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社会组织的重要一环，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国之事，概称为政治。一般人谈到政治，每每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画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

然而实际上，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是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再说，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触犯国家刑法，被褫夺公权的人才没有参政的资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侣也要纳税、服兵役，尽国民应尽的义务，所谓出家并不意味着出国，何况佛教主张不仅要自度，还要度人。佛教与政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因此历代以来，佛教非但未曾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出入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1]，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2]、阿阁世王[3]、波斯匿王、优填王[4]等，他们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并且将佛法的真理应用在治国安邦上，以健全社会，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后，仍有许多国王，如阿育王[5]、迦腻色迦王[6]、戒日王[7]、弥兰陀王[8]等，他们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政治，写下印度史上辉煌的一页。

在中国，历代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其中或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如：南阳慧忠[9]、法藏贤首[10]、清凉澄观[11]、悟达知玄[12]、玉林通琇[13]、天台智[14]等。或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太宗大悦，尊为帝相；明朝姚广孝本为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国祚贡献很大。

此外，自魏晋南北朝起，朝廷并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泰国、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仍以“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为国教，而且规定全国人民要信奉三宝，执政者要礼敬三宝，佛教备受尊重；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曾雕刻大藏经以救国。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补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谐政治的功能，并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与贡献，历代均有记载，诸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

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是，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并且参战军旅，贡献计策，稳定了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当元帝入主中原时，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贤能，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辅佐耶律楚材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感动世祖而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功。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又韩国的法兴王、高丽太祖、李朝世祖；泰国的坤蓝甘亨王、立泰王、怛莱洛迦王；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天爱帝须王、摩哂陀第四王、末罗王；缅甸的阿奴律陀王、敏东王；越南的第三主圣宗；老挝的维苏王等，他们有的发心出家，有的广建寺院，有的结集经典，有的注疏讲经，有的建立戒坛，都是历史上对佛法热心护持的帝王。

现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护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护持，政治勿嫉妒佛教，勿舍本逐末，唯奖励慈善，应该多奖励从事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者。而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所谓“问政不干治”，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地，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正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注解】

[1]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普见于佛教的诸多经典中，例如：佛陀在《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开示，执政者应当心常忧民，如母之忆子，不离于心；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告诉身为国王者：“于诸国邑所有众生，僮仆作使、辅臣僚佐，应以诸佛所说四摄而摄受之。”在《长阿含经》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在《佛说孛经抄》里记载：“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经》中亦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者，领理万民，无有枉滥；二者，养育强士，随时禀与；三者，念修本业，福德无绝；四者，当信忠臣正直之谏，无受谗言以伤正直；五者，节育贪乐，心不放逸。”在《金光明最胜王经》则说：“于亲非亲，平等视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2]与佛陀同时之摩揭陀国王。其皇后为韦提希夫人，生一太子，即阿阇世王。频婆娑罗王与夫人均皈依佛陀，深信佛法。在佛陀证道之前，王曾祈请佛陀于得道后先至王舍城受其供养，佛陀默许之。后来佛陀悟道后，即先至王舍城说法，王亦于迦兰陀建竹林精舍，供佛弟子止住，供养僧伽，护持佛教，为最初之外护者。

[3]为佛世时中印度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之子。及长，立为太子，因听信提婆达多之唆使，幽禁父王于地牢中，欲致其死。即位后，并吞邻近诸小国，威震四方，奠定印度统一之基础。后因弑父之罪而遍体生疮，至佛前忏悔即平愈，遂皈依佛陀。佛陀灭度后，为佛教教团之大护法。摩诃迦叶于七叶窟结集经典时，阿阇世王为大檀越，供给一切之资具。

[4]为佛世时憍赏弥国之王。因王后笃信佛法，遂成为佛陀之大外护。

[5]为中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三世王。公元前3世纪左右出世，统一印度，为弘扬佛教最有力之统治者。

[6]古印度犍陀罗国（月氏国）之国王。系贵霜王朝之第三世王，其时被认为是印度政治史上、文化史上之关键时代，然有关其出世年代，从佛陀入灭三百年至七百年顷，众说纷纭。迦腻色迦王继阿育王之后建设大帝国，统治全北印度。于印度佛教史上，与阿育王并称为护持佛法之二王。将首都由中亚迁至古印度西北犍陀罗地区之富楼沙城（今巴基斯坦白夏瓦），其领土东至瓦拉那西，南至频陀山脉，北及中亚细亚、伊朗等地。曾与中国、希腊、罗马文化密切接触，对东西文化之融合起很大的作用。王初信琐罗亚斯德教，不信罪福，轻侮佛法，据闻，因受马鸣菩萨之感化，始皈依佛教。

