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王安石也下野了。“新党”中的小人掌控了政局，利用当时的监督机构御史台，以写诗讥刺朝廷的罪名弹劾苏轼，把他抓进了监狱。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这个案子叫“乌台诗案”。苏轼遭到了十分严酷的对待，堂堂一州太守，被当成鸡犬一样从任上拉走，完全斯文扫地。进了监狱，先问他五代之内有没有赦书，意思是有判死刑的可能。

这件事引起了全国震动。要知道，“不杀大臣”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一直得到严格贯彻。现在，仅仅为了几首诗，皇帝就要杀掉一位众望所归的“国士”吗？这简直是动摇国家的根本。连太皇太后都跟宋神宗说，这可是仁宗皇帝特地留给子孙的宰相啊，我有病你也不用大赦天下，赶紧把苏轼放了是正经。最后，神宗还是没敢杀苏轼，只是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史。

这件事对苏轼的打击很大。有人可能觉得，他不是没死吗？他受到了什么打击呢？他在监狱里挨打挨骂了吗？他们也许不会理解，苏轼在乌台诗案以前一直是命运的宠儿，他从小最坚定的信仰就是儒士要担当家国天下，而皇帝是会尊崇儒士的。他坚信有一天，这个国家要指望自己，他是那种敢跟王安石这样的大佬甩脸子的人。而乌台诗案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只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被杀掉的人，在皇帝眼里，自己未见得比那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重要。他是一个最骄傲的人，却被打碎了骄傲，这份痛苦足以重塑一个人的性格，让他重新思考这个世界。苏轼不会因此认可那些卑琐的观念，这时他的反应就是心灰意冷，不是对世界，而是对自己失望。在后半生中，“灰心”这个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诗里。

苏轼被贬到黄州，官阶仍然没有大变，但是这回加了一条，“不得签署公事”。也就是说，他虽然还保留着官员的待遇，但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是作为待罪之身，交由地方长官看管。所以，苏轼在黄州是不可能像在杭州那样做事的，这就不是正常的迁转了，而是一种惩罚。

苏轼从监狱出来，以及贬谪黄州期间，诗写得少多了，但是写得好多了。写得少了，是因为少了很多与其他官员之间的酬赠之作，暂时没有这个必要了；写得好了，则是因为他的心灵在经历痛苦的挣扎。他的词写得比以前多了，也写得好了。因为那时候的词还不是用来酬赠的，还完全是自发的创作。写得多了，就是要说的话多了；写得好了，也是因为内心痛苦。

自古以来，贬谪就是诗人创作爆发的契机，也是他们推动文体前进的契机。在达到一定艺术水平之后，一位诗人集中地、高水平地创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很痛苦，无论他表面装得怎样云淡风轻。而一位士人最有可能遇到的大的痛苦，就是贬谪。黄州阶段是苏轼词学大爆发的阶段，说明这也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借助苏轼个人的爆发，宋词至此摆脱了“伶工”的阴影，成为真正的士大夫文学。

在黄州的时候，苏轼经常写自己过得很快乐，写自己又吃到了新的好吃的，写自己喝多了酒随便一躺。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这是他在骄傲被击碎之后，所能留住的最后一点骄傲。既然我对皇帝并不重要，那么我就要快乐给你们看。如果我这时候悲悲切切的，就是承认你们夺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就代表我向你们屈服了。这样的快乐，也不需要天才，需要的只是骄傲。

苏轼的黄州词，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有人说，词人需要苦难的成全。苦难赠给词人的礼物不是悲情，而是**，绝望之后的**。或许只有这样，词人才能踩到乐府之神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