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生活领域里，音乐的用途非常广泛，哀乐令人伤心，和乐令人和谐，军乐令人振奋，圣乐令人心净。音乐没有人我的隔阂，可以通于古今中外，是有情世界共同的语言，无论是风声雨声、流水激石，或是虫鸣鱼跃、兽吼禽鸣，乃至人类男女老幼的喜怒哀怨之声，一切音声分别产生不同层次的共鸣，形成一种自然的乐章。所以，凡是真善美的音声，都是宇宙万有的力量，也就是美妙的音乐。

音乐在佛教里，是十供养之一。雅正和谐的音声，对教化人心有莫大的功效。波斯匿王率领大军征讨鸯伽摩罗，路经祇园精舍，听到呗比丘唱诵梵呗，军队马匹都被其音声摄受，连波斯匿王也感动得杀心尽除，使得即将爆发的一场战争因此而消弭于无形。《大智度论》说：“菩萨欲净佛土，应求好音，国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较易。”[1]在极乐净土里，音乐就是主要的教化工具，《阿弥陀经》云：“彼佛国土，常作天乐。”“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佛教音乐[2]，可远溯于印度文化中的“吠陀”。古吠陀时代盛行歌咏偈颂，佛陀沿用其法，采伽陀，即偈颂，作为弘扬佛法的方便，并且允许比丘专作“声呗”。在《十诵律》中，佛陀赞许跋提比丘：“听汝作声呗，呗有五种利益：一、身体不疲；二、不忘所忆；三、心不疲劳；四、声音不坏；五、言语易解。”梵呗[3]，就是以清净曲调赞颂十方诸佛菩萨的真理法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记载，唱诵梵呗具有“能知佛德深远，能体悟佛法，能令舌根清净，能得胸脏开通，能处众不惶不惧，能长命无病”等六种功德。

梵呗音乐可摄受人心，当梵音一起，可以令人妄念顿消。佛世时，天人作乐赞叹，成为法会中的盛事。马鸣菩萨作戏曲《赖咤和罗》，就度化了五百位王子出家；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用铜锣、皮鼓、横笛、螺贝、弓形竖琴等作为乐器，推广佛教音乐，以陶冶人民的性灵。公元2世纪中叶之后，迦腻色迦王倡导梵呗，盛极一时，甚至传到于阗、疏勒等地。公元6—7世纪时，戒日王亦以梵呗音乐作治世教化的方法，甚至传播越过葱岭、天山南麓，以龟兹为发扬中心；另经天山北麓，以高昌为盛行之地。藏传佛教根据《大日经》中说：“一一歌咏，皆是真言；一一舞戏，无非实印。”有专职表演乐舞的僧众，被称为“乐神”。

佛教初传中国，最早有比丘改编民曲或宫乐，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的特色。《高僧传》载：“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音，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或称梵音。”三国时，曹植在渔山听海潮音，谱为佛教音乐，称为“渔山梵呗”；南齐晋陵王萧子良，曾请高僧造“经呗新声”；梁武帝更推动佛教音乐，以制正乐，演说佛法，集合儿童青年歌唱佛曲；甚至于“无遮大会”、“盂兰盆会”等仪礼中加入赞呗、朝暮课诵、唱诵法言，从此梵呗与中国传统的音乐互相融和，寺院因而成为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扬中心，宋代大儒程明道曾观云门上堂，两序肃仪，钟鼓清音，不觉叹道：“三代礼乐，尽在斯矣！”

从南北朝到初唐，僧众在佛教音乐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如道照、昙宗、智周、法称等人，个个都是“尤善唱导[4]，出语成章”，“唱说之功独步当世”。而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大量“唐曲”，以演化佛教经义为内容，是一革新的唱说，再加上歌曲的新文学体制，称为“俗讲”，首开中国佛教音乐民歌化的风气。

