不利。”

袁绍大怒，将田丰投入大狱，率军出征。结果，官渡一战，袁绍被曹操杀得人仰马翻，大败而归。

这时，狱吏来见田丰说：“与君贺喜!”

田丰说：“何喜可贺？”

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

田丰很了解袁绍的为人，他笑道说：“吾今死矣。”

狱吏很吃惊：“人皆为君喜，君何言死也？”

田丰说：“袁将军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

袁绍回来，果然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田丰杀了。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洛阳的庆功宴上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大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拎擒也。”

刘邦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全才，在很多方面不如自己的下级。他之所以能打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一统天下，是因为重用了一些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刘邦表现出了一个统帅最值得称道的品格和能力。

打天下如此，搞其他事业也莫不如此。

被誉为美国钢铁工业之王的卡内基说过：“你可以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和人员，几年后，我仍将是一钢铁大王。”

卡内基的话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企业家在管理思想上的一种反省，即他们认识到，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卡内基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这样一道短诗：

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为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之中。

智慧点评：

嫉贤妒能，是抑制和扼杀人才的一种腐朽、落后的意识，对于你的事业妨碍极大。

因此，如果你真心希望你的下属能够各尽其才，尽其能，为你的事业而奋斗，就必须敢于起用他们，让他们的才华，铸就你事业的辉煌。

不要压制下属

C先生是某公司市场科的科长，小李是他的下属。严格来说，C科长的能力是比较“水”的，小李已经开始盖住了他那原本不多的“光芒”。举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为证：C科长的电脑水平不高，所以他对电子邮件等现代通信工具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有一次，他让小李往全国各分公司发一份国庆促销通知，小李领命后用电子邮件三五分钟就把事情搞定了。

但C科长并不放心，要小李发传真，于是一份两页纸的传真发到了全国20多个分公司，整整一个多小时，小李站在传真机旁，机械地说着同样的话：“喂，某某分公司吗？我是总部市场科的，请给个信号，我发一份传真，一共两页，签收后再传回来一份……”然后听到“嘀——”的一响，做着同样的送纸动作……

小李实在忍不住了，那天他跟C科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小李愤愤地说：“公司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不高就是被你这种人害的。”而C科长则回了一句：“你不想干你可以选择辞职。”

就这样，在C科长的陆续打压下，再加上小李无法忍受C科长的愚蠢，后来小李便愤然辞职了。

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在招聘下属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在执行一个著名的“八折理论”：即为了有效防止自己亲手招聘或培养的下属“功高盖主”最后对自己的位子形成威胁，有很多管理者往往在招聘的时候就刻意将比自己能力差的人纳入门下，而比自己能力强的则往往找个理由推脱不要，当然比自己能力差很多的也不能要，因为总要有一点办事能力才能使自己得以解脱和放松。那么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呢？他们最后往往选择在80％“能力点”上。也就是说，部长在招聘科长的时候选择相当于自己能力80％的人，而科长在招聘科员的时候仍然也按此标准执行，依此类推，最终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等比数列”。就这样，在这种“八折理论”的指导下，管理层级越多，高层与基层的差距越大。即便如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追求进步的“后生”在“逆流勇进”。当你发现你的下属在飞速成长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马上意识到自己学习的紧迫感，而不是想方设法地把下属给打压下去。

智慧点评：

越压制你的下属，下属的进步意识越强，成长速度越快，超过你的可能性就越大。永远不要妄想通过下属的无能来反衬你的英明。

清除“庸妒症”

“庸妒症”是指一些才能平庸的领导者出于对别人成就的恐惧，以及怕别人才华超过自己而产生忧虑的一种思想情绪。在培养后备人才、选用接班人时，他们惧怕那些才华出众、才能超过自己的下属人员，只培养一些无胆无识、碌碌无为、才能比自己还要平庸的人，这样，才能在平庸者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能使平庸的后来者乖乖地听命于己、一呼百应，像驯服的工具、忠实的奴仆，丝毫也危及不到自己的仕途前程。同样，后来者居上的领导人由于才华平庸，也效仿前辈领导者的做法，拒绝给有能力的部下进修提高的机会，使他们不能脱颖而出，继续培养比自己能力还差且听命顺从、俯首帖耳、懦弱无能的庸碌之辈。

