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表达感情与智识的方式之一。好的文学作品，不但在当时当地造成广大的回响，甚至能超越时空的藩篱，引领人心迈入真善美的境界。佛教里有许多作品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尤其教主佛陀本身就是一个才思敏捷、智慧超群的文学家。佛陀在悟道之后，为了让大众了解宇宙实相，将深奥的真理用十二种体裁深入浅出地宣说出来，即所谓的长行（即散文）、重颂、记别（即佛陀为弟子所作生涯规划）、讽颂、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议等“十二部经”，这是文学的最佳范本。像《大宝积经》的每一品有如单元剧，《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作品，《思益梵天经》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体裁，《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美的新诗，《妙法莲华经》的七个譬喻是最美的寓言文学，《华严经》是最雄伟的长篇剧作，《百喻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地广受欢迎；《本生经》不但是家喻户晓的传记文学，其中许多故事被《伊索寓言》、《天方夜谭》等世界名著所广泛引用。此外，佛陀的弟子也大多擅于诗偈，像《长老偈》及《长老尼偈》，不唯清新隽永，而且高揭宗教理想，阐明伦理教说，在文学上拥有很高的评价。

及至大乘佛教兴起，文风趋于雄伟壮丽，公元2世纪时，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舍利弗之所说》、《孙陀利难陀诗》等，皆为印度古典文学的先驱。其后马鸣派诗人摩咥哩制咤所作的《四百赞》及《一百五十赞佛颂》，也受到全印度诗人的一致推崇。

公元4世纪，除了圣勇的《本生论》及克薛门特罗的《譬喻集》等均为佛教经典之作以外，尤以印度著名诗人加里陀沙的剧本《沙菎坦萝》[1]名闻于世，此剧是以佛经故事为蓝本所写成，于1789年译成各国文字之后，风靡全欧，德国文豪歌德读后感动不已，不但写下四行赞美的诗句，而且还将该剧的开场白引用在他的巨作诗剧《浮士德》中。

公元7世纪时的佛教剧作《龙王之喜》及佛教赞歌《八大灵塔梵赞》等，为当时统一全印的戒日王所撰写，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戏曲作品中，如《舞者之供养》及《真陀利》等，也都是取材自佛教经典的故事。佛教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更以雷霆万钧之势，在文化方面产生排山倒海的影响力，其中以文学方面的贡献最为卓著。兹分为下列五点简述之：

第一，促进词汇学的发展。根据统计，由于佛教的传入，至少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词汇，等于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的观念，其中或自佛教名相演变，或自佛典中撷取，或自佛教故事衍生，或自禅门语录中摘出。由于佛教的词汇在质量上广博庞大，赅尽万象，在义蕴上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一方面促进了文章意念的表达，境界的提升；另一方面透过语言文字的力量，阐明因果业报的道理，对于社会人心的净化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促进义疏学的形成。由于三藏十二部经的组织分明，因此传来中国之后，祖师大德们也以条理严整的方式来撰写注疏、科判，不但开启了隋唐时代义疏学的先河，对于一般文章的写作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2]。

第三，促进音韵学的推动。中国字是方块文字，无法从外形上看出字的发音，佛教传入之后，为了便于翻译佛典，魏晋时代就有僧人在音韵上从事研究，导致后来四声[3]、字母[4]、反切[5]、等韵图表[6]的发明，一则促进了音韵学的发展，二则推动了格律诗的形成，让中国的诗词更增添音韵之美。

第四，促进中文文法的形成。中国古时并没有所谓的文法理论，直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佛经的翻译，梵文的文法随之传入，如八转声[7]，及窥基大师等根据梵语文典所撰写的《六合释》[8]等文法书，都是中文文法的先驱。

第五，促进文体形式的改良。从东汉末年到隋唐六百年间，是佛教译经的最盛时期，参与者都是当时的名僧俊彦，译经注重符合原义，传神达旨，不唯散韵并用，且文质兼备，一扫过去六朝以来过于讲究骈偶对仗、辞藻华丽的风气，尤其佛经丰富的体裁及观念，使得一向不擅想象的中国人扩大了眼界，再加上唐朝、五代的佛教寺院盛行以俗讲[9]方式，用变文[10]与变相图配合来接引大众，对于佛教文学的通俗化更产生了重大影响。变相图类似小朋友的“看图说故事”，可以说是图画文学的肇始；而变文不但形成后来的宝卷[11]、鼓词[12]、弹词[13]，对于宋元小说、戏曲、杂剧，乃至后来的昆曲、黄梅戏、歌仔戏等等，也都有助导之功。

近代，取材自佛经的戏曲，如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及尚小云的《摩登伽女》等，均因富含教育意义，内容变化有趣，所以受到广大的欢迎。

此外，在诗文方面，佛教也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像东晋僧支遁，才藻精绝，诗文妙美，当时擅写玄言诗的文学家如孙绰、许洵、殷浩、王羲之等人与其交游甚密，亦多受影响；晋代的谢灵运曾参与译经，所作的诗将山水与佛法义理结合，被尊为山水诗的始祖；唐代以降，禅风大行，许多硕学之士多舍儒归佛，著名的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因常与禅师往来论道，在潜移默化之下，吟作之诗富含禅趣。

佛教僧侣中以文笔知名者，也不乏其人，如隋代的法周、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希觉，北宋的希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照常、读彻等。隋唐以降，禅僧们也经常将悟境假托偈颂表达，著名者如寒山的诗集，清新雅致，在中外各国广受欢迎；雪窦重显的诗偈则被誉为有翰林学士之风。

