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列入了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将中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这标志中部崛起战略正式启动实施。科学发展的理念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使中部六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产业布局的升级战略

产业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部分。产业的不断发展与更替才有产业体系的不断演化，才有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发展就是经济的发展，并且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因此，要促进中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当务之急是发展区域产业。

1.区域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区域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部地区的产业发展速度，虽然不能与东部地区相比拟，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即便是高速发展，也不能掩盖中部地区在产业构成上的缺陷。以2004年为例，中部的产业构成偏重于附加值增幅率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的大小。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第三产业虽不生产物质产品，但它自身的活动却是促进物质生产发展，方便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因此，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均以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为特征。可见，扩大第三产业是第一、第二产业寻求高层次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中部地区要弥补过去产业构成的缺陷，首先应着眼各省的实际，以优化结构、拓展领域、扩大总量、提高层次为重点优化发展第三产业。在继续搞好商品流通、餐饮娱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仓储服务等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的同时，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着力培育旅游、房产、科教文卫、综合技术服务等新兴行业，逐步形成以传统行业为基础，新兴行业为支撑，布局合理，城乡统筹发展的第三产业新格局。

在发展第三产业过程中，应当提升文化生产力的量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虽然，文化资源只是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但是整合文化优势资源以形成文化生产力却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之一。中部地区在开发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应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产业化为目标。在美国，文化产业的市值及其效应已经成为仅次于军事产业的第二大产业，据统计，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GDP总量的18%—25%；在澳大利亚，文化经营产业已经成为主要出口产业，年均产值近200亿澳元，与电力、通讯、住宅建设、银行、交通等行业不分伯仲。文化产业在中部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以湖南为例：2007年全省文化产业总产值达870亿元，增加值达443.81亿元。比上年增长21.5%，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达4.9%，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5%以上。2006—2008年，《中国文化品牌报告》共发布133个文化品牌，其中“湘字号”文化品牌29个，占到21%。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湖南重要的支柱产业。

中部地区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要从区域文化资源的特色出发，打造知名文化产业品牌；依靠产业政策扶植，建立健全良性的行业协会竞争环境；获助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全息动态发展态势，跻身国际文化产业竞争舞台。

其次，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国家重要农业基地”的平台优势，以解决“三农”问题为着眼点，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中部地区的农业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例如，2003年，中部农业占GDP的比重为19.0%，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3.3%，农业就业人员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51.9%，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5.4%，农业各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9.3%，均高于同期的全国水平。虽然中部地区农业有其固有的优势，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农民负担过重。据统计，2003年中部六省总人口为3.63亿，其中农村人口高达2.44亿（指户口在乡村的常住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2%，占中部总人口的比重高达67.59%，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再如，中部六省农村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25公顷，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占地最少的地区，也是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压力最大的地区。由此可见，中部“三农”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三农”问题的解决。

要协调区域之间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就应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中部现有的产业优势，把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与优势产业的形成、龙头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快形成优势产业带。“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加农业科技的转化程度，做到以先进技术来武装农业，着力开发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走特色农业的发展之路。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将来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因此，要大量“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中部地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2.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力

产业的升级是在产业聚集的条件下完成的，而产业聚集则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产业集群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有利于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使当地企业都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增长极。这是很多国家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也是我国现在产业发展的趋势。世界各地已有许多成功产业集群的范例，如美国硅谷IT产业集群、日本汽车业集群、瑞士的钟表产业集群，等等。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依靠产业集群效应也取得了经济上的极大优势，如浙江的义乌、永康、海宁、崇福的小商品、五金、皮革、皮草等行业集群效应明显；广东的玩具、服装、电子以及寨电等行业集群效应明显。产业集群的壮大，对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保证经济运行质量的作用越来越大。

