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阳明学在16世纪的发展中，江右地区，特别是吉安府，扮演着重要的关键角色。从第一部诸章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见从阳明学派于16世纪10年代末期成功建构开始，到40—60年代许多地方讲会蓬勃展开且达到鼎盛，或在70年代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政策下，再到张居正去世（1582）后，随着王阳明获准陪祀孔庙后的又一波讲会复兴，江右地区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可以说王阳明若没有江右作为他学术的摇篮，若没有江右士人对阳明学术的拥戴和传承，恐怕无法造就16世纪阳明学的盛况。

江右之所以能够成为明代理学的重镇，除了特殊的历史因缘——如王阳明在江西的主政经历——之外，更有长期的历史渊源。江西的书院建设到了南宋时代已非常兴盛，新建数量在170所以上，著名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均与江西有密切的关系，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并建立其教学模式，对后代理学和书院教育起了重大的影响；陆九渊在槐堂和象山精舍讲学，带出许多门徒，并持续影响江西书院讲学。元代江西书院建设依然颇盛，理学则有吴澄（1249—1333）的草庐学派。到了明初，则有吴与弼、胡居仁（1434—1484）、娄谅（1422—1491）、罗伦等讲学大家。[7]即使从这样简略的学术史描述，我们也能体会江西学术传统对阳明学发展的帮助。特别是阳明学本源于对程朱学的反思与对话，没有对程朱理学的兴趣与知识，不可能欣赏阳明学的精意。因此，除了王阳明个人的领导魅力以及他在江西的事功外，江右的学术背景也确实提供了一群有兴趣、有能力理解的接受者。从这个观点而言，当晚明江右理学家强调江右理学的传统时，并不是凭空捏造虚说，而是有相当的历史根据。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传统”并不是某些一成不变、代代相传、具本质性的事物，或在某些不变的本质之外，进行改变的过程，而是一套始终不能脱离“现在”的处境和观点去对“过去”所做出的诠释与运用。正如Richard Handler和Jocelyn Linnekin所说，“传统”并非全然无关乎“过去”，但却是一不断诠释、再发明的过程，而此诠释虽然指向“过去”，却奠基于“现在”的意义之上。[8]正因为现在之情境与需求，在型塑传统与自我认同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当我们讨论晚明江右阳明学者对传统的发挥时，学者们所身处的“晚明”这个特殊时期是需要被格外注意的。另外，社会认同的形成总离不开一些具有对照和区隔意义的“他者”，而在本文讨论晚明江右学者的认同和学术风格时，同时期的江左文化显然正是那个不可摆脱、不容忽视，且深切影响着江右阳明学发展的“他者”。下面我将首先讨论晚明江右士人所感受到来自江南的压力，再进而讨论江右学者的因应之道。

（一）来自江南的文化冲激

江南在明中叶以后的快速兴起，不仅让整个帝国目眩神移，也深深震撼了江右士人的文化地位与自我形象。晚明江南活络的市场经济，不仅生产了丰富的物品、造就了市镇生活的环境与文化，也从国际贸易中赚进大量的银子，使中国成为当时银存量丰厚之地。这样的经济条件又充分反映在江南人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奢侈的消费风尚、精美物品的收藏、流行的趋向与模仿、审美鉴赏的能力、品味生活的培养等，都产生令人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感染力。[9]与经济实力相配合的，更是在政治学术的竞技场上——以科举考试和进入官僚体制的官阶而言——有同样傲人的成就。[10]江南这些经济、学术、风俗的表现，在在冲击着江右士人从南宋以降逐渐累积的政治和学术优势，也威胁着他们的自信，唤起他们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从科举考试中心的迁移——从江西吉安府逐渐转向浙东宁绍地区——也可以清楚看到，晚明江右士人在科举领域中所承受的压力。[11]

根据何炳棣的统计，江西省在有明一代的进士总人数（2400）居全国第三，落后于浙江（3280）与江苏（2721）。明初第一百年（1371—1472）江西省仍然保持第一名，但是从15世纪开始，浙江、江苏逐渐蹿升，并且把差距拉开，以1539—1604年的进士总数为例，江西有633名，浙江和江苏则分别有1032名、784名。[12]Benjamin A.Elman合并江苏和安徽二省为江南以进行统计，指出明中期以降，江南进士人数以全国16%的比率居冠，浙江以14%居次，而江西的进士比率却明显快速衰退。江西在明初第一百年内为17%，到了15世纪中已降至10%，晚明更降至8%，只有明初的一半。[13]在面对科举重心逐渐迁移到江南和浙东地区时，晚明的吉安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竞争激烈的科举中持续走下坡，且有相当的焦虑感，王时槐的《文昌塔记》对此有清楚的记载：

