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中充分认识了科学技术的力量，明确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另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这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伟大变革作用，同时也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和生产力理论，高瞻远瞩地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指明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性质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科技与经济作为现代国际竞争的核心，是主导新世纪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域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由相互独立甚至相互阻隔走向相互协同、全面进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区域发展进程中的科技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差异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组织（OECD）1996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在OECD主要成员国中，科技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50%以上，以科技为核心内容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区域科技创新力的区域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以R＆D为例，2004年全国R＆D投入15396亿元，东部地区为1094.7亿元，占全国R＆D投入的71.1%；中部地区为244.8亿元，占全国R＆D投入的15.9%；西部地区为200.1亿元，仅占全国R＆D投入的13.0%。如果以省区的R＆D投入进行分析，则省区之间的R＆D投入差异更大，R＆D投入前10名的省区依次是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四川、浙江、陕西和湖北，除湖北为中部省区、四川和陕西为西部省区之外，其余的7个省区均为东部省区，这10个省区的R＆D投入为1179.7亿元，占全国R＆D投入的76.6%；其中排前5位的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和山东的R＆D投人为819.3亿元，占全国R＆D投入的53.2%。R＆D投入排名后10名的省区分别是西藏、海南、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和江西，除海南为东部省区、江西和内蒙古为中部省区之外，其余的7个省区均为西部省区，这10个省区的R＆D投入仅为65.1亿元，仅占全国R＆D投入的4.2%，只相当于北京的25.42%、广东的36.22%、江苏的43.29%、上海的50.53%、山东的62.73%。如果用R＆D投入占GDP的比重进行度量，则R＆D投入占GDP比重排前10名的省区依次为北京、陕西、上海、天津、四川、广东、辽宁、江苏、湖北和甘肃，除湖北为中部省区，四川、甘肃和陕西为西部省区之外，其余的6个省区均为东部省区，而排名后10名的省区分别县海南、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江西、广西、贵州、黑龙江和河南，除海南、广西为东部省区，江西、黑龙江和内蒙古为中部省区之外。其余的5个省区均为西部省区，如果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角度看，广西和内蒙古已经纳入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之中，这样在排名后10名的省区中，西部就有7个省区。

从以上数据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科技创新能力的不同是我国省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除个别省区之外，凡是经济实力比较弱的省区，都是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弱的省区，科技创新能力排前10名的省区大多数是东部省区，科技创新能力排后10名的省区大多数是西部省区，而经济实力排前10名的省区也大多是东部省区，经济实力排后10名的省区也大多数是西部省区，两者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性。事实上，中、西部省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然资源拥有量的多少，而在于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指数远远落后于东部省区，例如贵州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指数仅相当于北京的9.46%，排在全国第26位，人均GDP排在全国第31位，经济实力指数排在全国第29位。

（二）“开发区”：城市与科技的双重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按照区域来发展的，区域的发展又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各个区域的发展总是以中心城市为特色或标志的，中心城市又是科技创新的“摇篮”。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作用，也是编制城市区域规划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1.传统城市经济区的划分情况

我国大都市分为大区域性、省级和地区级3个层次，大区域性大都市是区域经济中心，地域范围和综合功能较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区域的发展是以中心城市为代表的，我国城市经济区的划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

以沈阳为中心，哈尔滨和大连为副中心的沈阳经济区；以京津为中心，济南、青岛、徐州为副中心的京津经济区；以西安为中心，郑州、兰州、包头为副中心的西安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的上海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长沙、株洲、湘潭为副中心的武汉经济区；以重庆为中心，成都、贵阳、昆明为副中心重庆经济区；以广州、香港为中心，台北、福州为副中心的广州经济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乌鲁木齐经济区；以拉萨为中心的拉萨经济区。

