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面积约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人口约3.6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19%。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特别丰富，其水能蕴藏总量占全国的82.5%，已开发水能资源占全国的77%，但开发利用尚不足1%。其矿产资源的储量十分可观，据已探明储量，西部地区的煤炭占全国的36%，石油占12%，天然气占3%。全国已探明的14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120多种，一些稀有金属的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的前茅。

我国在制定“七五”计划时，提出了三大地区的经济区域发展概念，把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自治区。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对西部范围重新进行了界定，把内蒙古和广西也划入西部地区，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加上重庆已经划为直辖市，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的概念中，西部的范围是12个省、市、自治区。此外，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比照国家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实施开发。

西部不是一块“新大陆”，而是极具深厚历史传统、多元人文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广袤区域，西部大开发标志着长期滞后的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在国策规划之下的强启动。大开发旨在富民强区，实现西部人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这是目标。

（一）区位生态的困境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也是如此，不可能不受区位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因此，西部大开发，西部人的现代化之路又注定别无选择地从山间、盆地、高原的坎坷中开始自己的千里之行。

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生态环境本身极其脆弱。再加上自然环境演变过程极易受人类活动影响，而人类滥垦、滥牧、滥采、滥伐、滥用等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导致了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森林减少、荒漠化等一系列问题，使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西部地区生态性贫困程度在不断加深，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近一半生活在荒漠化地区。西部地区的东部地带集中了西部主要的工业，人类活动强度最高，是西部主要经济活动集中的地区，是目前西部经济建设和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带，因此，其生态环境也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西北带主要是沿交通线和主要水源所在的附近，又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宝库，各种矿产资源蕴藏十分丰富，过度的开采和粗放型加工模式使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青藏带的主要问题是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与显著的生态地位之间的矛盾，该区的生态保护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又涉及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等重要的社会问题。

（二）人文民俗的困境

西部是自然地理的高原，也是文化的高地。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2000多年的农耕史，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诞生的摇篮。不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都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历史遗产、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绚丽独特的自然景观。这林林总总、浩如烟海的文化个性及多样性，正是中华民族瑰丽的文化珍宝。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由于轻视了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一些憾世遗产白白流失。因此，不断挖掘和弘扬中华各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追求现代文明的同时，保护和弘扬历史文明成果成为当务之急。

（三）制度供给的困境

通览各种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滞后的分析，其中一类普遍的观点认为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首先体现为制度上的非均衡性，然后才体现为经济上的差距。因此，西部地区只有在制度上的完善和创新才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今天，西部仍然没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以产权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正式制度短缺”，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外围配套制度相互脱节，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源自西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与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以及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的投资软硬环境欠佳；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对进行制度创新的激励不足，导致经济主体行为长期拘泥于国家限定的行为准则圈内。

从制度供给的层面来看，西部地区制度供给的速率显然要低于东部地区。当然，这种制度供给并非中央政府的主动安排，而是地方政府的自主行为，只是在执行中以中央政府的肯定或默许为前提。东部地区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安排的特权是西部所没有的。因此，西部地区的制度供给速率自然比较慢。并且在西部还存在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相脱节的现象，有的是先出台了核心制度。配套制度没有跟上，如农村经济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单一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有的是配套制度早已出台，核心制度却滞后很久，如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劳动、分配等制度改革早早出台了。而产权制度这一核心制度直到十五大才算真正露面。

从制度变迁的方式来看，西部强制性制度变迁较多。制度的植入具有明显的外生性。许多制度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安排，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也有一些制度是地方政府为了加速西部地区发展，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模仿。因此，就导致西部地区的强制性制度的僵化性质和需求诱致性制度的缺失。

可见，西部地区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发展的动力也在制度创新，但最困难的往往也正是进行制度创新。因此，务必要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群策群力，持之以恒，力争在制度创新上实现新的突破，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四）产业结构的困境

以西部开发为背景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成长，始终面临着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西部地区的发展单纯依靠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源条件等比较优势，其经济基础是薄弱的。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是欠发达区域摆脱产业发展困境。赶超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战略工具。过去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症结便在于缺乏结构提升的活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立生产力发展的基础，采取了“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合理配置我国工业”的原则，西部地区大部分是传统产业，设备陈旧，效率低下，再加上企业内典型的“二元结构”，导致西部地区企业区域内无法循环再生产。现如今，这种传统企业的生产设备没有多大改进，致使效率低下，成本偏高，无法与东部地区的企业进行竞争，进而造成效益低下，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更没有资金处理排污问题，环境日益恶化的命运就不可避免。

在国家政策扶持下，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东企西移”和招商引资，但是区域外投资**却没有在西部地区如期而至。可能消极、被动地接受东部的产业转移会带来一时的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这种渐进的过程导致低梯度转移与落后的同步增长，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

此外，西部地区很少有本区域的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区域竞争优势实质上是若干特色产业的竞争优势，是若干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向区城内的重点企业学习、模仿和借鉴获取的技术扩散效应往往比大量的资本投入更切实际。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虽然外在发展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突出，但从根本上讲，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应该是依靠内在发展要素来实现。对西部而言，要扭转这种“落后的增长”，最终要靠产业结构的跃升来解决。而产业集群模式为欠发达地区在全球化、区域化与本地化的张力之间寻求如何自主发展和突破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如何发展好西部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是当下必须解决的课题，而着力推动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其中的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