近代太虚、弘一两位大师合作《三宝歌》[5]；黄自先生亦谱有《目莲僧》、《佛曲》等多首，后有李炳南、心悟、星云及杨咏谱、吴居彻、李中和、萧沪音，有的作词，有的谱曲；甚至有慈惠、慈容等佛光山诸位法师，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台北音乐厅、香港红磡体育馆以及日本、欧洲、美、加等地，以“梵音海潮音”作为传教的工具。佛教文化服务处则录制唱片发行；佛光山录制卡带、CD跟进；花莲和南寺运用多媒体，有的通过计算机动画，有的通过计算机网络弘法，可以说现在已达到“乐声所至，不言而化”了[6]。

【注解】

[1]入于耳根者，称为音声。佛陀或以光明，或以佛身，或以香饭、衣服、卧具等济度众生，总称为佛事。佛经中对说法音声有重要表述，《华严经》云：“以音声作佛事。”《法华经玄义》卷八上：“如佛在世，金口演说，但有声音诠辩，听者得道，故以声为经。”《维摩经略疏》卷十：“此间耳根利故，用声尘起之。未必但有声尘，便无五尘，如此间以声为佛事，亦放光明，亦香云、香盖、衣服等，以为佛事。但从胜者为正，其余是傍，故的判声为佛事。”又据《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序载，以弥陀法王四十八愿之名号为佛事。盖由读诵、唱名等，而得往生的利益，又闻法音，自然不生起尘劳、垢习，凡此皆为声佛事的例证。至后世，乃至以歌舞音曲等之供养，亦为音声佛事的一种。

[2]佛教音乐，约起源于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左右，记述梨俱吠陀歌咏方法的娑摩吠陀为其肇始，依此而奠定梵呗的基础。佛教伽陀（意译孤起颂），即承此方，佛陀亦依此传予跋提比丘、优婆利尊者、目连、阿难、难陀、婆耆舍等。呗比丘，形貌虽丑，然音声极佳，波斯匿王曾率军远征鸯伽摩罗，路经祇园精舍，逢呗比丘歌咏梵呗，军马皆被摄而止，消弭了一场战祸。至阿育王时代，佛教音乐的种类甚丰。其后，印度佛教音乐经过西域诸国，大举流传于中国唐室宫廷，促成唐朝舞乐的高度发展。佛教音乐所用的乐器有：弦乐器、管乐器、打击乐器。公元2世纪以后亦使用在下部雕有舟形共鸣胴的五弦琵琶。传云，佛陀于灵鹫山说法时，因怜悯盲目弟子岩窟尊者，用弦乐器伴奏，唱颂《地神陀罗尼经》。此盲僧琵琶，至阿育王之子鸠那罗失明之际，始被推广使用，后亦随佛教传至中、日等地。大乘佛教兴起后，每于盛大供养会上采用歌舞庄严。大规模的佛教歌剧，始于公元7世纪戒日王所作的“龙王之喜”。公元7世纪末，佛教音乐转移至缅甸、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在缅甸，使用七音阶之法，与印度同，佛教声明于此盛行，乐器方面则使用印度2世纪顷舟形胴付弓形的庄恩（古代为七弦，后来改为十三弦），此外则是该国的传统乐器鳄琴与传自泰国的打击乐器基旺。在泰国，系以东南半岛南部吉蔑族的独特民族音乐为基调，再使用中国传入的乐器。在柬埔寨林邑国地方，盛行印度佛教舞乐，例如公元736年于日本传播印度舞乐的林邑国僧佛哲，为极负盛名的舞乐研究者。此外，从12世纪安哥寺雕刻观之，古印度乐器较少，反而主要使用南洋系统的乐器，由此可知，泰国、柬埔寨的佛教音乐乃异于印度的独自形态。于印度尼西亚，因以南传佛教为中心，故甚少举行大规模的佛教歌舞，而爪哇岛东面的巴厘岛则遗存印度教舞蹈遗迹，其舞姿具有强烈的印度色彩。在西藏方面，喇嘛左手持铃、右手执锡杖以作为礼拜音乐的主体，其他作为仪式音乐者，有单旋律的齐唱与乐器的伴奏。较为常用的乐器有长型喇叭、属于敲打乐器的铃、钹等，另外有遗自苯教、以人头骨做成的二面鼓及以人的大腿骨做成的纵笛。在中国，自东汉即开始有汉译经典，然却无佛教梵呗歌诵唱法，至三国时代，康居之僧来蜀，而有伊朗式歌唱法，直至魏武帝第四子曹植（陈思王），素有音乐天才的美称，相传游渔山（山东东阿县）时，闻空中梵天之赞，深有体会，摹其音节，写为梵呗，遂删治《太子瑞应本起经》，作《太子颂》，又著《菩萨睒子颂》，此乃合汉曲制梵呗之始，中国声明亦于是时奠基。至唐代8世纪左右，中印度佛教学者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至中国朝觐，印度式梵呗始渐流行。

