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农林生产提供民生所需，二者之间息息相关，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佛教除了在丰富人类精神文明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之外，和农林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对农林业的发展，始终发挥着无远弗届的影响与贡献。

佛陀时代，印度僧团借着托钵乞食而行化，佛陀虽然不事农耕，却将耕种的真义彰显无遗。根据《杂阿含经》记载，有一次，佛陀在游行教化途中遇到一位农夫质问他耕田下种法，佛陀以偈回答：“信心为种子，苦行是时雨，智慧为犁轭，惭愧心为辕。正念自守护，是则善御者，保藏身口业，如食处内藏。真实为其乘，乐住无懈怠，精进无废荒，安稳而速进，直往不转还，得到无忧处。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佛陀以正视人生的老农自居，善耕心田，并期望众生皆获菩提道果。佛教因而开展出敬田、悲田、恩田、福田[1]等思想。

佛教传入以农立国的中国，由于文化背景、风俗民情的差异，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禅生活，晋代道安大师初出家时，即经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到了唐代百丈禅师，其树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坡”作务精神，更具代表性。其他如黄檗开田[2]、仰山除草[3]、桂琛筛谷作米[4]、布袋插秧[5]等禅宗公案，以及“冬瓜直优侗”[6]、“出草入草”[7]、“黑豆勘定”[8]等禅门用语，皆与农林有关，在在显示出丛林生活教育和农禅作务的紧密关系。甚至发展到后来，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更设有专门管理农圃及庄园的园头和庄头等职务，僧众自行垦田耕种，自给自足，奠定寺院经济的基础。

此外，中国农业在历代高僧大德躬行履践下，开垦出许多新的耕地，例如南泉普愿禅师在池阳南泉蓑笠饭牛，开垦荒野为良田，达三十年之久；安岩山华严院院主无尽，在蓬道奥山北的马迹开辟废田八百亩；山西普济寺院主清弁法师，四十年间兴废起弊，垦山田，造水硙，嘉蔬有圃；象山县蓬莱山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唐代佛日普光禅师，芟芜除草，将一千亩海埔地辟为良田；天童寺因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等。由于寺院农业的发展，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营格局，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以较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耕种。这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但提供农民就业机会，对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都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魏时，僧官沙门统昙曜奏请北魏文成帝在州镇设立“僧祇户”[9]制度；唐宋时，寺院丛林运用水力附设碾米厂、磨坊[10]；宋朝时，维溪、师振、养誉等法师兴建水利，灌溉农田[11]；乃至园圃种植业的发展，经由中外僧侣的弘法交流，成功地把菠菜、新罗茄子、胡桃、胡椒、胡萝卜、波罗蜜、贝多树等新植物品种引进中国，同时创新园艺技术[12]。尤其，据传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时候，曾携带粮食及蔬果种子百千种，并教导藏人纺纱刺绣的方法，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日本学僧到中国学习佛法归国时，也喜欢将中国的农林产品带回日本，其中尤以茶种最受欢迎。直至今日，茶道成为日本的国粹，喝茶更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初佛教僧侣的推广与传播，可说是最主要的因素。

“青青翠竹无非妙谛，郁郁黄花皆是般若”，森林是提供修道者冥思修行的好地方，当初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即在雪山的苦行林修行六年，锤炼心志。佛陀成道后，教化之初并无寺院道场，佛陀带领弟子沿途行化，森林成为出家人栖息之所，夜晚则宿于树下禅观冥思，精勤修道。直至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于迦兰陀竹林建“竹林精舍”供养佛陀，始有寺院，最初称此寂静林地为“兰若”，传入中国后则称为“丛林”。

丛林一般建筑在幽静的山林僻野，所谓“深山藏古寺”、“天下名山僧占多”，历代僧侣利用荒山隙地培植林木，建筑寺院。例如：隋代智大师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国清寺等十二座道场、北魏佛陀禅师于河南嵩山营构少林寺、东晋慧远大师于江西庐山辟建东林寺、清朝宗仰上人于南京摄山重建栖霞寺，以及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等。森林孕育佛教的发展，而寺院道场的清净庄严，也为国家社会带来丰富的观光资源和财富。