实际上，“庸妒症”是一些领导者惧怕人才竞争的一种可怕的心理障碍，是一些领导者身上的病毒，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治疗，给予铲除，对国家的兴旺、企业的发展，都将是百害而无一利。

南宋时期，秦桧当政，他培植的官员大多是唯命是从的懦弱小人。他培养后备属官的标准是：第一，在政治路线上一定要同他一致；第二，在个人能力上一定要比他差；第三，在品德上一定是软骨头，对他绝对服从。副宰相孙近，就是他的得意门徒。孙近才华平庸，只知鹦鹉学舌。秦桧在朝廷上公开说：朝廷应该同敌人讲和，天子应当向敌方下拜。孙近就随声附和：应当下拜。当有人到政事堂向孙近征询国策时，这位执政大臣，被连问三次都答不出话来，最后只说已经让下面有关人员讨论去了。这种无才无能之人，能指望他抗敌治国吗！秦桧死后，由于孙近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自然也学秦桧那一套育人术，培植一些近乎窝囊的同僚执政，能力上比自己更差。这些大臣虽没有秦桧那样奸恶歹毒，但都没有治国之策、御敌之术，到头来，谁也不能挽救南宋的颓败局势。

回过头来再留心一下今天的现实，也不难发现一些企业的领导者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庸妒症”的病毒。往往才华出众的部下得不到进修培训的机会，而总是让一些能力欠佳、素质一般、潜力不大的人员享有进修的机会。员工接受培训，提高能力，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让谁去接受培训与进修，是让那些接受能力强、才华出众的人员去进行系统的培训呢，还是叫一些水平很低、才华一般的人去学习进修。

只有前者，对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才大有好处。但在有些领导者看来，那样做，会直接威胁第一把手的位子。因为，不知何时，他们就会成为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到那时，他们在企业管理方面，就会喧宾夺主，与自己旗鼓相当。这样的部下，往往就不那么听话，甚至会碍手碍脚。所以，有些企业领导反而愿意让没什么主见、缺乏才干的人员去接受培训。因为，那样做，有利于自己继续搞“一言堂”。

殊不知，培养与选拔比自己能力水平差的人员作为企业领导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企业的管理素质就会越来越差。

“庸妒症”既然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品质，作为领导者，就应当时时提醒自己，有意识地加强自身的素质修养，开阔自己胸怀，正确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部下。以企业、事业为重，敢于培养在才华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敢于提拔重用比自己强的人，这才是有作为的领导者。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的栽培，足可以显出他的育人气概。当21岁的苏轼进京应试时，欧阳修任主考官，他看完苏轼的文章后，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人头地！”欧阳修明明看到苏轼将会超过自己，却大力褒奖，心甘情愿地“让他出人头地”。这种育人之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智慧点评：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在培育后备人才方面，应大度一些，别有那种嫉妒，嫉妒别人说明自己是庸才，聚集贤才，为己所用，才能推动自己成功。

正视自己的缺陷

一般人对自己的缺陷都很敏感。其实人无完人，缺陷并没有什么，关键是自己在心理上能接受这一事实，不要总试图掩饰，往往越掩饰越糟糕。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某些不足，更有利于其他人将目光转移，看到你更优秀的地方，从而提高他们对你的总体评价。

德国前总理科尔身材很胖，有一次，在欧洲各国首脑会议上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开会时，只听得“咔嚓”一声，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大家扭头一看，只见科尔蹲在了地上，在他的旁边，是一把被他坐垮了的椅子。

科尔把这一切都接受下来，而且自信地到处讲演，结果科尔连任了好几届。在这里，科尔并不认为他的身体肥胖而影响了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一个能正视自身弱点的人，往往能因此而更加努力，从而博得众人对他的尊重。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形成一些小毛病、小缺点、小嗜好，一下子改掉也不容易。对于这些缺陷，要能自我接受，充满自信，但也并不是等于说可以不加注意，大大咧咧了。有的时候，你可以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不让你的这些缺陷给他人造成坏的影响。

从前有一个国王，在过去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半条腿。有一次他的画工为他画像，第一个画工把他画成了一个高大完美的男子，国王很不满意；第二个画工很老实，按他的原样子画了下来。国王看了之后，十分满意，重赏了这个画工。而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位国王能够正视自己的缺陷，所以他很受臣民的拥戴。