[7]为7世纪顷中印度羯若鞠阇国国王、剧作家、诗人，史称戒日王第二世，以大力保护佛教、奖励文学著名。

[8]即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希腊人大夏王弥兰多罗斯，曾统治阿富汗之喀布尔地方，并入侵印度，一时势力及于西北印度五河一带，使印度深受希腊文化之影响。据巴利文《弥兰王问经》载，王与那先比丘讨论教义，终皈依佛教。

[9]唐代僧。浙江诸暨人。自幼学佛，初习戒律，长通经论。闻六祖惠能大师之名，即逾岭叩谒，获其心印。既而游诸名山，经五岭、罗浮、四明、天目，而入南阳白崖山党子谷（白草谷），静坐长养，四十余年足不出山，而学者就之，恒逾百千。开元年中，玄宗钦其道誉，迎赴京师，敕住龙兴寺。未久逢安史之乱，师乃遁归。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再召赴京，住千福寺西禅院，公卿士庶参叩求法，不舍昼夜。代宗继位，优礼有加，迁住光宅寺。师博通诂训，普穷经律，虽受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礼遇，然天性淡泊，自乐天真。常慕南岳慧思大师之遗风，乃奏请于衡岳武当山建太一延昌寺，又于党子谷创立香严长寿寺，各请藏经一部以镇山。大历八年（773年），又奏请度天下名山之僧，取通于经律禅三者之僧。后归南阳，于大历十年在党子谷示寂，年寿当在八十以上。谥号“大证禅师”，世称南阳慧忠、南阳国师。

[10]唐代僧。为华严宗第三祖。字贤首，号国一法师。又称香象大师、康藏国师。俗姓康，祖先康居国人，至其祖父，举族迁至中土，居于长安。早年师事智俨，听讲华严，深入其玄旨。智俨示寂后，乃依薄尘剃度，时年二十八。初以能通西域诸国语与梵文经书，遂奉命参与义净之译场，先后译出《新华严经》、《大乘入楞伽经》等十余部。尝为武后讲华严十玄缘起之深义，而指殿隅金狮子为喻，武后遂豁然领解，后师乃因之撰成《金师子章》。师一生宣讲《华严》三十余遍，致力于华严教学之组织大成，又注释《楞伽》、《密严》、《梵网》、《起信》等经论，并仿天台之例，将佛教各种思想体系分类为五教十宗，而推崇华严之组织乃最高者，华严哲学于现实世界中乃属理想世界之实现。于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示寂于大荐福寺，世寿七十。

[11]唐代僧。为中国华严宗第四祖。号清凉国师、华严菩萨、华严疏主。十一岁，依宝林寺霈禅师出家，十四岁得度。乾元元年（758年）以后，依润州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又依本州昙一律师学南山律，诣金陵玄璧学鸠摩罗什所译之三论。大历十一年，游五台山、峨眉山，后返居五台山大华严寺，专修方等忏法。尝讲华严宗旨于大华严寺、崇福寺，名震京国，声达帝听。贞元十二年（796年），应德宗之召入长安，与罽宾三藏般若共译出乌荼国王贡献之《四十华严经》，进之于朝，奉敕奏对华严大宗，帝大悦，赐紫袍及“教授和尚”之号；又奉诏于终南山草堂寺制新经之疏十卷，是即《贞元新译华严经疏》。贞元十五年（一说十一年），德宗圣诞，召入内殿，阐扬华严宗旨，帝朗然觉悟，谓“以妙法清凉朕心”，遂赐号“清凉国师”。师曾立十愿以自励，依此赐号而称清凉十愿。顺宗即位，亦礼之为国师，朝野悉慕高风。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答宪宗之问，述华严法界之义，以深惬帝旨，加号“僧统清凉国师”，任国师统，并敕有司铸金印。师身历九朝，先后为七帝讲经，于开成四年示寂，世寿一〇二（一说元和年中示寂，寿七十余）。葬于终南山石室，相国裴休撰碑文。

