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实行对外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国家决定最先开放东部沿海的5个经济特区，然后开放东部地区14个沿海城市，再沿江、沿边开放，直至将开放推向全国各地。从此，东部地区就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党的政策是为了让东部地区在全国率先富裕起来，发挥好先发效应，然后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共同富裕。那么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让东部地区先富裕起来呢？这是有着大量深刻的经济理论和现实依据的，走这样的道路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一）从均衡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适时转变

区域经济的发展一般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理论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均衡增长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应该尽量保持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均衡和协调一致，也就是说各地区部门的增长要保持一致，不要出现过大的差距。非均衡理论则主张优先发展一个或几个有带动和先发效应的部门，通过这些部门的发展来带动其他部门的跟进发展。回顾我国的历史，从建国到1978年以前，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基本是按照均衡增长方式进行的。我国在1958年的大跃进后就是实施的均衡增长布局方针。那时国家提出各地都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区域经济政策，于是在全国星罗棋布地搞了20多万个建设项目，这实际上给我们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浪费。1978年以后，我们发现原有的均衡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无法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于是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并调整了国家的生产力布局，把效率目标放在优先地位，把利益非均衡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于是，此后非均衡增长方式就占据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地位。

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从表面上来看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但其实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我们现在一般认为非均衡增长主要是针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入手的，在经济发展初期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在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当经济增长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层次和高水平阶段时就需要调整各产业结构的均衡性了，这时就应该实施均衡增长的发展策略。因此，可以表述为这样的认识：非均衡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均衡增长，均衡增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非均衡增长只不过是我们用的手段而已。这和我们国家提倡的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是一个道理。

（二）改革开放在东部地区的率先实施

东部地区因为有着优越的区位和资源条件，而且还有着历史积累的经济基础，所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以非均衡增长方式为理论依据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东部地区就理所当然的被率先选定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对象。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东部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带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国家先后在东部地区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15个沿海开放城市和3个沿海开放地区，就是为了让东部地区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富裕起来。

1.经济特区的设立

设立经济特区是我国在东部地区搞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第一个政策。1980年我国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增设海南为我国第五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以减免关税、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等优惠方式。扩展对外贸易，引进资金技术等利用经济特区优越的地理和社会经济基础让该地区快速地发展起来。

我国先后给予经济特区的特殊经济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所在市及其人大常委会享有“较大市”的立法权。第二，特区企业的所得税只按15%的低税率征收（当时非特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得税率为55%）。第三，企业产品出口、自用设备、原材料、办公用品进口免征关税。第四，先进技术产品允许部分内销，以产顶进，以市场换先进技术。第五，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第六，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七，特区在经济活动中享有较大的自主权。

这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当时可以说是给予了经济特区极大的经济活力，为经济特区的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的优先条件，使经济特区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快速走向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都实现了飞速的增长。同时，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升级，据2007年相关资料统计，全国总体的一产、二产、三产的结构比列为：11.26%∶48.64%∶40.10%，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4个经济特区城市的平均比列则为1.00%∶51.19%∶47.18%。由此可见4个经济特区城市的产业结构明显耍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体现着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窗口和示范作用。相比而言，海南省设立经济特区的时间要晚于以上4个城市，2007年海南省的一产、二产、三产比例为31.13%∶29.59%∶39.28%，从这样的产业结构来看海南省现在依然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还相当巨大。

在这5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值得关注。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是一个仅有3万多人口（2012年常住人口数达到1300.18万人，户籍人口数为304.94万）、两三条小街道的边陲小镇，1980年的GDP产值仅1.96亿元，位列5个经济特区的末位，在全国也属于贫困地区。而改革开放后深圳的经济发展迅猛，1990年深圳的GDP值上升到了171.67亿元，1991年深圳的全市工业总产值就从广东省各城市中自办特区之初的倒数第二位跃居第二位，仅次于广州。到了2000年，深圳的GDP值飞跃到了1665.47亿元，较1990年提高了近10倍。2001年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已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的第四位。根据2007年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深圳的GDP值高达6801.71亿元，仍然继续排在上海、北京、广州之后名列第四名。2012年，深圳市GDP近1.3万亿，名列第四位。最值得称道的是2007年深圳按常住人口净计算的人均GDP达到了79646元，折合1万多美元，是全国人均GDP值18934元的4倍多，并且高于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人均GDP位列全国最前列，已经到达了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经济水平。2012年，深圳市人均GDP为99602元。短短30多年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让深圳从一个全国最贫困落后的小镇一跃成为了人均GDP和地区GDP都位于全国最前列的城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深圳现象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先发效应最直接和最鲜明的体现。

其他经济特区的发展情况与深圳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前的珠海是广东省最贫困的县之一，汕头则是一个人多地少、以农为主的地区。经过30年的建设，这些经济特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中国富有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从表中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深圳、珠海、厦门这3个经济特区的2007年的人均GDP值都是位列全国所有大城市最前列的位置。2012年，也是如此。而海南和汕头的人均GDP则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可能与汕头人口数量过多（接近500万人口）、海南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达到了30%以上）以及其他多种因素有关系。但即便如此，海南和汕头的经济发展较改革开放前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的发展水平和速度都是改革开放前其他同类贫困城市和地区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也很好地体现着改革开放的先发效应。

总之，经济特区的率先设立打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当头炮。它有着窗口效应、试验效应、聚集效应、辐射效应等巨大作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特区逐步形成了以高新科技产业为主体，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又各具自身特色的经济结构，涌现出联想国际（深圳）、华为、中海油（深圳）、富泰宏、中兴通讯、长城、康佳、创维、万科、格力、万力达、金山软件、猛狮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巨大的模范和先发效应，为我国后来建立一系列的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开发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效应。

