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杭州，白居易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但只过了一年，他就犯了严重的眼病，没法再照管郡中的政务了。从这时候开始，白居易就不太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了，他开始隐退，步入了晚年。

五十六岁时，白居易回到长安，做了秘书监。这是一个文坛领袖喜欢担任的职务。这时候已经是文宗大和元年，算是晚唐了，白居易已经是朝中元老，穿上了最高级别的金紫官袍。

这时候的白居易，已经不是那个被寄予厚望、愿意为唐王朝做事的青年了。他不用再做任何事，存在的意义就是做前朝传统和长者权威的象征，只要让大家还能看到他就好，实际上成了苍髯皓首、穿着华贵官袍的“吉祥物”。

五十八岁的时候，白居易辞去了朝中的职务，带着“太子宾客”这样的荣誉头衔到洛阳居住，实际上结束了政治生命。他在洛阳买了一所有水竹园林的豪宅，在那里颐养天年，直到七十五岁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白居易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位长者，与朝中官员和其他退隐的老人唱和酬赠。其间，他经历了挚友元稹的逝世，也接见了诗坛新锐李商隐。

晚年的白居易，是一个生活在晚唐的中唐人，一个真正的“老人”。他代表着旧的时代，却又真实地生活、写作着。他不再从政，写的诗也不再能翻出新意，但他在政治上、文学上又享有崇高的话语权，令年轻人感到压力。他的这个状态持续了二十年，也让白居易给诗坛留下了一个老人的形象。

在漫长的晚年里，白居易写诗自娱。他把他中年拿手的“闲适诗”又捡了起来。他晚年的闲适诗，主要写自己不用上朝、不用出门、衣食无忧的闲适生活。这时候的闲适，是真的闲适，不再有政治上被压抑的落寞。如果还有落寞，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去了，不能再有所作为，年龄给了他最彻底的放逐。

在彻底放逐的晚年，白居易玩过很多文字游戏，写过“何处春深好”这样程式化的组诗，也写过《一字至七字诗》这样的游戏之作。这些作品极度讲究形式，是白居易在娴熟于文字而又百无聊赖的晚年，以写诗为消遣的产物。白居易一辈子写诗都有玩的成分，到最后更是随心所欲地玩诗了。

白居易在晚年，还几次自己编订自己的诗集，找人抄好了，藏在各大寺庙这样保险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他这么干显得有点自恋，因为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干过。当时这么干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因为印刷术还不普及，每一个副本都要靠抄的。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才比之前的人传下来得都多。传下来的诗多，也好也不好，好处是我们今天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他；坏处是传下来的诗多了，又没有经过读者的筛选，平均质量难免就低了。

白居易是早慧的，也是长寿的，这让他有机会足足写了六十年的诗；白居易对诗的态度是轻松的，这让他有机会写了很多诗，写了很多跟前人不一样的诗。他的诗，首先让人耳目一新，很容易觉得心有戚戚，所以赢得了众多的崇拜者和效仿者，加上他的诗数量大、流传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居易成为中晚唐诗坛的“广大教化主”，几乎是实际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在宋以后的诗坛上，“白体”也始终存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诗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