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清照结婚的第二年，宋徽宗开始清算“元祐党人”了。所谓的“元祐党人”，不是一个党，而是指以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因司马光在元祐年间执政而得名。这些“元祐党人”大多反对王安石新法，但他们之间并没有要拉帮结派的主观动机，更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名单，基本上就是皇帝认为你是，你就是了。宋徽宗和他身边的著名奸臣蔡京认为，这些“元祐党人”是会不利于皇帝的统治的，所以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打击。蔡京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由宋徽宗亲自题写碑额，把被打倒的“元祐党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算是做成铁案。

在后人看来，“元祐党人”都是和苏轼一样的人，是清流君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字上了“党人碑”，甚至是一种光荣。但对于当时活着的人来说，名字上了“党人碑”，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不出意料，性情刚正且与苏轼过从甚密的李格非上了“党人碑”，被打成“奸党”。

与此同时，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却一路高升。甚至赵明诚都在这时候出来做官了。看起来，赵家是坚定地站在皇帝这一边，不准备为“奸党”说话，也不准备为亲家说话的。这时候，李清照一定非常难过，也非常不安。

这时候的李清照，做了一件男性士人喜欢对上级做的事：上书。上书的对象是她的公公。她劝说公公，要顾及人伦亲情，不要为朝堂上说不清的事，与亲家为难。这件事，李清照做得很有书生气质，也显得很有见识。可她还是太年轻了，毕竟还是大学低年级的岁数，所以会幼稚地以为，一封言之有理、文采飞扬的书信，真的可以动摇大人的决定。赵挺之当然没有理会她。

又过了一年，朝廷对“奸党”的打击越发严厉。皇帝下旨，宗室不可以和“奸党”家属通婚，已经定亲的也要取消。赵明诚恰好是赵家人，李清照恰好是“奸党”的女儿，这道残酷的圣旨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李清照虽然已和赵明诚成亲，但他们的婚姻只有短短两年，也没有孩子，如果这时候赵家为了避免麻烦，不再承认这门婚姻，也只能算是奉旨行事。

就在这时，李清照离开了赵家，跟随父亲回到了济南老家。我们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赵明诚跟李清照说了什么，给了她什么样的承诺。这对夫妻的第一次离别，不是丈夫出远门，而是妻子出远门。这不是普通的游学游宦所致的离别，很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离异。

放在今天，二十岁的大学女生是何等娇嫩敏感！男朋友少接一次电话，考试成绩一次没达到优秀，都会令她们忧心忡忡、胡思乱想。同样年纪的李清照，却承担着那么大的压力。她的父亲在政治上受到最严厉的禁锢，完全看不到平反的希望。她的婚姻也被朝廷禁止。她的爱人如果忠于她，势必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她的爱人如果想要背叛她，却是再容易不过的。她今生还能回到爱人身边吗？如果不能，她也许要就此孤独终老，陪伴着终身不再被起用的老父亲。她完全无从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做任何努力，只能指望丈夫的爱情。在最容易焦虑的青春年华，李清照落入了非常值得焦虑的处境。

那首著名的《一剪梅》写的也许就是这样的心情：年华空度，转眼又是秋天。我换上便利的装束，坐上童年撑过的小船，到家乡的湖面泛舟。我那如隔云端的爱人，什么时候才能再给我写信呢？大雁又飞回来了，他的音信却没有回来。飘零回乡的我就像落花，变幻无常的世事就像流水，无情地将我载向未知的命运。远方的爱人也在思念我吧，他的心也仍然是和我一样没有改变吧？这种忧虑的心情怎么才能排除呢？我控制自己不再皱眉头了，但是那份沉重却压上了心头。

这凄美的诗篇，诉说的不仅是爱情的绝望，也是青春的彷徨与对人生的焦虑。

幸运的是，这种令人焦虑的闲居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元祐党人”就平反了，“党人”与宗室的婚禁也就不存在了。李格非又回到了汴京，李清照自然也跟随父亲回京，与丈夫团聚。第二年，赵挺之和李格非都去世了。李清照随赵家迁居青州，与赵明诚重新过上了琴瑟和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