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不是每个大佬都那么喜欢苏轼的，比如王安石。

今天我们知道，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同列“唐宋八大家”，是比肩的巨人，实际上苏轼是他们的后辈。苏轼考科举、做小官的时候，王安石正是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苏轼在王安石面前是没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的。

苏轼考科举的时候，王安石就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呢？不是因为苏轼这个小孩子哪里得罪了王安石，也不是因为王安石是坏人。只不过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什么事都喜欢独出己见，老有跟周围人不一样的看法。王安石大概觉得，你们都说这个年轻人好，我可不看好他，我比你们都英明，我能看出他的毛病来。

那么，当时的苏轼有没有毛病呢？

王安石说，这个年轻人的文章都跟《战国策》似的，要是我主考，我就不录取他。苏轼一辈子写文章汪洋恣肆，文气很盛，确实像《战国策》，这一点，王安石看得也很准。可是，《战国策》有什么不好呢？这为什么会被当作苏轼的毛病呢？

《战国策》里的辩士对策，都是很浮夸的，经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气势压人，有诡辩的因素。王安石是在说，这个年轻人太浮夸了。你们觉得他好，是被他的文气镇住了，其实他这文章里头有故弄玄虚的成分，好多内容都是诡辩。平心而论，这些毛病，苏轼是有的，特别是在早期表现得更明显。王安石看苏轼的缺点，也是一针见血的。当然，是否应该因为这个缺点把一个年轻人置于死地，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苏轼回京任职期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当时，跟苏轼年纪相仿的青年官员纷纷积极参与到变法中来，只有苏轼显得异常安静，仍然埋头做他的言官，没有跟王安石合作。抱负不凡的他，一定觉得这不是自己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苏轼三十四岁的时候，王安石的变法波及了科举领域。王安石要彻底废除诗赋考试，只考策论，这意味着，人才选拔将不再考虑君子的风度修养，只考虑处理实际事务的施政纲领。王安石的这项改革确实是太激进了，并不符合人才选拔的实际。一个年轻人仅仅在头脑中有一套施政纲领，而没有君子风度的保证，其实很难算是高级的人才，他不仅有可能做坏事，更有可能做蠢事。作为言官的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提议。宋神宗采纳了苏轼的意见，驳回了王安石的主张。这一年，苏轼作为考官，给国子监的学生出的考试题目里，也有讽刺王安石的意思。这是苏轼作为一个年轻的清流官表达不满的方式。

两年后，苏轼离开京城，到杭州去做通判。按照制度，京官外放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他们的原有官阶会保留，一般还会升一点；到了地方上，他们都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在老百姓眼里，仍然是了不得的官老爷，同时又没有了在京城的某些压力。所以，京官外放本身也不是一种惩罚。

苏轼做的通判就是杭州太守的副手，等于是见习杭州太守，杭州本身也是好地方，他到了杭州，过得是很逍遥的。杭州有好多好吃的，他在杭州也有很多朋友，天天都在吃吃喝喝，吃得都烦了，以至于他说，杭州是“酒食地狱”。当然，没朋友的人到了杭州，也是不会有这个待遇的。

但是，对苏轼这样被期许为未来宰相的人来说，离开京城，不能留在皇上身边，就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所以，这样的京官外放，往往有着微妙的政治背景。外放的一方一段时间内暂时不能有什么作为了，因此对于重要的青年官员来说，外放是一种贬抑、一种挫折。只不过，这还算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贬抑，没有撕破脸，因为他原有的官阶仍然保留着，哪天皇帝又喜欢他了，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给他升官，装作无事发生，就当是放他过了一段清闲日子。

苏轼大概也是觉得，王安石当政的时候，自己在朝中不可能有说话的份儿了，所以还不如出去逛几年，逍遥一阵子。这次离京，苏轼有点落寞，但跟后来被贬谪时的心境有着本质的不同。落寞之余，他还是有理由快乐的。

在杭州，他写了好多诗，写他的逍遥，这逍遥是真的，只是逍遥里面透出了一点落寞的背景色。他的词在这时候也很有长进。他在杭州跟老前辈张先有很多交往。张先是比较早地把柳永的词风引入士大夫的创作中来的，是从柳永到苏轼的一个过渡。苏轼打破过去花间词系统的格局，开创他自己的那种疏朗的词风，正是从在杭州的时候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张先的影响。

当然，光靠前辈教，是教不出一个伟大词人来的。填词的长进是需要契机的，写出人生第一首好词需要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一定不能是志得意满的，失望、落寞、一点点的放逐感，可以帮助词人写出属于自己的词。苏轼在杭州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的。词人有时候会写自己是快乐的，但是写词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其落寞。

落寞归落寞，苏轼在杭州并没有闲着，他为杭州人民做了很多实事，比如“苏堤”就是这时候修的。这些政绩充分显示了苏轼的才干，也说明文学才华和政治才能是不矛盾的。

三年任满后，苏轼从杭州去了密州，正式做了太守。离开了张先，他还是在继续写词。他的落寞依旧，而下笔越来越自由，他的豪放词风在密州正式形成了。从密州出来，他又去过徐州、湖州当太守，一路写诗填词，一路逍遥，也一路做实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笔越来越老到，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苏门四学士”先后来到他门下，与他共同切磋诗文。外放的日子里，他不能在朝廷中实施自己的主张，但是这不妨碍他积累声望，对于未来的士林领袖而言，声望才是最宝贵的。不知不觉，苏轼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

在去湖州的路上，苏轼到扬州瞻仰了欧阳修写过诗的平山堂，缅怀他的恩师。老师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但到现在为止，好像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平山堂下，苏轼不知想了些什么，是怀念当初恩师对一位少年的庇护，还是向恩师诉说心中的不平？最后，他还是将一切付与淡然一笑。

然而，他不知道，现在的日子还算是好日子，一场灾难正无声地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