吾吉人文自宋天圣以来始浸起，至我朝洪永之间，号为甚盛，如庚辰、甲申两榜及第三人皆出吾郡，至三人中得二，则迄于成弘之际犹然。正嘉以后，时得其一，特不数数然耳。盖自国初抵今二百余年，及第第一人十有一，第二、三人各十有一，会试第一人九，进士八百四十五，官至内阁者十，乡试第一人四十有二，可谓盛矣。议者以今科第名位固未尝乏，然大较不逮往昔，岂山川风气升降之数使然，宜有以维植之，乃堪舆家谓郡城东北石屋之山突出，阻峙江流之中，与东岸小洲拱揖对立，若为吾郡砥障。然者盍谋，树塔于石屋之上，足以壮一郡之雄胜，而培未艾之风气，是不可缓。于是乡大夫暨诸乡荐士，请于郡守晓山余公，公欣然曰：吾固当任之。[14]

王时槐说，吉安府从宋仁宗天圣（1023—1031）以后直到明洪武、永乐朝为止，在科举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即使进入15世纪，进士总人数渐渐落后于江浙地区，但获取状元、榜眼、探花的卓优人才仍然十分可观，也有十人官晋内阁。这种辉煌的成绩，到了16世纪80年代已岌岌不保，节节下滑的现象引起本地士大夫的恐慌和议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衰退？如何才能再提升？早在16世纪初的罗玘（1447—1519）已经将之归因于“山川之气”的变化，[15]到了16世纪末，吉安人仍然一筹莫展，只能听从堪舆家的风水之说，决定在石屋山上竖立一文昌塔来改变运势。此塔在官员与地方乡绅的共同努力下，于万历十二年（1584）10月开工，十三年（1585）6月完工，[16]王时槐应邀为此事作记。不过王时槐的记并不仅止于记事情之原委，他随后抒发了他心目中吉安人的真正骄傲，亦即吉安的文化传统。他特别强调科第名位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顶天立地的君子。他又特别推举吉安府的理学名家罗伦、罗洪先、邹守益、罗钦顺的成就，说明这些先贤的人格典范，才是吉安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国朝试举其最著者，如以罗文毅公、罗文恭公魁天下，而后状元始重；以邹文庄公魁礼闱而后会元始重；以罗文庄公魁省闱而后解元始重。非三元之足重四公也，得四公而后三元始重也。[17]

从这个事件和王时槐的记文，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晚明吉安士人面对过去五个世纪以来吉安傲人的学术和政治成就，以及当时江南快速崛起的凌厉气势时的复杂心态。晚明江右士人目睹着自己的乡里从政治、学术实力、经济，到地方风俗都节节由中心滑落到边缘的景况，其心情自是复杂而沉重。然而，他们并未完全放弃重振的信心与希望。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知道江右终于不敌江南丰厚的物质资源与快速的开发，到了清代，在学术-文化-政治的竞技场上远远被抛在后面。[18]然而，16世纪毕竟不同，在当时的吉安人心中，这样的趋势并不是不可挽回的历史事实，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家乡的竞争力正在衰退中，但落后的差距并未严重到使他们失去迎头赶上的勇气，或让前人的成就成为遥远而痛苦的嘲讽，他们仍敢于想望吉安的再兴，且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传统的优越。我们或可说，“传统”对晚明吉安士人而言，虽然构成压力，却不是不能承受的重，许多时候甚至是他们所倚靠的精神和自信的源头，是他们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的凭借。也因此，他们格外需要认识、诠释此“传统”，以期承继而发扬之。这“传统”也因应地担负了凝聚认同、抵抗挑战的功能。从王时槐对吉安文化价值的强调，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努力捍卫江右、抗拒江左的用心。以下这两段引文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在强烈危机意识下，力图自立以对抗的心态。第一段是出自西原惜阴会的会规：[19]