我国区域的发展，是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有其独有的特色和优势。而中心城市又是科技创新的“摇篮”。中心城市应当是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和科技中心。在中心城市办“科技特区”，可能是在现有条件下建设经济、科研两个中心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改革开放后，形形色色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先后冒出头来，既发展了城市，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又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实现了城市与科技的双重发展，城市与科技相互促进，水涨船高。

2.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勃兴

中国的开发区，全称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1984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拉开了建立“不叫特区的特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序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开发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试办到全面开花，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引起国内、国际的瞩目，从1984年末到1986年末，自首批在沿海的9个省、直辖市的12个城市建立了14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由沿海到沿边（边境）、沿线（铁路干线）、沿江（长江），开发区的事业迅速发展，至1998年初，已经在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范围内扩展到32个，还有高新技术开发区52个。属于国家级的各类开发区总计122个。至于各省、市自行批建的、不同等级的开发区，据不完全统计，在册的就有400多个，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而涌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着它独特的历史使命与功绩。

以1984年开放的14个城市为例，中央对其寄予厚望，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特区。因为14个城市中包括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五大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的条件远非深圳、珠海开放初期可比。其任务是：“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抓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一批投资少、周转快、收益好的中小型项目；在财力、物力、人才方面积蓄力量，支援全国，总结经验，向内地推广。”从中央批复的主题词“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来看，当时中央希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工业，所给予的优惠政策也主要是对工业而言，不希望重蹈特区创办初期热衷于商业、旅游、房地产等的旧路，对经济技术开发区期望更高。其潜台词是，经济技术开发区背靠中国的工业基地，不应再重复“三来一补”等低层次合作，也不应搞一些技术水平一般化的项目，开发区的发展前景也不应满足于搞成工业卫星城镇，而应该探索工业现代化的道路，成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功能界定是清晰的。

首先，据全国开发区联网统计，2003年，全国49个国家级开发区实现GDP4144.35亿元，工业销售收入10663.10亿元，出口386.71亿美元，完成税收608.26亿元。在那里，没有走私猖獗，没有繁荣“娼”盛，只有一个个崛起的现代化新城市和堪称世界级的工业区。发展较快的几个开发区，其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发达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的水平，在探索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它们踏实的足迹。

其次，发展历史达到10年以上的开发区，几乎都成了本地区现代制造业的基地，同时也日渐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到1996年，最早的14个开发区工业产值达到了1360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858.2%；到2001年，天津、广州、青岛、大连等开发区都成为所在城市中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产值及投资密度都十几倍、几倍于其他一般行政区。同时，在吸引外资和进出口方面所占的比重也都占据了半壁江山。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工业融入全球经济的一面旗帜。

再次，在开发区建设初期，中央给予开发区的全部物质支持，是三年内提供了21亿元的开发贷款，平均每个开发区1.5亿元，期限15年内，利率4.5%—7%不等。但是自1996年开发区向国家上缴税收以来，仅天津开发区一家，2003年一年就上缴税收40亿元，7年内共计163.9亿元，是初期贷款的51.2倍，是国家级开发区全部贷款的7.8倍。1999年，首批14个开发区已实行与国家的完全分税制，由于财政口径的不同，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将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就对国家的贡献而言，开发区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与先行者经济特区和后来者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以及各个保税区相比，在国内方兴未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激烈竞争面前，在政策宽度、国家倾斜支持方面明显居劣势，但开发区的投入—产出效益、机会成本、边际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各方面，都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实践证明，由沿海开放城市和其他开放城市为核心划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由于注重投资软、硬环境的建设和完善，坚持“以引进外资为主，兴办工业项目为主，加工出口产品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方针，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改革试验、促进区域经济新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示范、带动作用和快速发展经济的作用。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已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生力军和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2004年12月14日，时任副总理吴仪在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上说，20年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已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区，成为现代制造业集中、产业集聚效应突出、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力强的外向型工业区，成为安排就业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当然，各地政府在建设开发区上也存在一些误区与负面影响。1992年前后，全国出现一阵“开发区热”，各地区不顾自身条件纷纷占用农田建开发区，却又因没有项目使土地闲置，影响了农业基础，很多是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因此，温家宝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认真总结经验，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更加注重引进技术和开发创新，更加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防止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努力提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水平。”

