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州谪居五年后，事情有了转机。先是苏轼被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苏轼在告别黄州时写的诗词，也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喜气。

赴任之前，苏轼到金陵拜望了已经归隐的王安石，这位挡在他人生之路上近三十年的老人。意外的是，两人谈得似乎很投机，苏轼在此之后还和了王安石的很多诗。也许，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差异。

紧接着，宋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重新起用因为反对“新党”而被打击的士人。苏轼本来就是仁宗看上的“国士”，又曾经受过“新党”的迫害，简直是最理想的提拔对象了。所以苏轼一下子升官很快，先是恢复了太守职位，官阶直接升到了礼部郎中，马上又被召回京，做了中书舍人，成了皇帝身边最亲近、说话最管用的幕僚。很快，他当上了翰林学士，并同时出任知制诰，官居三品，为皇帝草拟诏书，变成了最有话语权的士大夫之一。他一直以来就声望很高，现在可以算是清流的首领了。这是苏轼一生中最荣耀的官职，自此，人们便尊称他“大学士”。苏轼终于拥有了士林领袖的地位，开始有了一点走向宰相的意思了。

当然，哪有那么容易就让你做宰相的。这时候又有人出来说，可不能让苏轼做宰相啊，他就是个文人，只是诗写得好、崇拜者多而已，要是让他当了宰相，只怕又是一个王安石。这时候，人们只能看到苏轼青云直上，只看到他的文采风流，而完全忘记了他在乌台诗案之前，曾经是多么出色的地方官，也忘了王安石曾经那么多年不看好他。

这时候，王安石的对立者司马光出来执政，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说，咱们把王安石的新法一律废了吧？这时候，苏轼本来可以老老实实跟在司马光后面，说王安石就是十恶不赦，可是他偏偏又出来说，也不能都废了，好的还是要保留的。他甚至还在朝堂上跟司马光吵架，实打实地生气，回家悄悄骂司马光是“司马牛”。这么一来，苏轼又变得不那么正确了，更坐实了他又是一个小王安石了。所以苏轼自己也说，我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真正的君子，一定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因为党争的双方不可能有谁是绝对正确的，其对立面也不可能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真的是从事实出发，那么必然是看着你也有错，他也有错。而且已经被打倒的一派是不用说的，要说就是说当政的一派有什么错。只有党同伐异的小人才会说，我们就是什么都好，他们就是什么都不好。儒家向来讲究“中庸”之道，其实就是既看到你的不好，也看到他的不好，看你过分了就说说你，看他过分了就说说他。有人以为，“中庸”就是老好人，谁都不得罪，其实“中庸”是谁都得罪。苏轼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无非是在践行儒家君子的中庸之道。

虽然有些不和谐的杂音，但苏轼在这段时间总的来说还是很得志的，官阶不断地升，时不时继续出去做做太守，那也完全不是惩罚，甚至没有贬抑的迹象。他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君子都来亲近他，小人也不得不巴结他。

这个时期，苏轼应酬很多，因而写诗也很多，但是出彩的不多。一个人如果没有未达成的愿望，是写不出一生最精彩的诗的，即使是天才也不行。不过，这时候，苏轼的诗词已经写得很精致了，已经把诗词的技巧用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