近世四礼不行……一慕江左吴越华靡之风，务为侈艳，且渐习为圆转流动，放达不羁，以为高致，遂使吾吉先辈淡朴淳庞劲直之古意，浸以**失。窃见郡中高贤亦往往怅惜于此，先进之从，固当共图之矣。[20]

第二段出自王时槐的《三益轩会语》：

吾吉郡先辈，人品虽不齐，大概其性质拙而不能巧，方而不能圆，朴而不能华，径而不能婉，实而不能浮者居多，有不然者，则士论讥斥之，固其风气近正，亦先辈以名检相尚而然也。是以其卓然出为名臣，立忠谏死难之节者，甲于海内，可谓盛矣。抑又以见仗节死义，惟拙僻者能之，彼滑稽便儇者不能也，此是吾郡相传旧家法，后来者当思仿慕不可失此意。[21]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江南的士大夫对理学较不感兴趣，[22]阳明学虽也曾盛行于南中一带，但影响的范围与深度都较弱，江南士人倾向讲究高雅品位的文人文化，且以此自诩，这种文人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与道学对立，至少有所区隔。[23]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江南士大夫都能够沉溺、享受这种奢华和精致的文化飨宴，许多江南士人，虽然其生活未必能完全隔绝于此新兴文化活动，但他们对这种快速变化的城市奢华风尚，却时发严厉的批判，早期淳朴的风尚仍是他们所向往的良俗美德，回归礼教制序仍是他们的愿景。[24]然而从上面的引文，我们看到王时槐采取了一种简明的二分法，将江右与江左文化简单化约为“淡朴淳庞劲直”“拙方朴劲实”与“侈艳圆转流动”“巧圆华婉浮”的对比，其间王时槐的价值判断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正是透过这样诠释、区分，甚或虚假建构一些能够区分自我与它者的范畴，属于江右的文化传统才再一次获得阐明，江右文化的优越性也再一次获得宣扬。也正是透过对传统的再诠释与建构，晚明江右学者再次凝聚了他们对于本地的认同感，同时在不得不面对与江南文化竞争的困难态势中，为自己寻得某种定位和发声的位阶。

（二）江右传统的建构

本节主要欲讨论晚明江右理学者，如何透过参与地方志历史书写，以及提倡讲会活动的方式，来诠释、塑造、体现江右的传统，主要考查的对象则是晚明江右重要且深具影响力的讲学领袖——王时槐与刘元卿。需要说明的是，我虽然认为阳明学与地域文化传统结合得最明显的地区是江右，本节也欲凸显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下文讨论有关士人参与编纂方志、书写地方历史、修建祠祀等地方性活动，仅限于江右。事实上，根据包弼德对金华地区的研究，从南宋以降士人书写地方史的现象已颇明显，晚明金华士人的地域认同也颇强，其间当然也有阳明学者（或广义理学家）的参与，但也如同本书第五章指出的，其文化表现和主张也相对更多元。[25]

（1）地方志编纂

虽然中国地方志的编纂起源颇早，可上溯春秋时代的作品《禹贡》，但就文类的体制而言，则成熟于宋代。当时有不少州县官主修州县志书，不仅生产了为数不少的作品，也奠定后代州县志编纂的体制。不过若就数量而言，则以明清两代最盛，现存明代方志多达八百七十余种，且主要是晚明时代的产物。[26]地方官之所以支持地方志的修纂，主要基于政治功能的考虑，亦即方志所记载的各种地方信息，可以作为地方官吏因地制宜施政的重要资鉴。[27]但是除了政治功能外，地方志的编纂工作通常仰赖地方人士的积极参与，此工作也与寻找本地历史、凝聚地方意识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清人李文耀在《束鹿县志》的序文所言：“邑之有志，所以别舆地、辨土宜、考民俗、表士行、彰善瘅恶、信今传后，以垂法守者也。”[28]修史者所强调的民俗、土宜、士行，都具有塑造地方传统、裨益教化的作用。

