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豫、鄂、皖、湘、赣中部六省，承东启西，接南进北，这里是中华神州的腹心之地。中部是中国人口最密区之一，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和加工制造业基地，是承接东西的咽喉，也是中国的脊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

我国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划分了东、中、西部3个经济地带，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个省区。2000年底国务院明确将内蒙古自治区纳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范畴。2003年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出台，将黑龙江、吉林纳入其中。至此，经济政策意义上的中部地区就主要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6省。面积共1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0.7%；中部地区拥有人口3.65亿人，占全国的28.1%，其中农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近1/3。

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何止是不进则退，即使稍慢也会落后。1990年中部六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为23%，2003年则下降为19%。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更下降到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扩大了6倍。从居民收入看，2002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地区低183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区、市）中，西部地区有2个，中部地区没有一个。历史上曾代表“中国”本义，曾是繁荣象征的中部地区，反而成了“经济盆地”。

（一）工业化进程滞后，经济结构不够合理

中部地区大多为内陆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土地贫瘠，生态环境恶劣。对外交往较少，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较差。同时，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一方面制约了中部地区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完善，对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企业投资等缺少吸引力，影响了中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丧失了原有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体制优势、地域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等。

从经济总量来看，2000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为51.03%，到2004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为64.61%，短短四年间上升13.58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的份额仅从22.12%增加到23.44%；2004年中六省生产总值为32088.3亿元，占全国经济比重为23.4%；GDP总量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6.3%。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2004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3609.4元，中部地区为8814元，人均GDP比东部地区少4795.4元。增长速度上看，在1992—2004年的10多年里，除了少数年份（1995年、1997年）外，中部六省大多数年份都要滞后于东部地区。这反映了中部地区经济竞争力远低于东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中部地区长期偏重发展农业、能源、原材料产业，造成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层次偏低。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优势不够突出；重工业比重高，轻工业比重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比重大，深加工产品没得到应有发展，资源加工企业规模小、能力弱，现代高科技企业起点低、数量少。中部地区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仍是农业大省，农业在生产总值中仍占有较大份额，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一半以上。

其中，中部地区是我国现阶段二元经济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2004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5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水平高13.16个百分点；而产值结构在三大区域中相对较小，中部17.2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7个百分点。这就导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比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值分别偏大5.5个百分点和6.95个百分点，即中部地区二元结构矛盾比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要更突出。

在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的一般加工业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新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基础工业。2003年，中部六省资源型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5.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4.0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4个百分点。即使是中部六省均具有优势的采掘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由于发展上的各自为政，战略布局上的各自圈地，品牌拓展上的各打旗号，技术开发上的互不往来，制约了产业链延伸。

中部地区低层次的生产分工格局，诱发了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关联度低、产业效率低、产业竞争力弱等诸多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能动地调整中部的分工定位，是加快中部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二）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辐射能力弱

中部六省人口数量多，农业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尽管中部城市和城市群架构正在形成，但是推进城市化的任务十分艰巨。2004年全国的城镇化率为41.8%，除了湖北以外的其他省份均低于这个值。最低的河南仅28.9%，比全国低了12.9个百分点，各种类型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分布差异明显。大部分山区，如江西的上饶，由于交通闭塞，城镇化水平较低；平原地区的传统农牧业区，如河南的漯河。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水平也明显低于周边地区；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群地区，如中原城市群，由于分布在地形较好的平原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同时，中部正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使外出打工的群体不断扩大，非农人口数量加速扩大，城市空间布局架构形成了一个沿京广铁路轴线和长江轴线的“十”字型中部经济隆起带。在这两条经济带，人口、经济比重占到中部经济的四成以上。无论从人口、经济的密集程度看，还是从城市、交通的密集程度看，这两条经济带均构成了中部崛起的重要发展轴。

从城市规模分布来看，2004年中部地区有特大城市8个、大城市21个、中等城市44个和小城市16个，其中中等城市所占比重达50%。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足以引领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的中心城市。可见，中部虽然城市数量较多，但以中等城市为主，且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弱，缺乏核心龙头城市的支撑。在全国30多个GDP超千亿元的城市中，中部只有武汉和郑州两市。2004年上海、广州、北京的GDP分别是武汉的3.8倍、1.4倍和2.2倍，是郑州的5.4倍、2.57倍和3.1倍。2003年中部地区市辖区生产总值为11287亿元，占中部GDP的比值为44.3%，该指标不仅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是大大低于长三角、珠三角。这也反映出中部地区之所以经济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部城市对于整体经济的贡献率偏小。

此外，从整个中部各省经济联系的主导方向来看，安徽在向东发展、湖南在向南发展、江西在对接长珠闽等，促使中部地区难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城镇空间格局“离心化”发展趋势明显，中部地区成为东部沿海边缘化地区的倾向初露端倪。