[3]乃以曲调诵经、赞咏、歌颂佛德，又作声呗、赞呗、经呗、梵曲、梵放、声明，略称梵。呗，全称呗匿，又作婆师、婆陟，即赞叹、止断之意。因依梵土（印度）曲谱咏唱，故称为梵呗。记录梵呗的书册，称为呗策。又清晨唱偈、诵经的声音，称为晓梵。密教的梵呗，则特称密呗。佛陀虽禁止以婆罗门法的声调读诵经文，然因声呗有医治身心疲劳及强化记忆的作用，故允许唱诵。佛教东传，译经者众，诵呗者寡，因梵音多复音，汉语单奇，若用梵音咏汉语则声繁偈迫，以汉曲咏梵文则韵短词长。故以汉曲歌咏梵文，或梵腔咏汉语均属不易。中国赞呗源于曹植感渔山梵声而制梵呗。吴国支谦亦依《无量寿》及《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今皆亡轶。后有吴的康僧会依《般泥洹经》卷上，造“敬谒法王来，乃至名显若雪山”一阕，世称“泥洹呗”。其后，以印度声律读诵汉译经文，始广为流行。《梁高僧传》卷十三列有经师一编，专述转读及梵呗，并列有帛法桥以下十一名最擅于赞呗者。东晋以后，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推行梵呗最热心，相关著述甚多。至唐代，梵呗渐盛于民间，遂立梵呗为译经道场九种职位之一。梵呗流传以后，音调因地域而有参差，主要为南北之分。梵音所以有南北二体，系由于授受渊源不同，亦各有特长。唐代以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又作如来梵、行香梵（行香赞佛时所唱），出自《胜鬘经》的二偈：“如来妙色身，世间无与等，无比不思议，是故今敬礼。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归依。”云何呗，又称云何梵，出自《南本涅槃经》卷三之二偈：“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处世呗，又称处世梵，出自《超日明经》卷上之偈：“处世间如虚空，若莲花不着水；心清净超于彼，稽首礼无上圣。”《菩萨本行经》赞佛偈“天上天下无如佛”。又梵呗分初呗、中呗、后呗三节。如来呗前一偈“如来妙色身”偈文，唱于一般法事之初，称为初呗。若讲经法会，则以云何呗第二偈“云何于此经”偈文为初呗，又称“开经梵”。如来呗后偈“如来色无尽”偈文及“天上天下无如佛”赞佛偈，系法事中间所唱，称为中呗。处世呗用于法事后，称为后呗。此等梵呗之偈文，称为梵音偈。云何呗及处世呗至元时犹见流行，但近世讲经已改唱钟声偈、回向偈代替云何呗、处世呗。佛寺赞呗一科称为唱念，名山大刹于结夏安居时，以习唱赞颂为日课，称为学唱念。唱念内容除“水陆道场仪轨”、“瑜伽焰口”等佛事外，古德赞颂多于课诵、祝延等举唱，有六句赞及八句赞等。六句赞，“香赞”，有数种，主要代表作品为“炉香赞”；北方另有一种赞谱称为“迓古令”，赞词共十条，又称“十供养赞”。此等皆于法事开始时唱，以启请诸佛。八句赞，多于诵经之后，法事中间唱之，又称大赞。如三宝赞、弥陀赞、药师赞。唱念之记谱法，只用点板，以铛铪等敲唱。其音量大小、音阶高低及旋律过门等，均依口授。梵呗传入日本，始于奈良时代，为四法要之一，平安朝时，真言宗系的声明，与天台宗系的声明，二系统并行。前者有进流，后者则有大源流。