[12]唐代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人。法名知玄，字后觉。幼即喜见佛像僧形。七岁至宁夷寺听法泰讲《涅槃经》，仿佛目睹前因，是夜即梦该寺殿之佛以手摩其顶。十一岁随法泰出家，研习《涅槃经》。两年后，于蜀地大慈寺，奉丞相之命升堂说法，听者日计万余，莫不骇叹其慧，皆尊师为陈菩萨。后从辩贞律师受具足戒，复随安国信法师学唯识，自研经籍百家之说。师尝恨乡音之不堪讲经，因诵大悲咒，遂感神僧于梦中为其换舌，翌日，语音即变。既长，游履帝京，武宗慕道家之成仙羽化，独诏师与道士抗论；师直言不讳，语锋才辩，几至获罪，帝虽不纳其言，然亦嘉叹其识见。至宣宗立，诏师于大内讲经，并赐紫袈裟，署为三教首座。师尝于懿宗亲临法席赐沉香为座时，因生欢喜心，遂招累世冤业于其膝上生人面疮，后以迦诺迦尊者之助始濯除。后乞归故寺，居彭州丹景山。僖宗幸蜀时，赐号“悟达国师”。士夫多喜与之交游，李商隐归田后，与师共住最久。中和三年示寂，世寿七十三，僧腊五十四。

[13]清代僧。江苏江阴人，俗姓杨。字玉林，世称玉琳国师。十九岁投磬山圆修出家受具足戒，嗣其法，传临济宗。曾住浙江武康报恩寺，后奉清世祖之召入京，于万善殿举扬大法，受大觉禅师之封号。未久，归山而留其弟子茆溪行森于北京弘法，此乃其法流弘通于北京之端绪。翌年受封大觉普济禅师，受赐紫衣。顺治十七年（1660年），帝选僧受菩萨戒，特以师为本师，加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师于内廷说法时，撰客问一篇，大学士金之俊奉敕作评注，并附序刊行之。晚年在浙江西天目山建禅源寺，并常住于此，称师子正宗派。其后禅源寺与金山、高旻、天宁诸大丛林始趋于兴盛。康熙十四年七月（一作康熙十五年八月），寂于江苏淮安之慈云庵，享年六十二。

[14]为中国天台宗开宗祖师（一说三祖，即以慧文、慧思为初祖、二祖）。隋代荆州（湖南）华容人，俗姓陈，字德安。世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七岁即好往伽蓝，诸僧口授《普门品》一遍，即诵持之。年十八，投果愿寺法绪出家。未久，随慧旷学律藏，兼通方等，后入太贤山，诵《法华》、《无量义》、《普贤观》诸经，二旬通达其义。陈天嘉元年（560年），入光州大苏山，参谒慧思，慧思为示普贤道场，讲说四安乐行，师遂居止之。一日，诵《法华经·药王品》，豁然开悟。既而代慧思开讲筵，更受其咐嘱入金陵弘传禅法。于瓦官寺开《法华》经题，从而树立新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了天台宗教观之基础。陈太建七年（575年），入浙江天台山，于佛陇之北建寺居之。九年，帝敕赐“修禅寺”之号。至德二年（584年），陈后主率后妃从师受菩萨戒，三年奉敕出山，寓金陵灵曜寺，未久，于太极殿宣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又于光宅寺讲《法华经》等。及隋军攻破金陵，师西游荆土。隋开皇十一年（59年），晋王杨广（炀帝）累请东返，师鉴其诚，乃至扬州为授菩萨戒，王敕赐“智者”之号。其后西行，至当阳玉泉山建寺，开皇十三年于寺讲说《法华玄义》，文帝乃敕赐“玉泉寺”之额。翌年又宣讲《摩诃止观》，十五年复应晋王之请，东返金陵，撰《净名义疏》。开皇十七年，坐化于山中大石像前，世寿六十，戒腊四十。生前造大寺三十六所，度僧无数，传业弟子三十二，其中著名者有灌顶、智越、智璪等。师入寂后，杨广派人依其所遗图画于天台山下建寺，大业元年（605年）即位后，并亲赐“国清寺”之额。后周世宗时追谥“法空宝觉尊者”。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又加谥“灵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