这种集政治、教化、修史为一身的特色，即使在20世纪的方志修纂中仍然鲜明，薛虹在《中国方志学概论》中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修地方志的意义与目的时，强调其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的紧迫必要性，他说道：“地方志全面系统地、生动形象地记叙当地这些人物及他们的事迹，用大量的事实，深刻的变化，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地人来说，格外亲切，格外有教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志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的乡土教材，在思想建设上有着重要的作用。”[29]晚明方志编纂所传递的意识形态，当然有别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然其所诉诸的手法与目的，则颇有相近之处，均通过有计划地深入挖掘一地的风土、人物、事迹，借着文字的摹写，阐释、建构出属于此地的特殊风俗文化和价值观。尤其地方志书写的文字，通常对当地文化采取一种同情和赞扬的态度，因此也具有凝聚认同的作用，并借此认同之情，达成某种教化目的。我们从王时槐和刘元卿所编纂的《吉安府志》，便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如何塑造吉安的文化传统，以及理学的价值如何镶嵌在吉安风土之中，成为晚明江右人理解传统的重要面向，也可以看到晚明江右理学家最刻意摹写的江右学风之特色。

王时槐和刘元卿，以及同为理学家的罗大竑，是于万历十二年（1584）左右，在吉安知府余之祯的主事下，受邀考辑编纂《吉安府志》。这并不是最早编纂《吉安府志》的计划，据称于明成化年间和正德年间都曾分别修过吉安府的府志，但成果今都不传，嘉靖年间又有一刻本，也仅存残卷。[30]因此王时槐主编修成的36卷《吉安府志》，可以说是最成功，也是至今最早的完整刻本。虽然此编纂工作是属于官修的计划，但是王时槐、刘元卿等人对修史却不是被动或敷衍了事，而是具相当自发的热忱，且有意识要整理自己乡里的历史。此由下述事情可见：在编纂府志的过程中，由于内容取舍上较严，不可能将所有考辑的材料均收入，王时槐便鼓励刘元卿继续修一部安福志，后来刘元卿果然参考旧志，又加以补采详备，著成一部名为《福乘藏稿》的安福志书，此书也成为后来《安福县志》编纂时的重要根据。[31]

王时槐等人如何在《吉安府志》中型塑吉安的传统？我想最清楚可见的是，他们对吉安风土的书写，他们特别说道，自古记风土者常强调疆域和土产，但他们认为这都不是重点，略言之即可，他们所要选择详论的则是“民风”，因认为学术和民俗等人文特色才是吉安最重要的文化资产。[32]他们在风土志的书写中特别强调三点：一、吉安民风之质淳；二、吉安府历代先贤的治学风范和特殊行谊；三、阳明学和吉安的密切关系。所谓：“吾吉尤以名臣忠节理学称盛海内”，[33]即清楚标举出质淳民风、忠臣气节、阳明理学为吉安文化的基调，也是吉安最值得保存和发挥的传统精神。

更详细地看，关于吉安的质淳民风，《风土志》中特别盛赞吉安的家族教育，因为吉安家族世代遵礼而行，才能达到“家范肃于刑律，乡评严于斧钺”，流风遗俗颇类上古淳正之风的地步。[34]此与上文所引王时槐称赞吉安先辈“淡朴淳庞劲直”，性质多近“拙方朴径实”的端正古风，如出一辙。关于吉安忠臣士节方面，他们则上溯至唐代的颜真卿（709—785），标举杨邦乂（1086—1129）、文天祥（1236—1282）等人的忠义典范，并盛赞吉安所出的卓然名臣、立忠谏死难之节的人数，甲于海内。至于吉安学术文化，则特别推崇欧阳修（1007—1072）对学术文化开拓之功，[35]并特意标出吉安的理学传统，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阳明学在吉安独盛的情形。尽管阳明学流行的年代相当晚近，王时槐等人仍然认为它是吉安人文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项，且特别说明吉安文化传统不仅有欧阳修以降的文学传统，颜真卿、杨邦乂、文天祥的忠义典范，和杨士奇（1365—1444）、解缙（1369—1415）、彭时（1416—1475）等人的伟大宦迹，更有邹守益、罗洪先等，承王阳明而传衍性命之学。[36]今天当我们翻阅王时槐等编纂的《吉安府志》，绝对不会忽略一个印象：此地阳明学极兴盛，学者辈出，少有他地可相比。这一方面固然反映江右理学盛况的一些实情，另一方面当然与编纂者有关，像王时槐、刘元卿这样献身理学实践的学者所编纂的方志，对于理学的记载必当有着力的经营。我们可以说，若不是通过他们的搜集、整理和阐明的努力，我们今日恐怕不会如此鲜明而自然地“看清”阳明学与吉安地区的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说，雅正崇高的学术、救时行道的事迹、犯颜敢谏的高节，是王时槐等修纂的《吉安府志》所欲标榜的江右文化传统。标榜的方法则是列举先贤事迹为证，即透过书写乡里先正先贤的事迹，具体表彰了他们所欲提倡的价值，此亦即教化内涵之所指，也为乡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当人们对乡里先正先贤所活出的典范与所秉持的价值信念，起了认同之情，他们对此典范的效习，以及延续此传统的使命感，也同时被唤起。其实类似的书写手法，在其他文类中也随处可见，例如，邹元标在《仁文会约序》中同样不厌其烦地一一点名标举吉水县前哲们风范：