[4]唱导，系有关经典的讲演说话，就经文而讲。又称讲经、讲说、唱说、说法、讲导、宣讲、宣唱。唱导一词，出自《法华经·从地踊出品》卷五：“是四菩萨，于其众中，最为上首唱导之师。”据《梁高僧传》卷十三载，昔时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每于斋集自升高座，先明三世因果，复辩一斋大意，后代沿袭，遂成永则。佛世时，舍利弗曾为上座，唱导颇佳。《梁高僧传》卷十三复列举中国当世著名的唱导师，如道照、昙颖等十人。《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列举慧明、立身等人；《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卷三十杂科声德篇亦举出唱导家法真、无迹等。《梁高僧传》卷十三有唱导师所必须具备的四种条件，即：声，吐音嘹亮则可洗涤尘心；辩，论难时的应变能力；才，出口成章，临时采博；博，博通经论书史乃至民间技艺。唐代时，为使佛法普及，“唱导”演化为“俗讲”。为使民众易于理解，于是选择教材，融合转读、赞呗、讲经说话。唐曲，是一种革新的唱说再加上歌曲的新文学体制，以演化佛教经义为内容，首开中国佛教音乐民歌化的风气。《续高僧传》收录数篇唱导时所用的种本、词章、忏悔文、唱导文等。从《广弘明集》所收二十余篇广被依用的唱导文，大多为罗列华丽辞藻所成的表白体，如真观的梦赋、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十数首、忏悔礼佛文、**文等。此外，中国分类编排有关佛教故事的《经律异相》、《法苑珠林》、《诸经要集》以及感应传、往生传、灵验传之编纂、流布皆与唱导有密切关系，故唱导为佛教文学的基础。日本的唱导，始于7世纪左右圣德太子时，于中世时，与平民的日常伦理生活相结合，更加平民化，唱导亦渐成为独立而专业的工作，专事技巧。唱导亦为日本的艺能、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要素，由宗教信仰产生内省功夫及敏锐逻辑、伦理能力，赋予日本文学于思索方面的新生命，提供艺能、文学创造的题材。

[5]由太虚大师撰词、弘一大师谱曲的“三宝歌”，首开佛曲新声创作的风气，被佛弟子奉为教歌，广为传唱。弘一大师生前作品，经后人选出十首具有佛教意味和园林思想的歌曲，印行出版成《清凉歌集》。

[6]现代佛教界掀起梵呗、圣歌热潮，以音乐弘法。近代有许多法师致力于佛化歌曲作词，音乐家杨咏谱、李中和、吴居彻等居士协助作曲，后由佛光出版社编选出版《佛教圣歌集》。“佛教歌咏队”的成立及“弘法音乐会”的演出，逐渐普及，使传统佛乐及音乐创作多元化，相关文教机构的成立，更提供佛教音乐交流的管道。星云于1954年在台湾宜兰组织佛教合唱团，首创“佛教之声”节目，领导佛教青年定期至“民本”电台播音，并于各种佛教活动中加入现代式的佛曲演唱，让佛教音乐走入社会大众的心里，也接引许多佛教青年。1957年，星云带领宜兰青年歌咏队，灌制佛教史上第一张佛教唱片，后来陆续灌有六张十英寸的唱片，收录二十余首佛曲，是空前的作品，亦是划时代的创举。佛光山首度于1979年，假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梵呗音乐会”；1990年“佛教音乐梵呗弘法大会”再次造成轰动；1992年起，每年于台北的音乐厅和戏剧院表演“梵音乐舞”，将佛教的梵呗音乐带入音乐殿堂，提升佛教音乐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