（三）观念更新迟滞，经济运行机制更新乏力

思想观念往往主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虽然它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但它从深层次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最根本的。中部地区农耕意识浓厚，经济发展观念落后。虽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部地区的农民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但也在农业经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了保守思想，突出表现为：一是求平求稳、小富即安、怕担风险；二是“等、靠、要”思想严重，创新意识差；三是观望等待。行动迟缓，对国家政策反应慢，常常是步东部地区后尘而错过了利用和发挥国家政策效益的最好时机。这种思想观念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形成了强烈的碰撞，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虽然不乏晋商、徽商、江右商等著名的商帮，但就整体而言，中部地区的投资意识、经营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不强。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阻碍了中部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加之产业惯性和体制惯性，发展过程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中部地区构建新的发展优势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运作模式形成的发展靠政策、投入，靠拨款、习惯于行政手段，习惯于照搬照套等旧思想，使制度创新障碍重重。中部地区面临产业结构低水平同化，企业竞争力不强，经济结构条块分割等问题的现实挑战。政府职能的实现和完善过程较为缓慢，“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非国有经济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发育。所有这些都阻碍了中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四）城市基础环境不健全，人力资源开发不足

基础环境除了有硬件设施的因素、生产生活环境的因素外，也少不了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人的因素。

中部六省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全国板块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要地、客货运输的集散地和中转中心，全国约25%的公路、铁路和河流分布在其中，承担了全国22.64%的货运量和24.5%的客运量。因此，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诸要素中交通要素首当其冲。中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从总体上看已见雏形，形成了陆路为主、内河航运为辅的基本格局。但是存在不少问题：其一，通道能力明显不足，各省区通往东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只有一二条可供选择，个别省区间也只有唯一通道相连。由于设计运力较低，道路拥挤时有发生。其二，道路技术等级不高，低等级公路与等外公路比重较高。在农村公路中，有超过半数的道路为铺装路面，60%的建制村没有沥青（或水泥）路，尚有近1.3万个建制村没有通路。其三，受长江中游航道变化的影响，航运效率受牵制明显。再加上航道沿线港口基础建设滞后，黄金水道远未能发挥功能。并把运输压力“转嫁”于陆路运输。干线铁路不堪重负。其四，交通运输的协同能力不足，发展“大交通网”的理念薄弱。揆诸各主要因素，随着中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速以及区域分工体系的日益完善，硬件设施的“瓶颈”效应会日益显现，运力不足的矛盾也会日益突出。

而人力资本积累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1/4，是我国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教育基地。但是，在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差异的制约下，这种潜在优势条件在经济运行中产生了偏移。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位势低相关联，中部地区大量人才、资金外流的趋势难以遏制，相当一部分中高级人才、优秀经营管理者流向东部地区，形成了较长时期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加上人才引进困难造成人力资本短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已严重地制约了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的经营管理人才在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如创新精神、扩张意识、洞察力和组织协调等方面，与东部地区的企业高管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且这种差距已经成为制约中部地区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五）对外开放滞后，投资环境亟待改善

由于中部地区处于产业低端位置，造成中部利用外资规模较小、质量低。其主要表现为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外资来源渠道窄等方面。2001—2005年，东部外商投资额的增长速度为年均7.19%，而中部六省要少2.69个百分点，为4.5%。以2003年为例，中部各省利用外资总量分别为：山西2.1亿美元，河南5.4亿美元，湖北18.0亿美元，湖南10.2亿美元，江西16.1亿美元，安徽3.7亿美元，而东部的浙江为49.8亿美元。在商贸依存度方面，山西为56.6%，河南为50.4%，湖北为38.1%，江西为43.4%，安徽为44.8%，而浙江为52.6%，全国为52.2%。2004年，中部六省出口总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仅占全国的3.5%和12%，出口依存度为5.3%，与全国平均水平35.9%相比，差距显而易见。

从进出口额来看，中部地区2000年进出口额为148亿美元，到了2005年增加到415亿美元，增加了267亿美元，但占全国的比重却由2000年的3.1%下降到2005的2.9%。就在2005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进出口额分别为12782亿美元和451亿美元，分别占全园进出口额的89.9%和3.2%，这当中，出口额占全国的90.7%和3.4%。从贸易依存度看，2005年中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为9.13%，其中，出口依存度为5.37%。同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95.25%和50.66%，西部地区的指标分别为11.04%和6.3%。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项指标和增幅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无法和东部地区相比拟。从中部较低的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可知，该地区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的能力，对市场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

此外，中部区域内的各省份之间，相互开放程度也很不够。区域内协调联动发展机制没有成型，省际之间缺少经济联系。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活动一般以行政区划为限，形成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因此，中部区域尚停留在地理区域的意义上。进一步说，不仅经济内在联系少，深层次的文化、技术、人员、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交流也很匮乏。在促进中部崛起的过程中，政府没有发挥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及时设立推动区域间经济协作的协调机构，中部六省缺乏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协调机制，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大大缩小。

当中部的发展陷入困境之际，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可谓正当其时。这不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东部开放、西部开发、振兴东北等分区推进的发展战略，使中部地区处于相对“政策洼地”；也不仅在于，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区位优势，而东部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为中部提供了产业承接和经济崛起的机遇；还在于，中部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逾越的“结点”。因此，“崛起”战略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