吾邑在宋元班班史册者不暇悉数，沈修隐约若刘南甫、胡敬之、罗融斋、王充耘、张道山、周以立诸先辈，羽翼斯道，功在六经。我明如卧庐刘先生，学遵考亭，一第即隐君求志；谷平李先生，学在存诚，官中丞，淡若寒素慎独；侍御袁先生、经历兼素张先生，笃信正学，壁立万仞……参知东川罗先生，谠论在朝，言行慥慥；近太史文恭罗先生，学主归静，深修密证。他若以儒行着闻者，如解观我刘章江、杨玉斋、张兼素、郎中夏贞斋、贰府周七泉、明府尹求庵、文学赵子良诸先辈几数十人。[37]

前哲虽远，周行犹在，通过文字所建构的历史传承、所标举的吉水精神，让先贤们的典范，成为对吉水士子们深沉而迫切的召唤，延续发扬吉水优秀传统的责任，就如此地传递下去。而最明显的例子恐怕是青原山的回忆，晚明江右理学家们总是重复诉说着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大儒，与九邑俊士共聚青原山讲学的辉煌事迹。例如，王时槐：

吾郡自正嘉以来，先觉如邹文庄、罗文恭诸公，一时以圣贤正学倡于乡，士类多所兴起，海内至评吾郡为东南邹鲁，可谓盛矣。先觉日远、正学渐湮，诚虑人材风俗浸以颓敝，足为隐忧。[38]

这类叙述在晚明真是不胜枚举。尽管青原山讲学的盛况发生于16世纪30—40年代，其间也不乏文字的记录，但还是必须等到晚明，在大量召唤书写青原会回忆的文字中，它才真正被清楚镶嵌进入江右理学传统的文本中，展现出它最清晰的历史面貌，与重要的历史地位。

（2）倡导地方讲会

在《吉安府志》的编辑中，王时槐和刘元卿将阳明学书写成吉安文化传统的重要特色之一；在现实的生命中，他们两人都是全心投入地方阳明讲学的学术领袖。在第三章中，已详细介绍了阳明讲会在吉安府的发展历史，也包含了王时槐和刘元卿两人对地方讲会的贡献，故此处不再赘述，仅简单勾勒出两人对江右讲学活动的重要贡献。

王时槐和刘元卿都是安福人，都属于阳明第二代门人，虽然两个人在学问风格上差异颇大，王时槐超悟圆融，刘元卿朴拙务实，不过他们对于地方讲学和教化的努力，态度颇接近。两人在编纂地方志的工作上，也携手合作。1571年，王时槐以五十之龄致仕返乡，正好适时担负起重振江右讲会的重责大任，他与陈嘉谟所倡导的西原惜阴会，以及青原山的讲学活动，成为晚明江右讲学的重镇，他本人也成为晚明江右理学最重要的学术领袖。

至于刘元卿，虽然无论就学说内涵、个人名气或学术影响力，他都无法与王时槐相提并论，不过他对于晚明江右讲学的提倡、对江右学风的坚持，仍有极大的贡献。刘元卿小王时槐二十二岁，在受到邹德涵讲学的兴发后，决心投入理学的研习和讲会活动。他曾于1593年，以荐举出任礼部主事，得以在京师与焦竑、耿定力（生于1541）等人共同讲学，开阔视野。在短暂的仕途后，刘元卿回到家乡致力讲学活动，成为安福西里一带最重要的讲学领袖。由于他的努力，复礼书院、识仁书院、中道会馆讲所先后兴建，地方家族性质的讲会活动也更加兴盛。

