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得志(1 / 1)

自从做上忠州刺史之后,白居易迎来了一段快速升迁的日子。

四十九岁的时候,白居易回到长安,做上了尚书省的司门员外郎,很快被擢升为主客郎中,代替牛僧孺承担知制诰的差使。知制诰是负责起草诏令的,是文官系统中最有权势、最为荣耀的职务之一。一个清流文人做上知制诰,是他受到皇帝重用的典型标志。此时白居易心里一定是非常感激,想有一番作为。

不过,一个诗人怎么好意思写诗说自己心里美得冒泡呢?他偏要找点什么理由言不由衷一下,说自己过得并不如意。古代的官阶和差遣是分离的,官阶是你的待遇,差遣是你的实际工作。白居易这时候的差遣官很高了,但是官阶暂时还没升上去,还是六品,说起来比忠州刺史还要低一品。地方官的官阶一般比他在官场上的实际地位要高一点,说这个地方官“相当于”朝中的什么官,往往是“相当”不了的。一般京官调成地方官,官品要升一点;地方官调成京官,官品要降一点。地方官入京降一点官品,不仅不是惩罚,反而是值得高兴的大喜事。

忠州刺史可以穿红袍子,他当这个官反而不能穿了,所以,他回京的时候要把红袍子脱下来。那么,是穿红袍当忠州刺史好,还是穿绿袍当知制诰好呢?当然是后者好了!所以,白居易这时候脱掉红袍,脱得是特别高兴的。但是他偏偏要写一首诗说:你看,我连红袍子都脱掉了啊,连腰上的银鱼符都收走了,孩子都哭闹着不干了啊。其实,孩子懂什么呢?光看红袍子绿袍子,那是小孩子的心理罢了。白居易这么说,其实是升了官还在这里卖乖,我们不要被他骗过了。一年后,他升了官品,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真正有含金量的红袍。

虽然卖乖,白居易还算是不避讳写现实中的功名利禄的。他不无自得地写,自己怎样在宫禁中的办公室,对着紫薇花写诏书;自己怎样转为上柱国,怎样扬眉吐气。这时候他写下了很多游戏之作,与年长于他、诗风与他迥异、经常显得太过严肃的韩愈韩阁老开开玩笑,有时候也与小女冠、小尼姑开开玩笑。

不过,白居易很快就发现在朝中身居高官也没什么意思。这时候的唐王朝正在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朝中则是朋党纷争。白居易在几件事情上都受到挫折,感觉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特别是这时候日益浮出水面的“牛李党争”,更是令他厌倦。所以,在五十一岁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去做刺史。他这一去,倒是避开了“牛李党争”最激烈的阶段。

杭州是个好地方,白居易以尊贵的身份来到杭州,并非贬谪,而是主动逃避朝中纷争,过得很惬意。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的好友元稹这时候到越州做了刺史,与他书信往来十分方便。这段时间,他与元稹互相激励,写了很多诗。这时候正是长庆年间,他们写的诗又称“长庆体”。

白居易在杭州的时候,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包括修筑了著名的“白堤”。勤政之余,他还写下了像《钱塘湖春行》这样的漂亮诗作,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此时的愉悦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带着杭州的士民百姓一起写诗。诗歌,成了他作为一方刺史传播儒家文化的载体,这件事也是很有诗意的。白居易在杭州待得很舒服,到三年任满离开的时候,他还写诗表示没待够。多年之后,他还写了三首《忆江南》词,怀念杭州。

在得意的日子里,白居易还是保留着老习惯,喜欢用诗记录日常生活。因为日子过得太好,他这种写日常生活的作品,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未免难于共情,而且有写得太多太滥的嫌疑,不时会露出一点“老干部”的声调。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写法是很新鲜的,是白居易的创造,而这种创造,出自白居易对生活真诚的爱。他在这个阶段作品中的精华,仍然不失为好诗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