此外，佛教对森林的贡献，可以从佛经中得到印证。如《阿弥陀经》中的七宝行树，呈现的是一幅清凉苍郁的森林景致，而阿弥陀佛俨然就是一位森林的保育专家。过去中国的佛教寺院，早已知道森林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在唐代，泗州（今安徽省泗县）年年都有水害，开元寺高僧明远法师与郡守苏遇等谋划在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种植松、杉、楠、桧等一万株，消除水患，造福百姓。

随着时代的发展，18世纪后，由于工业革命，急遽开发，森林资源遭到空前的掠夺，根据美国的一项数据统计显示，自1970年至1995年，世界上有将近三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植物被砍伐，上千种动植物已经在地球上消失。对于生态保育的呼吁，印度诗圣泰戈尔于20世纪初倡导森林文明，有识之士也提出生态伦理学[13]，佛教更从教义上平等看待一切众生，《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山川草木悉皆成佛，不杀故不滥砍，不偷故不盗伐，僧侣对山林的保育，植树造林，可说不遗余力。

总之，佛教之于农林，不仅在外相上开垦农地，推展农业，以及在开发、保育森林等方面多所贡献，尤其佛教惜福爱物的思想，培养农民勤俭感恩的美德，并藉由播种耕作的经验，以植物的种子引喻种子识[14]，阐明因缘果报的定律，佛陀也常借用农林引喻说法[15]，对农民精神上的鼓励安慰、道德观念的提升与教育，尤其发挥了莫大的影响，这正是佛教对农林生产以及社会人心所作的重要贡献。

【注解】

[1]可增长福德之田。凡敬侍佛、法、僧、父母，悲悯贫苦者，都可以获得福报功德，犹如农人耕田，能有收获，故以田喻之。

[2]有一天，大众“普请开田”回来，百丈禅师说：“开田不易。”黄檗回答：“这是大家干的活儿。”百丈又说：“辛辛苦苦！”黄檗又答：“争敢辞劳！”百丈又问：“开得多少田？”黄檗即作出锄田的动作。百丈厉声喝斥，黄檗便掩耳出门。此公案意谓，百丈禅师考验黄檗于开田上对佛法的体验有几分，黄檗表示住于锄头的当下，何劳师父再婆婆妈妈呢！

[3]有一次，仰山禅师扛着锄头从外面回来，他的老师沩山禅师就问：“你从哪里回来？”仰山禅师回答：“我从田里头回来。”沩山又问：“田里还有人吗？”仰山一句话也不说，轻轻把锄头放下，叉手而立。沩山禅师笑了，又问：“南山有人刈除新草吗？”仰山禅师不答话，拿起锄头就出门去了。这则公案里，仰山把锄头放下了，表示一切都在这里，心里也没有负累了。沩山禅师再问：“南山还有人除草吗？”表示还有工作未做，也就是有理事待观照，还未圆满，还不到放下的时候，所以仰山就默然拾起锄头又去工作了。禅，有时候是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来表现的，不是用言语来巧饰的。

[4]唐朝地藏桂琛禅师，有一天在田中莳草播种的时候，来了位云水僧，禅师就问他：“从哪里来？”云水僧回答：“从南方来。”禅师一听是从禅学兴盛的南方来，于是又问：“南方的禅法怎么样呢？”云水僧回答：“商量浩浩。”意思是说南方研究禅学的风气很盛，大家热烈讨论着。但是禅师却说：“那也不坏，只是不如我在这里耕田播种，筛谷作米，让大家都有饭吃。”云水僧心里纳闷：“禅师怎么不看经，不坐禅，只做一些芝麻琐碎的农务工作呢？”于是就再问道：“和尚！您既不从事研究教化的工作，那么您自身如何出离三界？又如何去救度众生呢？”观察敏锐的桂琛禅师机锋灵敏地回答说：“你所谓的三界究竟是什么东西？”禅师住在三界中，照样吃饭穿衣，睡觉拉屎，却不受三界的物欲所染，是住而不住，不住而生其心的当下肯定，自然非云水僧心外别求出离三界所能相比。

[5]相传唐朝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时常背着袋子在社会上行慈化世，也常荷锄戴笠下田耕作。有一天，当他跟着农夫一起在田里插秧时，心有所感，便吟出了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意思是说，虚怀若谷、谦冲自牧地低头退步，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观照到自己的本性。