2.沿海城市的开放

我国于1984年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温州、福州、广州、宁波、湛江、北海14个沿海城市，威海于1997年脱离烟台成立地级市后也成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城市也由原来的14个变为现在的15个。这15个沿海城市除了大连被划分到东北地区、北海划分到西部地区外。其余13个城市全部属于东部地区。沿海城市的开放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继设立经济特区之后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向更深和更广层次推进。

国家给予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力度也是很大的，主要是扩大他们的自主权，对外资项目可以有规定的审批权限，同时对客商投资也有以下优惠：第一，凡属技术密集型项目，或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或属于能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可按15%税率收企业所得税；第二，投资企业自用的生产和管理设备等的进口，可以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产品出口可免出口税及工业环节的工商统一税；第三，确属提供先进设备、技术的或生产国内需要而近期不能生产的产品，可以允许有一定比例内销。

这15个沿海城市一直以来就是东部地区的较发达城市，在地理位置、港口条件以及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是具有许多有利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这15个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是对外沟通国际市场，对内联系广大腹地的枢纽地带。第二，沿海开放城市的港口条件优越。这15个沿海城市的港口货物年吞吐量占到了我国95%以上，是我国物资进出口的门户。第三，沿海开放城市有较好的工商业基础，在对外开放中自然能发展得更好。第四，沿海开放城市有一定的科技、文化和管理水平以及城市生活服务设施，因而也更有条件承担引进和消化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任务。

由于自身良好的区位以及资源条件再加上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成就同样是令我们惊叹的。据相关资料统计，2007年全国各大城市GDP突破1000亿的有70多个，而突破两千亿的却只有30多个城市。这15个沿海开放城市中秦皇岛、连云港、湛江和北海这4个城市GDP不到1000亿元，威海不足2000亿元，其余10个城市的GDP全部突破了2000亿元。（注：2012年，秦皇岛GDP1000亿，威海GDP2100亿。）也就是说全国按GDP排名的前30多强城市中有10个是沿海开放城市，占据了近1/3的数量，其中上海、广州和天津的GDP依次位列全国各大城市的第一、第三和第六的位置。全国目前34个省级区划数里面地级区划数共计333个，其中总共包含了283个地级市，根据相关资料计算统计，这283个地级市中的15个沿海开放城市2007年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7850.3亿元，足足约占全国GDP总量值24929.9亿元的20%，也就是说只占全国人口1/13和全国面积1.5%的地区竟然创造了全国1/5的财富，这样的数据足以说明沿海开放城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份量。

2009年，全国产业结构为10.6∶46.8∶42.6，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三大产业结构则为4.3∶46.6∶49.1，第一产业比重比全国低6.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比全国低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比全国高6.5个百分点。其中，广州、上海、秦皇岛3个城市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其他11个城市都呈现“二、三、一”格局。第一产业比重最低的是上海，只有0.8%；第二产业比重最高的是烟台，超过了60%，达到60.2%；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是广州，达到了60.9%。东部地区15个沿海城市的开放，让改革开放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遍布了整个东部地区，起到了较好的周边辐射和扩散效应，让更多的地区和人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从而起到了较好的先发效应作用。这同时也为下一步国家准备建立更大范围的经济开放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3.经济开放区的设立

1988年，国家继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后，决定在我国东部地区更大范围地开放并设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珠三角经济开放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长三角经济开放区）以及厦门、漳州、泉州经济开放区（厦漳泉经济开放区）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党的十四大后我国又增加设立了环渤海经济开放区。

经济开放区的设立让改革开放的覆盖面从点走向了面，让几乎大半个东部地区的人民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实惠。经济开放区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令人满意和惊叹的。目前，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开放区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前三强经济增长极。他们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已经对周边城市的扩散效应是相当巨大的。

现今的长三角经济开放区目前主要包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泰州、台州等16个城市。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龙头，江苏沿江8市和浙江环杭州湾7市为两翼，形成了三大板块。

珠三角经济开放区由广州、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的市区和惠东、博罗二县、肇庆市的市区和高要、四会等13个市县组成。

环渤海经济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区域。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区。近年来环渤海经济圈的范围已经由原来的5省市扩展到包括京、津、冀、辽、鲁、晋和内蒙古的中部地区等7个省市。

厦漳泉经济开放区主要是以福建省内的厦门、泉州、漳州3市为中心的经济三角区。现在一般用更广泛意义上的海峡经济区来代替厦漳泉经济区。

经济开放区的设立意义深远，通过开放区内的一些重点城市发展而带动了周边一大片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北到南的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海峡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这四大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东部地区10省市，让我国的改革开放路径第一次从点走向了面，它让整个东部地区真正意义上腾飞了起来，而且活力十足，充当了中国经济增长极的角色，东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先发效应到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让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量的变化，那么经济开放区的设立则让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全面开花并发生了质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在东部地区又建立起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区、保税区等区域，特别是出于经济战略决策考虑建立的上海浦东开发新区和近年来建立的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具有强大的示范、辐射和带动效应。成为了各自区域内具有绝对实力的经济增长引擎。

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照顾下一路高歌猛进，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内陆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国内外几乎所有的各类优良的经济物质和社会资源全部源源不断地向东部地区涌来，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性明显增大。至此，国家制定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基本顺利完成，也就是说国家现在将开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非均衡增长方式逐步转向均衡增长方式。这就是国家在2000年后大力提倡西部大开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