讲会的举行、书院的修建和祠祀之再举，当然是塑造和延续传统的重要媒介。我们知道，传统并不只是透过文字和话语来传承，作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更是通过仪式性的活动和身体实践来传承。[39]王阳明去世之后，在各地兴起阳明学的讲会，讲会中多半举行对王阳明的祭祀，而成功的讲会也会更进一步促成修建书院和祠祀。这些举动不仅传承、发扬了阳明良知学，也具体彰显了阳明学在社会上的行动力与能见度。到了晚明，离王阳明辞世已逾半个世纪，阳明及身弟子多已离世，不少风光一时的讲会都已中辍停摆，此时江右地区能够成功地交棒新一代的领袖，再兴讲会活动，对于阳明学能够成为江右传统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新世代的讲会和祠祀，透过祭祀的对象、祭祀的行动，以及通过无数追忆的文字和仿效的动作，进一步将阳明学与江右先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共同镶嵌入江右的传统中。例如，早期的讲会和书院仅祭祀王阳明，但随着年代更移，到了晚明的复古书院、复真书院、青原山会馆，祭祀的对象都扩大到与地域以及阳明学传承有密切关系的江右先贤们，[40]因此可以说：透过祠祀活动，阳明学在江右的传承系谱，及其与江右地区的密切关系，更清楚地被呈现、被建构出来。

另外，晚明新一波讲学活动的再兴，也不仅只是延续着前辈学者的活动，使之不中断而已，其实通过他们有意识地欲效法、传承前辈的言行，邹守益一辈的学者对江右的贡献，才更坚实而清晰地获得历史定位。青原会中江右精英齐聚一堂、致力圣学的荣景，也因着一再被追忆，而成为讲学历史的黄金时代，成为后代讲学者模效的典范。我们固然看到前辈对后辈的启迪、教导与传递，但也同时看到后辈学者的行动和言论，赋予前行事件的历史意义。

如果我们将晚明江右讲学与其他地区略做比较，更可以清楚看出，江右讲会活动与阐扬江右传统的密切关系。从第三、第四、第五章所论吉安府、宁国府和浙中地区的阳明讲会历史，我们会发现，从16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早期，当时江右王时槐和刘元卿等人，仍持续带动地方上的讲会活动，仍保有相当影响力。相对地，宁国府的讲会活动显然因缺乏足以凝聚、号召一地的大学者而快速消沉。浙中地区虽有周汝登等人的提倡，但阳明讲会亦仅是众多文人活动中的一环，更招致许多严厉的批判。

就学说内涵而言，宁国府的学者虽深受王畿的启迪，但他们面对王畿学说饱受批判之压力，他们也承认王畿的学说是需要被适度修正的，至少需要被小心引用，故他们以折中的态度来响应批判。浙中地区，周汝登继王畿之后欲再展开的讲学活动，更是饱受讥评，其学说虽有一定影响力，却无法成为当时浙中学术的代表。因此，在学说内涵上，他们处于防守的态势，也无法诉诸本地的学术传统来诠释、捍卫自己的学说信念。比较而言，无论就学术领袖在聚集讲学活动的效果，或就凝聚学术思想共识的方面，江右都比宁国府或浙中地区更具统合性，他们的学说内涵更具江右一地学术传承的色彩，而发言的方式也更强调地方的传统。

综上所论，晚明之际，当江右士人深切感受到江左文化强劲的威力和冲击时，他们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位势也产生了危机意识，但同时江右过去的成就和文化遗产，又仍足以支撑他们的自信，且激动他们去批判、抗拒江左学风的言论。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晚明的江右阳明学者，比前辈们更鲜明地阐发了江右传统的精神样貌。透过对王时槐和刘元卿的考察，我们看见他们如何以讲学的行动来阐扬、延续，并开创出江右阳明学的传统；又借着编纂地方历史，标举出江右文人文化的精髓，即质淳民风、忠臣气节、阳明学。这样的文化传统，不仅帮助凝聚对本地的共识，也成为他们有意识抗拒江左学风的凭借。在晚明许多理学家的书写中，属于江右的传统屡屡被追溯复诉，江右先贤们的事迹一一被召唤，就某个意义而言，江右传统实在是通过这批晚明学者的活动与文字，才更清晰地被建构出来。