目前，中部地区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客观需求下，形成了一些产业集群。但受限于聚集密度、规模和科技含量，大多未能真正发挥集群优势的效能，徘徊于简单划片的起步阶段。这种初级的产业集群不仅不能吸引已经被东部高度发达的产业集群所固化了的地区资源，也阻碍了区域间整体梯度推进的进程，更是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链接价值旁落的直接诱因。显然，无论从防止区域内资源的流失还是吸引区域外资源的流入来发展产业，中部地区都有必要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产业集群发展之道。结合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推进创意性产业集群和生态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结合开发区建设，搭建企业创新交流的平台；立足于产业集群良好发展环境，引导发展配套服务系统。

（二）空间结构的优化战略

产业的合理布局和良性发展以合理适度的空间结构为基础。从发展区域经济的层面来理解，城市由于是承托第二、三产业的主要空间，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空间优化的基本内涵是城市优化。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城市化。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正处于加快发展时期，但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中部区域内部的城市化水平也相差悬殊。按地级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和县级市城镇人口口径，最高的为湖北24.9%。最低的是安徽12.9%，相差12个百分点。按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和县级市城镇人口口径，最高的为湖北39.8%，最低的是河南19.4%，相差高达20.4个百分点。这种悬殊的差距，反映了中部地区空间优化在城市化的层面还停留在低水平的不均衡状态。据此，中部地区在战略选择上，必须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要转变城市化的发展模式，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发展中心城市，推动城市组团化。

1.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新型城市化道路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在城市化率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不仅要继续推进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进程，更要深度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城市化转型，提高整个社会的“城市性”。中部地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并非立足于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是在于城市功能的提升，即培育和发挥城市作为区域中心的功能，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的城市化转型。首先要通过第二、三产业经济的繁荣，获得高质量的城镇功能和城镇经济，获得外来劳动，就业人口和家庭人口的规模进入。同时，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基础上，助推规模消费，提高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其次，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使外来务工人员和新落户城市的农民享有平等的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等权利，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障碍。最后，建立明确的城市化远景规划，以可行性研究为先遣，避免自然增长方式带来的无序开发。但城市化并非“唯大是图”，大城市不等于城市化，真正的城市化也并不意味着某个城市成为了大城市就大功告成。相反，城市规模的简单扩张还容易产生诸如人口、环境、就业等一系列的现代“城市病”。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是中部乃至全国城市化发展的前车之鉴。

2.加快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

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最终享受“发展红利”。当前中部地区在城市群的建设上，不仅制定了城市群发展规划，更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开展城市群建设：如湖北省谋划建设武汉经济圈，河南省谋划建设中原城市群，山西省谋划建设太原经济圈，湖南省谋划建设长株潭城市群，江西省谋划建设环郡阳湖城市圈，安徽省计划建设省会经济圈等。但是，中部地区光靠城市群的建设来提高空间利用率，诱发协同效应和乘数效应是远远不够的。各大城市群唯有变各自博弈为携手共赢，才是中部崛起的正确方向和出路。首先，中部要破除各省之间的行政壁垒，降低微观经济主体的外部成本，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其次，中部地区各城市群要就规划思路、一体化发展策略、跨省市重大建设项目规划布局等建立经常性协商对话机制，避免重复建设，在均衡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化解矛盾。最后，中部各地区要构建资源共享机制，依托城际间的信息网络，使各城市群平等地享有区域内政务信息、产品供求信息、招商引资信息等。

3.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

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高，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心城市的发展，可以扩大区域经济、交通、行政、文化、市场中心的作用，有力地带动腹地及“卫星城市”的发展。中部六省要利用中心城市发展层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着力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将省会经济圈建设成中部崛起的空间主体，做好城市空间规划，为各种设施建设预留充分的空间，保障良好的城市结构的形成。

（三）基础环境的提升战略

良好的基础环境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当硬件设施、生产生活环境、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呈良性发展态势时，必将助长整体区域的协调发展。

1.中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大交通”的支持

没有网络化的交通支撑，就不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就不能为中心城市发展、城市组团化提供良好的环境，进而难以保障所有城市、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过去，中部地区交通、通讯和信息等基础设施薄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业集群的发展。近几年中部地区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力度很大，中部地区综合运输网络已初具规模，交通主通道已经初步形成。但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中部地区高等级公路通道数量少、能力不足，公路网络通达深度不够，农村交通落后，长江等主要水运通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内河航道通航等级偏低，港口功能不完善，不适应未来中部崛起经济发展的需要等。