[6]比喻一个人虽然耿直良好，但不够圆熟。

[7]表示佛道的修持，除了要向上把握佛法的第一义谛之外，还要倒驾慈航，接引广大的众生。

[8]贬讽有些人执著经典字句或仅依文献研究的态度，就像计数黑豆一般（白纸黑字有如碗里的黑豆），不得解脱。

[9]每逢岁丰，由人民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今的佛教会）六十石的谷子，以备饥荒时赈灾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为“僧祇户”，其所缴交的谷子则称为“僧祇粟”。这些僧祇粟储存下来，若遇荒歉之年，则赈放饥民以应急用，待丰年时再归还，平时则加以活用，作为融通农民经济的基金。这是为救助农民而设立的社会福利制度，类似隋、唐、宋时的义仓、常平仓及青苗法及现代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在当时甚受欢迎，是佛教辅助国家的一种社会慈善事业，对于济助当时农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

[10]唐宋时，寺院丛林因靠近山川之便，运用水力附设碾米厂，因此得以大规模经营碾米业，如明州天童寺；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甘肃麦积山胜仙院、崇果院等，及长安、洛阳的各大寺院，都有碾硙的设置，甚至连敦煌地区亦有碾硙的经营。此外，寺院也与碾户合作，从事磨坊、油类的制造。由于寺院碾米业与制油业的发展，对于提供农民就业机会及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都有莫大的帮助。

[11]宋朝时，“维溪法师曾在福州长乐县绵亭洋以九年的时间截十二脉小溪，筑堤八一〇丈，灌溉农田四十顷；师振法师发起劝募，再于香严上下洋筑堤九百余丈，灌溉的农田达二十余顷。元祐四年，灵德县赤鉴湖，由里人林圭和灵泉寺养誉法师修建三十丈长的泗洲桥，筑宽二丈之堤两里，可灌溉农田三百多顷，诸如此类建设工程，对农业的推展及造福乡梓实是功不可没。”

[12]寺院园圃的种植业对农业的贡献，主要在新植物品种的引进培植以及园艺技术的创新，包括采用药物养根和控制湿度和温度。例如唐代长安西明寺僧侣在寺院中布置了类似江南的环境，以盆池试验种稻。方法是在莲盆里铺上土，使之保持半干半湿，然后分畦种稻，再借助树木垂荫，使莲盆四周阴凉湿润，居然试种成功。药物养根，油幕覆盖和人造特殊环境，如盆池种稻等，已具有现代实验室培育植物的雏形，是佛教在农业园艺学和作物栽培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13]生态伦理学是以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人应该对自然讲道德，也就是生态道德。

[14]即佛教讲人的八识田中储藏有无数种子，这些“种子”有生一切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诸法的功能，如同植物的种子，具有产生一切现象的可能性一般，以人的善恶行为以及生命流转的循环即以种子为譬。种子遇缘，就产生色心一切万法，这些显现于眼前的有为法又以种子的形态回熏到八识田中。像这样“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的因果循环原理，正好说明我们每一期生命八识田中的种子是自己播下去的，是每个举手投足、起心动念的回熏，自己也就是让种子在经验世界中次序不乱地起现行的农夫。因此，一切的善恶果报都是自己造作的结果。所以要把握每一个心识种子起现行的当下，借着熏习正法的因缘创造美好的未来。唯识宗的“转识成智”，禅宗的“心内求法”、“活在当下”，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15]佛陀以农林引喻说法，以达到教化之功。例如以旷野沙碛的大树王，因根得水，而枝叶繁茂，花果丰盛，喻吾人应以大悲之水饶益众生，才能成就诸佛华果；用葛藤缠树，致树枯死，喻众生被爱欲缠绕，就会失落道念；用芬芳的瞻波花或栴檀木，喻戒德的馨香远播；用微小的尼拘律种子能长成大树，喻小小布施能得广大果报；用芥子投锋针，喻佛出世乃难遭难逢的盛事；用庵萝树的种子在萌芽时，须突破坚硬的表壳，喻真心本性必须破除烦恼的障碍，才能开显出来；用芭蕉树长了果实便会坏死，喻人贪受利养，就会道德堕落。凡此皆是佛陀取譬善巧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