（三）我国产业群及其科技创新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群的发展也可以称得上是迅速而颇具活力。目前来看，已经形成了传统工业基地、外协加工基地、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群、乡镇企业集群五种类型的集群。从地域上看，我国东部沿海的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省份产业群的发展走在前列。以浙江省为例，在全省88个县市中，有85个县市形成了“块状经济”，其中，年产值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小企业集群有519个。2001年，从全省519个区块的产业规模来看，每个块状经济的平均总产值已达到11.5亿元。其中，总产值10亿—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亿—100亿元的区块有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有3个。还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在30%以上。产业集群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良好绩效由此可见一斑。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压力开始明显加大。“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发展状态和战略评判的综合指标。面对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资源环境恶化的双重约束，我国各省区和市县无不在积极推行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营造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氛围。

进入21世纪后，面对全球和全国区域发展格局重塑的机遇，寻求有效的发展途径，增强竞争优势，成为各级决策层的中心工作。

现阶段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区域科技发展”专题中，“产业集群与高新区发展，成为子课题。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的相关部门也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重视。由于浙江、广东等省的产业集群出现了示范效应，2003年后，江苏、河南等省相继召开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会议。目前，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着质量和技术创新水平不一的产业集群，而且各地通过培育产业集群来构建区域特色，经济的热情也很高。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面对全球化和加入WTO后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和更多的发展机遇，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制约着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和持续发展。我国的产业集群多从农村和小城镇兴起，多以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为主，大部分技术水平较低，多从模仿创新的阶段起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中小企业及其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以江苏、浙江和福建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实地调研反映出其技术创新模式逐步由发展初级阶段的模仿创新向更高发展水平的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转变。依据技术创新能力的演进阶段也提出，我国产业集群还处在模仿和消化成熟技术，以生产定型和常规产品为主的层次上，离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尚有不小差距。因我国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水平总体较低，大部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也较低，导致很多产品集中于低端市场，多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方面寻找有限的优势。

因此，今后我国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培育和形成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和累积来推动集群群体创新和发展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又重要的科学命题，亟待深入研究。

（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的能力是重大战略任务

毋庸讳言，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实行技术上的“追赶战略”，多是“拿来主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但实践已充分证明，科技的自主创新不但关乎国家竞争力，也关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一个国家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而没有科技独立，就很难有经济独立。如果在科技上依附于人，在经济、政治上就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而要实现科技上的独立，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创新。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那些关乎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是花多大价钱也买不来的。倘若我国没有在原子弹和氢弹的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不难想象，今天在国际格局上就没有与资本主义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也逐年加大。如何大幅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当务之急。目前，世界上诸如美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之所以成为创新型国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均超过了70%，远远高于30%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为此，我国也提出了要在2020年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远景目标。近年来，我国通过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等措施，正在缩小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批技术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又为我国快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注入了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6万人，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170万人科研队伍壮大，门类齐全；每年科技经费总额高达3500亿元……这些强有力的保障，已经造就了诸如海尔、华为、奇瑞等靠自主创新迅速发展壮大的成功典型，极大地鼓舞了靠创新谋发展的信心。

但是横向比较来看，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很低，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平均达到了50%，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的关键装备，都要依赖进口；二是发明专利数量较少，以中国占世界1/4的人口，发明专利总量仅占世界1.8%；三是科学研究质量还不高；四是尖子人才匮乏，缺乏世界一流的新一代科技大师和世界级领军人物；五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

正如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所说：正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没有一个世界名牌。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拥有50个，欧洲占有38个，亚洲也有11个（其中日本8个、韩国3个），而我国却一个也没有。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依赖进口。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一是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三是要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四是要建设人才强国。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指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可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顺应时代特征、事关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是我国目前的重大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