温家宝指出，在中部崛起中要“加强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搞好交通规划，加强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长江航运、民航等建设，充分发挥中部在全国交通格局中的枢纽作用”，明确了中部地区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方向。要支撑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要“继续提高公路网络密度，勾勒出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挖掘内河航道潜能，提升交通网络的品质；架构铁路网络，加固交通网络的基本框架；扩充航空站点，缩短运输周期”外，最重要的是有效整合交通网络资源，发挥交通网络软硬件资源的最大效能。可以建立中部地区现代交通综合体系发展的多方合作协调机制，加强跨省区的铁路、公路和航道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协调和检查的力度，实现跨省域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运能设计、技术标准等各方面的统筹规划。建立长江沿线大通道规划建设协调机制，统筹规划长江沿线的铁路、公路和水路综合体系建设，使长江沿线真正成为中部地区连接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

2.中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人才的竞争力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人力资本理论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就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而人力素质的提高、区域产业的升级、区域经济社会的有效管理、区域创新文化的培育都离不开教育。同时，教育的发展并不能做到“今天投入，今天产出”，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时滞性。因此，在中部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对中部相对落后地区进行预期的、长期的教育投入与扶持。

鉴于中部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应当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确保现有预算口径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实现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行的教育体系，实现中部地区人力资源分层式的合理分布。推行高等职业技术大学，鼓励就地培养发展急需的应用技术人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保证城乡之间拥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打破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相对独立封闭的结构体系，充分发挥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南昌大学等中部地区著名院校的研发优势，建立以企业为主，科研院所和高校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以各种形式投资于教育，鼓励企业设立研发基地，各省设立高新产业孵化区，催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奖励力度，鼓励科研创新活动。建立人才流动的柔性灵活机制，采取多样化的就业方式，如兼职、特聘、融智等，扩大人才使用的外延。

3.中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充分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

无论是区域协调发展也好，区域崛起也好，都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不顾长远的发展前景。中部地区在过去的发展中，由于各种形态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的排放、农业的农药和化肥的不合理施用等人为因素的积累，使基础环境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日益恶化的环境严重制约了正常生产生活的展开；另一方面，给外资注入带来一定的障碍。因此，要提升中部基础环境的水平，从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化与投资环境的绿色化角度考虑，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环境保护力度。积极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节约意识和风气。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环保农业、有机农业，增强农业竞争力。在工业园区的建设过程中，也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学习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的同时，也要汲取他们的教训，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四）体制机制的创新战略

过去中部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文优势，但不能领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因此，体制机制的合理调整是中部崛起的先导和基础。中部崛起要走符合中部区情和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要依托中部的资源和产业优势，按照中部在全国的功能和地位，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内在发展动力。

1.争取国家政策援助

中部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要受到国家层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仅仅依靠各省苦练内功、发愤图强是不够的。从东部经济起飞的经验看，政策的优惠、税收减免和利用政策的时间差等都在东部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中部地区实施适当的政策倾斜势在必行。首先，在金融政策方面，适当降低中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增加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成立中部开发银行、中部发展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的分支机构，避免受到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惜贷”等因素的影响。其次，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大国家对中部转移支付的基数，增加水、电、煤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确保落到实处；加大对中部地区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尤其是治理和改善中部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和对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要率先到位；对中部能源、原材料等重大项目企业的发展，要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等办法，确保顺畅的资金来源。最后，在税收政策方面，国家要平衡好税收这一宏观调控的杠杆，充分发挥其对微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过去，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在税收上的减免政策，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也不例外。在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中，国家加大其应对中部地区实行免征或返还政策，使他们通过税收优惠和劳动力价格的优势，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逐步缩小与东部的差距。