在聪明人眼里，缺点也都是“宝贝”，有些人善于用自己的缺点开点小玩笑，幽默横生，从而可以为自己的语言增光添色，也因此赢得他人的信服。

一位女劳模被邀请做先进事迹报告，几家电视台都准备直播。不巧的是，这位女劳模天生哑嗓，讲起话来很不好听。可她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幽默地来了一个开场白：“我虽然嗓子哑，但是却很时髦，现在许多摇滚乐歌星不是都兴哑嗓吗？”

一席话，让台下的听众哄然大笑，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因而，她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针对自己的缺陷，要勇于自嘲，这样容易打破僵局，融洽气氛，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在与人交往时，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地感触到我们的缺陷，这时都需要运用幽默来解脱一下。这更能表现出我们宽宏大量的胸怀，增强个人魅力。

有一天晚上，柏林空军军官俱乐部灯火通明，这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欢迎著名的乌代尔将军。

招待会上，一位士兵一见到将军就发慌，结果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乌代尔将军的秃顶上。士兵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在场的人也目瞪口呆。

乌代尔将军笑着说：“老弟，你以为这种方法能治好我的秃头吗？”

大家一听全都哈哈大笑，暗中都为这位士兵松了一口气。招待会的气氛也因此而更加高涨。

一个小小的士兵把酒洒在了他的上司的秃顶上，秃顶正是将军的缺陷，使得众人目光都集中在他的缺陷之处。但将军却巧妙地以自嘲解开尴尬的局面。

智慧点评：

对于自己的缺陷，就应该正确面对，不能掩掩盖盖。当然，缺陷虽然有时可衬托出整体的优秀，但一些严重影响外部美观的习惯、毛病，还是尽快改掉为好。

忽必烈重用文士

古代的儒人文士们由于从小就浸泡在“三纲五常”的海洋里，因而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不过是一生能够有所知遇，仕途通畅，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因而，对他们所尊重的君主，他们总是报以毕生的忠诚与才能；一旦他们找准了一个政治立脚点，就会至死不渝地贡献出他们的智谋、才能，必定要使自己成就一番大事而后安。文士们就是在这寻寻觅觅中，完成了自己与某一贤君或政治集团的结合。

对此，忽必烈这位深懂汉文化的君主也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在他即位的前后，便不断地向处于徘徊、彷徨之中的文士们发出了延揽礼遇的信号，而文士们被他的精诚所感动，也毫不吝啬地帮助他这位当时还未成气候的藩王。他们非常乐意地想把忽必烈改造成汉统的继承者，以便完成他们毕生所追求的出将入相的理想，从而使得他们在金朝、南宋所遭受的冷遇得到一个补偿。而实际上，忽必烈在许多方面的确被文士们在不知不觉中改造过了，尽管他不时地在许多场合表现出独特的思维、处事方式。从他接受并愿意聆听文士们教诲的那一时刻起，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中要按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模式来统治国家，因而，礼贤下士，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他惯常使用的政治手段了。

从前面的叙述中，完全可以看出即位后时值中年的忽必烈已经从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藩王真正地变成了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皇帝，懂得了“人才乃治之本”、“下治乱，系于用人”的道理，立下要寻求像魏征、曹彬那样辅佐人君成就为一代明君的人才的雄心壮志。

即位之初，他便发出了“举荐遗逸来求得隐迹的文士，擢拔茂异以得非常之人”的政治信号来延纳人才，揭开了他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第二道序幕。而第一道序幕是他在治理漠南时所拉开的，但由于政治地位的局限，他还不能明目张胆，随心所欲、大张旗鼓地搜罗人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给他所延纳的文士们以名正言顺的职位，只能屈居于幕僚之席。而此刻，今朝非比往昔。

对他有授业解惑之恩的许衡，中统年间被召，便被授予怀孟路教官之职，不久又改任国子祭酒等重职，无奈许衡不喜做官，忽必烈便亲自为他选择蒙古弟子让他进行教育，后许衡多次请求还乡，忽必烈都不准奏，因为他实在舍不得许衡这样的人才离开自己的身旁。