历代以来，禅僧对答法语所辑成的禅门语录、公案，由于文字浅白、词句活泼，成为近代白话文学的先驱。及至今日，佛教在文学与戏剧上仍不断地突破创新，如出版白话经典，以散文方式将艰涩的古文翻成白话；发行佛教故事丛书，以彩色插图来接引儿童；制作佛教电视剧、电影片、卡通、舞剧，将佛教故事搬上银幕；成立国际佛教翻译中心，将现代佛教著作译成各国文字等。凡此，对于佛法的普及与人心的净化皆有助导之功。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宇宙真理就像一部浩瀚磅礴的巨著，所谓“文章有皮有骨髓，欲参此语如参禅；我从诸老得印可，妙处可悟不可得”，如何让大众洞彻无所不在的真理，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正是佛教透过文学的彩笔所要表达的意义所在。

【注解】

[1]沙蓖坦罗（Sakuntala）系加里陀沙所写的剧本，乃采用大事紧那罗女本生、南传巴利本生第七则、《六度集经》第八十三须太罗本生、《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三至十四的故事写成。

[2]义疏学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力，从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学家所写的文章，其段落划分、章节的承转，都可以看出义疏科判的影响。

[3]汉字字音的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据考是受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而成立。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中说：“所以编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平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a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音，英语所谓Pitch　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豆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中国语之入声皆附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三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距离之间虽然有分别，但应分别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本土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谈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

[4]即汉字字音开端的辅音。上古的中国人对于字音的分析不甚注重，到六朝时，由于梵文音理已为一些士人所熟知，因此产生了双声、迭韵的名目，由于作诗押韵的关系，“韵”的研究较早发达，有成部的韵书来表明。但“声”的部分，是到唐末才有“字母”的出现，而这些字母都是佛教的法师所创制的。陈澧《东塾读书记》说：“自汉末以来，用双声迭韵切语，韵有东、冬、钟、江之目，而声无之，唐末沙门始标举十六字，谓之字母。”郑樵《通志艺文略》和王应麟《玉海》，都著录过守温三十六字母图。明朝和尚真空的《篇韵贯球集》却说唐朝和尚舍利造三十字母，后来守温又增加六个。宋朝祝泌《观物解篇》所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曾提到胡僧了义的三十六字母。“皇极经世声音图”上官万里注也说：“自胡僧了义以三十六为翻切字母，夺造化之巧。”虽然有这么多歧异的说法，但字母是佛教法师所造是毫无疑义的。

[5]即拿两个汉字注一个汉字的音，上一个字和所注的字声母相同，称为双声；下一个字和所注的字韵母相同，称为迭韵。上一个字要声母，不要韵母；下一个字要韵母，不要声母，把上一个字的声母和下一个字的韵母拼在一起，就是所注之音。据考，在汉哀帝以后正是佛教传入的时候，学梵文者在学习拼音时悟出了反切的道理。

[6]所谓等韵，依赵荫棠在《等韵源流》中的解释：“何谓等韵？简言之，就是音表，音表中有格子，每横格算一等，每等中所填的韵字，就是每音的代表。我们若把这种音表练习熟了，不惟知道韵书的韵字属于何纽，而且知道他们的洪、细，这本是许许多多的反切的以简驭繁的方法，所以吾友魏建功先生说他是练音表。”至于等韵的产生，在张世禄的《音韵学》里有如下说明：吾国自古来讲音读的方法，由双声、迭韵而为字母和韵母，由字母和韵母构成了等韵表，无非是要说明反切之理。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云：“反切始于魏世，在双声、迭韵之前。双声、迭韵始于六朝，在等韵之前。由反切而为双声、迭韵，由双声、迭韵而为等韵，渐推渐密，皆以明反切之理，故等韵之学，为反切设也。”案双声、迭韵之名虽起于六朝，而双声、迭韵及反切之理，自古已具。到了汉末以后，印度梵文拼音学理输入中国，于是发生反切，发生韵书及字母。应用等、呼和字母和说明反切，就产生了等韵之学。陈澧等谓：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但有反切，无所谓等韵。唐时僧徒依仿梵书，取中国三十六字，谓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国反切、韵书为四等，然后有等韵之名。溯等韵之源，以为出于梵书可也。至谓反切为等韵，则不可也。反切在前，等韵在后也。其实等韵学不过是进一步应用字来讲明韵书上之反切罢了，是由切语之学所变而成的。所以我们要推迹等韵学的来源，自然要讲到反切和字母。

[7]指梵语中名词、代名词与形容词语尾的八种变化，即体格，今称主格，“是”之意。业格，今称受格，“把”之意。具格，或称作格，“依”之意。为格，或称与格，“为”之意。从格，或称夺格，“从”之意。属格，今称所有格，“的”之意。于格，或称依格，“于”之意。呼格，又作呼召声，“啊”之意。

[8]系就梵语复合词的六种合释加以明示解说。六合释，即：依主释、相违释、持业释、带数释、邻近释、有财释。

[9]佛教东传中土，继经典大量传译之后，佛教徒更致力于佛法的普及，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裁，并配以通俗音乐吟唱，此种讲经法会称为俗讲。盛行于唐朝、五代。

[10]变即改变、改写的意思。取材于佛教经典中富于神变的记事，并加铺叙改写，使其通俗生动而适合教化民众的文章，称为变文。

[11]系一种由唐代变文直接衍生的讲唱文学。约产生于宋元之际，而流行于明清。宝卷的结构内容与变文大同小异，大多采用通俗易晓的语言，配合音乐，加以讲唱。叙述佛教故事的宝卷，甚受民间的欢迎。

[12]明清时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曲艺。以鼓为主伴唱的演唱形式，有说有唱，一说鼓词为大鼓的旧称。现在也有人把各种大鼓的唱词称为鼓词。

[13]系将故事编为韵语，有道白、曲词，用弦索乐器伴唱的讲唱文学，流行于南方的为弹词，流行于北方的为鼓词，源于宋、元，盛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