2.加快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网络建设的协调机制

中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应打破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加强各层次的横向交流与合作。形成区域之间特别是各种城市网络之间的互动发展机制。第一，建立由中部各省分管区域协调发展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网络建设的合作与发展协调会，并促使中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模式由对话协商等非法制性安排，向着组织、协议，立法等制度性安排转变；第二，成立由武汉城市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以昌九工业走廊为主体的赣北城市群、以“马芜铜”产业带为主轴的皖南城市群、以陇海线为主轴的皖北城市群、河南中原城市群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城市群共同参与的中部地区城市规划与协调发展委员会，重点商讨中部城市经济网络建设的整体规划与资源整合，协调各地综合规划，并在区域产业规划、城镇规划、国土规划、环境规划等领域全面展开交流与磋商。第三，进一步强化中部地区一些中心城市政府协作办公室的窗口作用与管理职能，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各地政府职能部门的对外交流，在工商、金融、信息、交通、旅游、会展、科教、文卫、人才人力资源等众多管理领域开展对口合作与交流，努力构筑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网络建设所需要的政策平台与投资发展环境。

（五）外向发展的促进战略

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改变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滞后、投资环境亟待改善的现状，就必须用新的思维重新审视中部的战略地位和比较优势，选择适宜的开放模式和采取更加有效的途径，提高对中部地区扩大开放重要性的认识，以开放战略带动其他战略的实施。

1.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资源型产业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竞争优势，这种产业优势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为依托，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是，资源型产业的发展给中部带来的增长成效并不明显。从中部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一现实可以看出，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中部地区来讲，有很大的局限性。原因有三：其一，随市场需求的波动，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不稳定，产品价格起伏明显；其二，受加工增值潜力的限制，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缺乏技术与制度创新的支撑，局限性突出；其三，受本地区资源储量的限制，资源型产业并非可持续型发展产业。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一方面，给下一步经济增长留下隐患，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随着资源消耗殆尽，必然会导致产业的衰退。

因此，当前中部地区对外开放要打破体制惯性和思维定式，发挥自身优势，以创新求发展。利用外资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超越或缩短土地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提高中部地区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跨越式发展。根据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以“市场导向型”发展战略取代“资源导向型”发展战略。改变过去那种以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状况，以充分、高效地利用资源为准则，把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市场的需求紧密结合，积极寻找一种能够参与国际和区域产业分工与竞争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2.要进一步吸引外资

根据“投资发展周期论”，中部地区尚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因此，扩大开放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外资的引入，加速资本形成解决就业压力，解决资本投入不足的根本性问题。中部地区依托人口多，市场大的优势，扩大外商在国内的销售比例，将成为吸引外商扩大投资的主要手段。而引进跨国公司的投资，应当成为中部地区拓宽外资进入渠道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全世界约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量的25%，占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世界上60%的贸易、70%投资、80%的民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都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跨国公司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主体，更是国际投资的国体。因此，中部地区应当充分重视引进跨国公司的投资。中部地区拓宽外资进入渠道的方式便是鼓励外商进行海外再投资。各跨国公司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适投资环境的改善，往往选择扩大海外企业再投资的方式。我国政府在扩大开放的政策中也鼓励在华外商企业在中部地区再投资，并享受外企业同等待遇。这必将使外资企业向中部地区再投资成为可能。

中部地区拓宽外资进入渠道的同时，也要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以往外资多以中部的制造业为主要投资对象，忽视了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入力度。当前，应当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合理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科教文卫、经贸、地产、旅游等服务业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通过调整投资领域，既弥补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现状，又能提高外商投资的收益率，实现双赢。

3.要继续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中部应当在保持过去出口快速增长态势的基础上发挥本地区的市场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增强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带动中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一方面，根据国际市场的新动向、新特点，有针对性地开拓新兴的国际市场，广泛参与国际经贸交流和产品展销活动，推进产品出口的多元化。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外向型企业龙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形成中部区域出口产业集群在质量效益上的优势。扶植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出口能力，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提高各个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