像历代重视爱惜人才的英主明君一样，忽必烈为赢得文士们的好感，在帝国的朝廷内也曾营造了一个尊士、敬士的氛围，以便多征求到人才。为此，他曾多次颁布征召文士及其他各方面人才的诏令。至元十八年，忽必烈颁布了征召前代贤才能人的后代，以及儒士，医生，精通卜筮、天文历法、术数和知名的隐逸文士的诏令，这次征召范围之广，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反映了忽必烈急切需要人才的心情。为此，他高兴地采纳了他的亲信侍卫鄂尔根萨里提出的应该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的建议，派遣使者到各地访求贤才，并且专门建立了集贤馆来储蓄被访求来的人才，任命德高望重的司徒撒里蛮出任了集贤馆长官一职。可见，他对征求人才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其措施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由于这些吸引人才的办法较为得法，也就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举贤荐贤的良好风气，上有忽必烈的重视与倡导，下面的大臣们便雷厉风行，积极地为元帝国搜罗人才。太保刘秉忠常在宴会、谈话、顾问等接近忽必烈的时机，推荐可以作为官员的人才，他所选拔荐举的人才，后来都成为了元帝国的名臣。

对刘秉忠所举荐的人才，忽必烈都给予了信任与重用。从此点上说，刘秉忠也是一位难得的伯乐。其他如姚枢、许衡、张德辉等人都给忽必烈举荐了不少的人才。即便如此，后来在至元年间，忽必烈仍然有“朕身边缺少汉人的”感叹，因而程文海又对他提出了征召南方汉人的建议，并向他举荐了江南著名文士赵孟颊、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唏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多人，忽必烈任命他们或担任台宪职务，或者授予文学之职，都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在忽必烈的礼遇贤士的活动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并未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当时那些孤傲的不思元朝美衣玉食的儒士们拒不应召的行为，也常给忽必烈带来不快的感觉。但度量弘广、不在乎文士们冷漠态度的忽必烈，常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征召贤士们，这种不怕碰钉子的做法更体现了忽必烈爱才惜才的宏伟胆识。

奉元人杨恭懿，便是一位很难征得的贤才。据《元史》记载：他是一位博学多识，尤其精通《易经》、《春秋》、《礼经》的硕儒。忽必烈父子早就闻其名声，在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将他与许衡一起征召，但杨恭懿却拒不应召。此事到此本应该结束了，可前去应召的许衡在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丞相)后，天天都在右丞相安童的面前称誉杨恭懿的贤能，安童又将这报告给忽必烈，忽必烈爱才心重而割舍不得，于至元十年，又再次下诏召杨恭懿做官。谁知，又被杨氏借口有病而婉言谢绝。至元十一年，太子真金秉承忽必烈的旨意，授意中书省官员们，让他们像汉惠帝恭请“四皓”的做法一样来聘请杨恭懿。所谓的“四皓”是西汉初年很有才能、又脾气古怪的四位皓首童颜的大学者，汉刘邦这位爱惜人才而富有仁义之名声的君主，多次都请不到“四皓”来到他的朝廷，吕后却用张良的计策让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卑词安车，与此四位世上高人一起游览，使汉高祖刘邦感到震惊，为此他认为太子的羽翼已丰，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做太子的意图。在一千多年后的真金，并不存在邀请杨恭懿来增强他的实力的意图，但杨恭懿最终被元朝毕恭毕敬的做法所感动，在元朝的第三次召请下，终于来到了京城。杨恭懿的到来，当时震动了京师，忽必烈为欢迎杨恭懿，特别派出了以在京师诸位宗王与丞相安童为首的庞大的队伍来迎接他，这位普通的文士当时是否受到感动，不得而知，但场面的隆重热闹却是有案可稽的。忽必烈还设宴欢迎他，在宴会上，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籍贯、族氏、学问与师承，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来自皇帝的殊荣对这位文士来说可谓是无以复加了。

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忽必烈笼络文士的一种手段，但爱才如命的忽必烈对文士的亲切态度的确感动了不少抵触思想不很坚定的文士，许多文士因此而投奔元国，从这可见忽必烈对待文士的策略所引起的政治效应是多么的强烈!

智慧点评：

“士为知己者死”一语道出了古代文士们寻求贤者的心志。在你有了一定的权力基础之后，你就得注重人才的运用问题，让他们施展各自的才华，为你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